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草地资源和草原民族及其生产生活方式是草原文化传承的条件。人居—畜群—草地三者之间共生共存的动态平衡关系是草原生态系统平衡及变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使传统草原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草原文化传承和草地资源保护出现一系列问题和困难，只有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将地方文化与科学相结合的放牧机制，建立现代畜牧业生产方式，健全和完善牧区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科学有效地促进草原文化传承和草地资源保护。
关 键 词: 草原文化传承; 遗传基因; 草地资源保护
一、关于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指各草原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在草原生态系统循环往复并经过草原民族长期生产活动的积淀而形成的特有文化。它的价值观、审美观、宗教信仰、道德情操、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及军事等，是我们人类社会共有的文化形态之一[1]。草原文化以游牧文化为主体，融合相关农业文化元素而形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源流和组成部分。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起源与组成部分。依照自然地理特点、历史特点和民族文化特点三条基本标准，将中国草原文化分为三个文化区域: ( 1) 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蒙古高原型草原文化，其地理区域分布于亚洲北部，大体上为大兴安岭以西，长城和祁连山以北，阿尔泰山脉以东，西伯利亚以南的广大地区。 ( 2) 以藏族为主体的青藏高原型草原文化，其地理区域大体范围是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横断山以西等广阔的地区。它包括了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全部，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四川和云南的一部分。( 3) 以哈萨克族为主体 ( 包括塔吉克、柯尔克孜族) 以新疆为核心地区的广大山地—荒漠型草原及山地—绿洲—荒漠型半农半牧型草原文化，其地理区域由南疆和北疆的山地—绿洲—荒漠复合系统构成[2]。
草原文化有两个显著特征: 自然性和民族性，这两个特征是基于草原生态系统这一特定的气候和地理环境资源中游牧民族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需要而自发地创造出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知识体系。草原文化的自然性突出表现在“逐水草而居”的完全遵循自然规律而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样的方式进而形成了特殊的草原文化。这种文化包含了对天、对地、对山、对水、对火、对一切生物的敬畏，如祭 “敖包”，对敖包的崇拜，就是禁止牧民在敖包附近捕鱼、打猎、伐木的生产行为。任何人、任何时候从敖包旁边经过时，一定要下马绕敖包转三圈对敖包祭完后方能前进，这种强制性习俗使草原人从小到大形成习惯，这种习惯又形成了草原人生产生活中一代又一代遵守的行为准则，这客观上展现出草原自然属性存在对草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从而保障了草地资源及其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也进一步实现了草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特定的自然环境，草原民族形成了一套独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与农耕文化有着显著差异，草原民族创造的草原文化正是印证了天人合一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才使得大草原上的这一古老优秀的文化得以延续至今。这也突出反映出草原文化的民族性特征。然而随着生态危机日益威胁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人定胜天”思维下盲目改造大自然的恶果，而历史发展到今天，看着滚滚人流在不同季节从不同的方向源源不断奔向大草原呼吸新鲜空气、领略大草原的辽阔胸怀和朝拜大草原的赐予和魅力的时候，古老的草原文化愈发显示出她坚守的可贵与难得，其特性也愈发显示出科学性与合理性。
草原文化是游牧与多元文化的混合统一体。从文化的起源和赖以存在及发展的社会条件上看，建立在游牧方式上的游牧文化和创造游牧文化的游牧民族是草原文化的根源和本质，是草原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性标志。从历史特点看，在各种文化形态中，只有游牧和游牧民族对草原文化的存在和影响力是持久的、永远不变的，诸如草原民族匈奴、突厥、鲜卑族、蒙古族、满族等等，都是作为游牧民族的代表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同样我们看到，游牧民族的独立性终结或逐步被弱化，其游牧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也被弱化甚至终结。但游牧民族的独立性及其游牧文化还是完整地遗传下来。即使受到近现代以来社会制度、人口、工业化等方面巨变而产生的种种侵扰和蚕食，草原文化的生命力仍在延续并将长期存在，游牧文化在草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不会被改变。草原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将与现代文化一起融合发展。
二、草原文化的传承传
承字面概念是传授和继承。草原文化传承就是把各草原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价值观、审美观、宗教信仰、道德情操、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及军事等草原文化通过教育、生产、制度措施传授和继承下去。草原文化的传承包括两方面，一是草原文化本身的传承，二是草原文化存在基因的传承，这两者得以传承的前提就是草地资源和草原民族的存在。因为离开了草地资源的文化形态就不是草原文化; 而离开了草原民族，就失去了创造草原文化的主体，草原文化就失去了传承者和草原文化的创新者。而离开了放牧这种草原民族生产生活方式，草原文化就失去了存在基因。根据任继周先生提出的生态系统耦合理论，2 个或 2 个以上性质相近似的生态系统具有相互亲和的趋势，当条件成熟时它们可以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更高一级的结构功能体。这种耦合可以运用到自然或经济社会中 2 个或 2 个以上具有因果关系的系统[3]。而草原生态系统平衡就具体表现为放牧及放牧单元的存在，即人居—畜群—草地之间的动态平衡得以可持续发展。
放牧为草原文化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原动力，是草原文化存在基因的载体。放牧的本质含义: 放即是牧民，牧就是牧羊( 家畜) ，放牧即是在草原上牧民牧羊。因此，草原文化的遗传基因即放牧。而放牧的存在基础是放牧单元，放牧单元( 即草原放牧系统) 包含三个层次系统: 即草原植物与土地耦合构成的草地系统; 草地和草食动物构成的草畜系统; 草畜与人构成的人草畜系统。在人类介入草地系统之前，草地、畜群各自层次系统在内在能流的驱使下通过自组织过程来保持其生态系统稳定，形成相对稳定的能流、信息流和物质流状态的超循环，这种超循环同时与其他两个层次系统的超循环进行能量流动，形成系统组分之间的功能互补，构成新的草原生态系统耦合[3]。放牧单元作为草原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其能流模式就是它存在的前提。亦即满足三者“共生”的能流时空需求。因此，放牧单元的存在必须具备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特性要求。即放牧单元三个层次的系统耦合必须是空间—时间型的系统耦合[4]。因为，加入人的要素后，草原被赋予了生产性任务，这使得草原生态系统不同层次的系统耦合在空间和时间上难于分割。根据时间维度的不同，草原根据牧草生长季节的差别，将牧区划分为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牧场。牧民可根据不同的季节在不同的牧场放牧牛羊。转场就是草原牧民生产生活的一个主要特色。由于干旱、鼠害、过度放牧等自然及人为原因，草原退化、沙化严重，随着对草原自然规律的不断认识，人们开始制订科学利用草原的政策制度，逐步恢复草原自然生态平衡，并有计划地划区轮牧、改良草原和建立人工饲草饲料基地，使草原生态系统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状态。
三个层次系统具体表现为人居—畜群—草地三者之间共生共存的动态平衡关系，其中草地资源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所在，而畜群则是人类实现草地资源管理的中介。第一是草地系统。草原植物的产生需要与一定条件的光、热、水、土壤、微量元素等因素耦合构成的草地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是天然的自然系统，是随着地理、大气环境变化周而复始的自然存在。草地系统的核心是草地资源。在人类干预下，出现草地资源的破坏和恢复以及人工草地。此部分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内容，不是本研究重点，仅为提示性说明。第二是草地和草食动物构成的草畜系统。即草地资源与草食动物的共生共存系统。草地资源与草食动物的共生共存系统是草地—草食动物构成的牧食系统。这一层次系统是草地—草食动物天然的自然存在，在无人类参与前，这一层次系统在独立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自行运行着。这一层次系统包含由草类植物和土壤耦合构成的草地与草食动物形成的草畜系统。草畜系统是通过各系统的自组织过程来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放牧存在的前提条件是草地自然资源的存在，而草地自然资源的存在及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通过人与动物即牧民对畜群的合理管理来维护和实现草地自然资源的存在和发展。因此，草食动物即畜群在放牧活动中就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实践证明，放牧过程中，牲畜的采食行为促进草地牧草的分蘖，同时，牲畜的粪便排泄，为草地提供了养料，更重要的是在放牧的过程中，通过不断踩踏实现粪便和草种入土，有利于草地资源的可持续生长和发展。第三是草畜与人构成的人草畜系统。即草地资源、草食动物( 家畜) 与人的共生共存系统。这个层次因人类的参与打破了原有草畜系统，在原有草畜系统之上，增加了人的要素和被驯养的家畜，形成了新的人草畜系统即人居—草地—家畜的共生共存系统。这个系统中，必须同时满足三者各自的特殊需要，亦即满足三者“共生共存”的能流时空需求。满足人居—草地—家畜的共生共存系统各要素因子生存空间的需求，即人居、草地和家畜在同一季节里对应能够连续满足人居、家畜都需要的相应的草地、饲料补充场地。牧民会根据长期形成的实践经验以及对气候差异条件和不同草地类型状况的判断，决定放牧畜群的类型来实现草地资源优化利用和利益最大化
放牧单元中人即牧民是最为核心、最活跃的因素。因为牧民有认知能力，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够通过相互交流、口口相传积累放牧的经验和总结草地资源和畜群的自然知识和管理经验，从而实现对草地资源和畜群发展的科学指导。因此，人即牧民处于草地资源、草食动物( 家畜) 与人的三者共生共存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在维系草畜平衡关系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草原牧民们根据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的不同选择了适宜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了自身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和发展资料的获取。为了实现自身生存，牧民们懂得了保护草地资源和环境就是保护自身的生存，因此采取了遵循自然规律，适应自然环境，保护草地资源，从而实现了人与草地、人与畜群、畜群与草地之间的平衡关系，最终实现了人、畜群、草地各自的需求与发展。在长期的游牧过程中，牧民们逐渐由适应草原环境和草原生态自然规律，转化为认识自然规律、总结规律到掌握规律来促进生产和生活，满足自身需要。牧民们生产中总结出了如“夏季放山蚊蝇少，秋季放坡草籽饱，冬季放弯风雪小”; 如“冬不吃夏草，夏不吃冬草”[5]，这些生产经验一方面充分保护不同季节的草地资源，另一方面牧民自身食物的获得和交易产品的产出及储备得到合理的分配和安排。通过在放牧中总结的经验，保护了放牧单元中草地资源的可持续生长和发展，保障了草原文化存在的生产方式即放牧的基础资源草地资源的存在。在整个放牧过程中，牧民既是放牧及放牧单元的参与者，更重要的是管理者，即遵循自然规律实现自身需求满足的同时，还要实现放牧单元的各个要素的可持续发展。
草原先民最早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是“逐水草而居”，这里的“逐”是指根据自然规律实现自己的生产生活目的，而最早期的“逐水草”准确地讲是牧民自然地跟着牛羊群移动，原因是牛羊群动物的嗅觉天然的具备寻找草地和水源的生物学本能，长期发展下去，就使得牧民在牛羊群的运动和季节变化之间发现了规律，以及草场在季节变化中的规律。在早期游牧的过程中，牧民不断地总结对草地、畜群和人类自身行为的认识，为草原文化的创造、发展和传承做出了贡献。
三、我国草原文化传承的现实问题
( 一) 草原畜牧业经济地位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尤其是肉蛋奶在人们日常饮食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高，畜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2015 年全国肉类产量达到 8625 万吨，禽蛋产量 2999. 2 万吨，牛奶产量 3754. 7 万吨，肉蛋奶的总产量已经连续 26 年居世界第一。在这一发展的巨大成就里，草地畜牧业虽然也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在发展速度和总量结构中，草地畜牧业产值的比重日益下降，农耕区畜牧业发展迅猛其经济地位不仅取代了草地畜牧业，其产值已经远远超过了草地畜牧业。农林牧渔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27. 9% 下降到 2015 年的 9. 2% 。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而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14. 98% 增加到 2015 年的 27. 81% ，比重增加了12. 83 个百分点，牧业产值达到 2. 978 万亿元，增速在 2007 年达到历史峰值 33. 44% 后开始下降。我国草原面积约 60 亿亩，草原牧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宁夏、甘肃 6 个省区。2015 年，6 省区的牧业产值仅占全国牧业产值的 4. 31% ，占全国农林牧渔业产值的 1. 2% 。相比农耕区畜牧业，草原畜牧业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很低，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生态价值上。
( 二) 传统农牧结合—种养结合为特色的草原文化格局被改变
在一个区域或民族内一旦形成特种文化，这种文化就像宗教一样对这个区域内的人们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观。草原文化就具有这样的特质。如人们相信鬼魂、神灵，相信来生等。千百年来草原民族创造的草原文化使人们祖祖辈辈信守人畜守恒的规则，敬畏山、敬畏水、敬畏草地、敬畏大自然从而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平衡状态。草地资源、草食动物( 家畜) 与人的共生共存系统使草原生态系统及各个子系统都参与循环并维持一个均衡状态。但从 1949 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分散养殖为特征的传统畜牧业迅速向集约化、工厂化、规模化、产业化转变，传统的种养结合方式被打破，现代农业使得种植业生产方式和养殖业生产方式独立运行，种植业和养殖业被分割开来，最典型的特征是千百年来畜禽粪便始终参与农业循环并成为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养料肥力来源被化肥替代了，畜禽粪便反而成了主要污染源。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和消费国。 2015 年化肥施用量达到 6022. 6 万吨，占到世界总施用量的近 1 /3，单位面积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3. 7 倍。而另一方面，我国每年畜禽粪便产生量约为 17. 3 × 108 t，畜禽粪便中含有的氮磷分别是 1. 60 × 107 t 和 3. 63 × 106 t，相当于中国同期使用化肥量的 78. 9% 和 57. 4%[6]。但农牧种养结合被分割后，这些数量巨大的畜禽粪便未能通过有效的途径参与农业养分循环，反而以污染源的形式，对我国水体、土壤、空气等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目前政府不得不投入巨额资金治理这些污染。现代农业、畜牧业专业化的道路，使农牧结合—种养结合这种延续几千年的牧业文化就此被彻底改变。
( 三) 草原景观格局被破
坏数千年来草原的发展及演化，使草原景观成为草原文化及遗产存在的基础和条件。严密而高效的传统草地畜牧业生产技术和草地资源管理系统在与更具比较优势和侵略性的农耕文化竞争中被陵夷、弱化，突出表现在草原传统畜牧业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出现新的变化，且随着社会发展这些传统技术和方式大多没有能够实现文化传承及可持续发展利用; 草原承包、舍饲养殖、禁牧还草、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被牧民普遍接受，而传统草畜优良品种传承和保护处在非常不利的境地; 传统草地资源管理系统及制度对现代农牧业发展的传承与引导作用已经不重要了; 与游牧生活息息相关的草原传统信仰被逐步淡化，且这些信仰对当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影响无足轻重，而与之相关的传统仪式、传统节日、民间文学、表演艺术等传承载体被形式化、格式化; 超载过牧等人为因素是导致草原退化、沙化的重要原因。传统草原自然系统所维系的生态平衡和景观自然性、生物多样性被彻底打破，导致草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双重危机。
( 四) 草原部分家畜品种资源正在消失
家畜品种是草原畜牧业文化及其遗产的典型代表之一。人、家畜和草地是草原文化“三位一体”草地体系不可或缺的主体之一。野生动物被驯化成家畜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草原民族驯化—选择—淘汰—再驯化—再选择，使家畜既适应草原生态自然环境，又适应了草原畜牧业生产，这种适应和经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双向选择的成果———家畜，是草原文明的标志之一。有关研究资料表明，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需求的增长，人们长期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导致了单纯追求畜禽产品的数量，人为地利用高产品种，舍弃低产品种，轻视对草原传统禽畜遗传资源的保护。近 20 年来，中国已有 10 多个畜禽品种绝迹，20 多个品种濒危，百余个品种数量急剧下降，给草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造成了严重损害。
草原家畜品种具有天然的规律性、适应性。家畜既是畜牧业的生产资料，又是产品，需要活性保护，其基因具有很高的价值。但由于草原景观格局被破坏，游牧的放弃，同时，为了经济产出，普遍推行的养殖标准化、产业化、工厂化，引入外源家畜，为降低成本而淘汰了产出少、效益低的原生家畜，导致草原牧区的原生家畜品种单一化、模式化，原生家畜原种、原原品种严重流失。
中国草原文化传承与草地资源保护相关期刊推荐：《草原与草业》(原：内蒙古草业)(季刊)创刊于1987年，是由内蒙古草原学会;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工作站主办;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主管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农业学术期刊。主要任务是宣传和推广内蒙古草地和牧草科研成果。交流草地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的经验。普及草地和牧草科学知识。报导国内外草地畜牧业生产发展和科学研究动态，推动自治区草业发展，为内蒙古草业和实现畜牧业现代化服务，是反映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建设和治理开发唯一的刊物之一。有想投稿的，可以咨询在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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