摘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系列重要论断、重要思想、重要战略不仅体现了当今世界生态文明发展的新趋势，而且具有深厚的道德价值和伦理旨归。其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伦理价值观; 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包含着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目的观; 其严格的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靠保障的主张体现了严密法治的制度伦理观; 其环境改善需要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看法反映了普惠性的环境正义观。
关键词: 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 伦理旨归; 道德价值
生态文明是一种基于环境价值观的全新的文化形式和文明形态。一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直面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总结历史经验，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深刻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他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重要思想、重要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当今世界生态文明思想的新高度、新方向。他的生态文明思想包含了深刻的价值追求和伦理意蕴，如其所说: “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我们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扎根，就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1]( p48)
一、人民至上的伦理价值观: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
长期以来，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存在着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两大思想流派。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利益是各种研究和实践的驱动力，生态伦理学也应将人类利益看成是自己的中心; 自然中心论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自然利益为研究旨归。无论是人类中心论视自然为人类的工具、追求人的利益至上主张，还是自然中心论视自然价值为固有、忽视对人类利益关照的思想，都走向了一种极端。习近平宣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生态文明建设要把以人为本的民生情怀融入全过程，这体现了他的人民至上的伦理追求。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习近平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在环境保护上，一要克服人类中心论把环境资源仅仅当作为人而存在的工具价值思想。长期以来，自然资源被视为只在对人类有价值时才有存在的价值。二要克服自然中心论“返璞归真”，藐视人类抬高自然的思想。自然中心论矫枉过正把人类看作为自然而存在的物种。习近平肯定环境自然的重要价值，把它们看成一种“生命共同体”: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2]( p172) 这种共同体意识是对自然价值的高度肯定。如何看待人类对于自身所处外部世界直接影响人们的认识，而是否承认和重视自然自身的价值，决定着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价值判断、道德追求和行为方式。而过去，人类中心论者认为人类是世界的最高主宰，是道德的唯一主体或唯一对象，人只有战胜自然界才能生存和发展; 自然中心论者又走向其对立，把地球进化之最美花朵的人类说成是自然的最大破坏者，认为人类不能也不该驾驭自然，自然可以无需人类的冷暖而独立存在。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习近平同志高屋建瓴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保持这个生命有机整体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和谐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性。“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可以说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必然会不断凸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环境问题往往最容易引发群众的不满，弄得不好也往往最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2]( p168) 在习近平看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但是一个民生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价值导向问题，从国家角度看，这就是一个政府的伦理目标追求。习近平指出: “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 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3]( p103)
全面小康必然包括生态保护。“四个全面”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追求的阶段性目标。在这个追求过程中，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习近平洞见于此，明确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全面’。” 这个“全面”就包括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需求，而“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突出短板”。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4]( p830 - 831) 易言之，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然内容、建设重点，也是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唯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确保全面小康不逊色、不掉分、不落伍，才能真正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但一段时间以来，经济 GDP 唯上论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加剧资源消化、环境恶化、生态退化。从伦理上看，这是无视生态道德的恶果，是缺失环境意识的代价。习近平深刻地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羡慕我们的地方。同时必须看到，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5]( p209) “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2]( p26 - 27) 这不仅说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过去的经济成绩有理性的认识，而且也证明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具有强烈的生态伦理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6]( p208) 这种态度和责任是一种生态伦理意识，这种决心和对策是一种生态伦理行动。
二、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目的观: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在基本立场、理论诉求、实践路径上都大相径庭，而在目标期望上却异常接近，都希冀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之后颇受各方好评的原因所在。
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把人和自然看作“生命共同体”是一个重要论断，体现了浓郁的尊重生命的生态价值观。它首先重视人与自然的双重价值，而不是简单地偏向于某个单方面价值，即人的价值体现在人对自然存在着绝对的依赖性，而自然在人诞生后绝对地构成人的意义性; 其次它反映了人是自然的直接组成部分并对生态资源的客观需要和价值认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7]( p196)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再次，它表明了自然对于人而言，既是一种关系又是一种价值。大自然承载了多样性价值，人与自然处在“多样性”的价值关系中。著名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在其名著《哲学走向荒野》《环境伦理学》中均试图证明这种观点，认为价值既是主观的、精神的即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又是实存的、物质的即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和客体自为的存在。人们只有确立这种把人和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意识，才能在内心认识到生态伦理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更是一种绿色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绿色生活等切实的道德活动。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我们要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伦理思想为指引，自觉打造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自然资源支撑体系，自觉担负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以自己的伦理自觉、道德智慧和理性行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环境就是生产力。在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的三要素包括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所谓劳动对象并不直接是指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传统经济学总是假定自然资源是不变量、是无限的，在生产力中，活跃的只是劳动力和劳动工具。因此，生产力的进步取决于活跃的因素，跟劳动对象是无关的。事实上，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被动的、取之不尽的。没有自然资源，人类谈何生产力? 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矛盾统一体。习近平指出: “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6]( p209) 这就透彻地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有机、动态、良性关系: 经济繁荣与环境保护是一体不二的关系，即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于环境资源，而保护环境必须依赖于经济发展。同时，从动态看，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生态环境应该是发展的第一基础、第一前提，没有这个基础和前提，发展就是空中楼阁，只有保护、改善了环境，才能维护、提升生产力。短期地看，环境资源不直接等同于生产力，因为拥有丰富的环境资源不会直接拥有先进的生产力; 长远来说，没有环境资源是无法论及持续的、长久的生产力，因为人类的任何生产力必须奠基于自然资源的长期供应。习近平的这个讲话突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窠臼，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思想。他把自然资源看成是生产力的活跃要素，实际上提出了“生态生产力”这个全新概念，为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科学的经济学基础。
为此，习近平强调: “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1]( p186) “两座山论”是习近平关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一个生动比喻，他形象地道出了二者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体现了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历史地看，这二者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青山绿水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这是缺乏生态伦理理念的时期，人们不惜以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 第二个阶段开始既要金山银山，又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是环境意识逐步提高的时期，人们意识到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等重要，这是生态伦理萌芽阶段; 第三个阶段则是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有机统一，人们认识到青山绿水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这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时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再是矛盾的，相反，只有保护环境，保有资源，人类社会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在这里，生态伦理思想得到了深化和实践，从伦理学角度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是你死我活的僵化关系，只有经济发展才能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而经济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支撑，而且人类是自然之子，因而，只有保护环境才能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因此，习近平强调指出: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5]( p395)
生态文明的生命在于可持续发展。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之后繁衍不息，并以空前智慧和汗水创造了诸多文明，但是很多文明并没有持续生存力，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对此，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 “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 p26 - 27) 这是对世界历史各种文明沉浮的深刻总结。恩格斯在总结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消失的教训时深刻地分析道，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 我们统治自然界我们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8]( p560) 习近平根据恩格斯的以上论述指出: “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自然上走弯路。”[5]( p394) 的确，人类不断在创造属于人的文明，也要不断创造既属于人也属于自然的文明，这样才能保证人类长久地生存和发展，而这首先取决于人们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决于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取决于人们能否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
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习近平在反思人类的发展道路时指出: 二战后国际社会盛行的是增长第一的发展观。“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人类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但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9]( p19) 在地球村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既影响到世界的绿色发展，也受到国际环境保护的影响，因而，“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1]( p13) 与某些大国弃国际环境责任不顾，倡导自我优先不同，中国始终重视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责任，铭记生态保护的国际伦理。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0 年年会开幕式演讲中就鲜明指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将“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具有亚洲特色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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