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军旅生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生经历会如何影响个体的创业行为呢?文章基于CLDS2016数据，通过多元Logit回归、稀有事件偏差调整、分类讨论等方法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军经历能显著促进机会型创业，但对生存型创业有负向影响，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根据是否受过高等教育进行分组，从军经历始终对生存型创业有抑制作用，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作用仅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样本中存在;就性别而言，从军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效应仅在男性样本中显著。文章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思路提供了新的有益借鉴。
[关键词]从军经历;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
一、引言
中国每年都有数十万的军人光荣退役，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数量庞大的退役军人的就业问题成为一项严峻的社会任务。为此，国家专门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来统筹解决退役军人的就业难题。退役军人事务部特别强调要使用好、发挥好退役军人的稀缺性人力资源，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就业与创业相结合的安置方式。退伍军人创业不仅有助于解决众多复员官兵的安置问题，同时也能为我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张建华[1]在《向解放军学习》一书中曾提到过：营业额在中国排名前500位的企业中，有军人背景的总裁、副总裁占40%之多。在工商业界，“军队是最好的商学院”的说法也广为流传[2]。许多商界精英如柳传志、任正非、任志强、孙广信等都有过从军经历，这些人也曾多次在演讲与采访中提及部队经历对自己创立企业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从军经历对个人性格特质的塑造在商业环境中能发挥巨大作用[3]。
理论方面，已有不少学者证实人格特质是影响个体创业动机的关键要素[4-6]。Kirzner[7]认为，成功的创业者往往拥有普通人不具备的意志、决心、素质。首先，相比于非创业者，创业者具有更高的成就需求[8-9]，对获得成功有着强烈的欲望[10]。他们不轻易满足现状，并有着超乎常人的意志与毅力。其次，冒险倾向被认为是创业者特质的核心维度。创业活动是一项具有高风险与高收益的冒险活动，创业者需要承担以固定价格买入商品但要以不确定价格卖出商品的风险[11]，具有风险承担倾向被认为是创业者的首要标志[12]。再次，外向性也是创业者必备的人格特质[13]。与其他群体相比，创业者更乐于与他人打交道，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因此对内能够组建团结的创业队伍，对外能与商业伙伴维持合作关系[14]。最后，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宝贵的无形资产，能够帮助创业者赢得消费者与合作者的信任，也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品牌效应，这往往需要创业者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和诚实守信等优秀品质[15]。
参军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生经历，对个体性格品质的塑造有着持久的影响[16-17]。一方面，军队是一个较封闭的组织，其密集的训练、严格的纪律以及宣扬的牺牲精神等都对军人具有强大的塑造性[18]。另一方面，参军者多是在17～18岁进入部队，这一年龄正是他们价值观形成和发育的阶段，军营的价值体系对他们性格、心理的塑造会产生长远影响。从军经历对个人性格特质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军队向来崇尚荣誉，军营文化造就了军人“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的特点，军人具有极强的好胜心，一旦确立了目标，军人便会坚持不懈、全力以赴。第二，部队严酷的训练塑造了军人的果敢与魄力，培养了军人自信、爱冒险的精神，与武器的接触也会使军人倾向于通过侵略性方式取得成功[19]。因此退伍军人比普通人更偏好风险[17]。第三，军队强调团队作战，所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发挥出团队的优势。在军队文化的熏陶下，军人更具有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的精神，组织协调能力更优[20]。最后，军营赋予了军人许多诸如诚信、可靠、忠诚、正直等正面形象。有研究表明，与普通高校相比，军校毕业的学生在解决问题上更为传统和踏实，更少采取投机取巧的方式[21]。
由以上分析可知，军人的一般特征均与创业者的个人特质具有高度相似性。那么，一个有趣且值得思考的问题产生了：从军经历对个人性格、品质的塑造是否会影响到个体的创业决策呢?如果会，又是以怎样的作用机制影响到其创业行为呢?鉴于此，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2016)考察了从军经历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尽管在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创业者的个人特质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但从军经历却鲜有研究涉及。本文聚焦于军营文化对个体创业的影响机制，从心理印记视角揭示了创业的一种成因。第二，在研究中详细区分了创业类型、受教育程度、性别因素，验证了在不同条件下从军经历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明确从军经历与创业的关系边界。
二、理论分析
(一)从军经历与生存型创业
全球创业观察报告中曾指出，生存型创业是由于创业者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而从事的创业活动[22]。这种类型的创业大多是个体为了生存而做出的选择，体现了创业者的被动性，并不能体现创业者的能力。并且，生存型创业具有低门槛、低成本、低收益的特点[23]，生存型创业者往往较为保守，甚至会表现出一定的风险厌恶倾向[24]。这些方面与从军经历所塑造的积极进取、偏好风险、勇于承担等个人特征有所偏差，甚至产生了冲突。因此，从军经历对生存型创业的影响可能为负。
(二)从军经历与机会型创业
机会型创业是指为了追求一个商业机会而从事创业的活动。相比于生存型创业者，机会型创业者更关注新的市场机会[23]。Kirzner[25]认为“警觉性”(Alertness)是描述创业者心理特征的一个准确术语，这种“警觉性”能使创业者发现市场上未被利用的机会。市场环境变幻莫测，机会稍纵即逝，能否抓住好的机遇直接关系到机会型创业的成败。因此，有效识别新的市场机会是机会型创业的前提。对于军人来说，他们在机会识别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复杂的训练环境造就了军人对周围环境的高度警觉性，赋予了他们敏锐的洞察力与反应能力，使他们能够准确识别潜在机会，把握市场中的机遇，从而更有可能开辟新市场，实现机会型创业。
其次，机会型创业是通过对新产业的开发实现新市场的开拓，创业者将从事一种全新的产品经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更高，因此需要创业者具有勇于承担风险的精神与能力。军队培养了军人敢于冒险、热爱拼搏的精神风貌，赋予了他们勇敢、自信等优秀品质，增加了他们对解决高风险与高压力问题的自信，使其更能承受意外事件与极端环境[26]。面对机会型创业带来的未知风险，军人通常具有良好的风险承担精神。许多研究证实，军队背景的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常表现出对高风险的偏好，也倾向于进行更多投资提升自身利益[17][27]。
除此之外，机会型创业对资源的需求较高，要求创业者拥有较广阔的社会资源，并能长期与外界维持良好关系[28]。军队特殊的生活环境培养了军人情比金坚的战友情，退伍后的军人依然拥有遍及全国的亲密战友。以战友为基础的社会网络能在创业过程中为他们提供重要的信息渠道、物质资本、技术经验以及情感支持等[29]。另外，即使有些退伍军人不曾在一个部队服役，不曾在同一时间服役，也会因为拥有共同的参军经历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从而拉近彼此距离。中国是典型的“关系型”社会，基于从军经历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扩大了军人的关系网络，也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广阔且质量更高的社会资本，这无疑将有助于其从事机会创业活动。
最后，机会型创业不仅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改善民生，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助推产业结构升级[23]，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往往拥有奉献精神、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更可能从事机会型创业。保家卫国、维护社会安定和谐是军人的责任，军队培养了军人乐于奉献的担当精神，因此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往往更具有社会责任感[20][30]，也更可能从事机会型创业。
基于以上分析，从军经历培养了军人敏锐的机会识别能力，塑造了其乐观自信、敢于冒险、开拓进取的性格特质，赋予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些与机会型创业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此外，从军经历还能为创业者提供丰富的社会资源，满足机会型创业对社会资本的高度需求。因此，从军经历极有可能促进个体从事机会型创业。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样本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2016)，该数据以15～64岁的劳动力为调查对象，包含了劳动力个体、家庭、村居三个层面，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其范围覆盖中国29个省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经过数据清理，共得到3697个有效样本。其中，创业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约为11.28%，机会型创业的样本比例为3.84%，具有从军经历的样本比例为3.27%。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针对研究主题首先对创业者做出定义，再对机会型创业与生存型创业两种创业类型进行识别。在基准回归中，参照宁光杰和段乐乐[31]的做法，按就业身份划分，将雇主和自雇视为创业，务农和雇员视为没有创业。如果创业原因是因为“抓住好的创业机会”或“有好的工作岗位，但创业机会更好”则视为机会型创业，如果选择“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则视为生存型创业。
解释变量。如果样本曾经参过军，则视其具有从军经历。
控制变量。本文主要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个体特征这三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首先，使用家庭年总收入、家庭是否有汽车、是否有养老保险等变量对家庭经济资本进行衡量。社会资本主要由父母是否创业、在本地能向他借5000元的人数以及对本地邻里街坊的信任程度这三个指标加以衡量。此外，健康、受教育程度、性别、婚姻、年龄、政治面貌等个体特征也曾被证实是会影响创业行为的变量，因此对以上变量加以控制。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1。
(三)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与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较小，因此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在全样本中，有过从军经历的个体所占比例约为3.3%，且这一比例在不同创业类型分组中表现出了明显差异。其中，在没有创业的组中为3.4%;在生存型创业组中最低，为0.4%;在机会型创业组中最高，达到5.6%。此外，在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中，机会型创业的样本在多个变量的均值上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优势。(四)模型构建由于创业选择为多值选择，且相互排斥，因此采用多元logit模型进行估计。根据创业层次对被解释变量依次进行赋值：没有创业=0，生存型创业=1，机会型创业=2。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如表4所示，从军经历对不同创业类型的作用机制表现不同。与没有创业的样本相比，从军经历对生存型创业有负向影响(机率比小于1)，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则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机率比大于1)，从军经历使得个体从事机会型创业的机率比是没有创业的2.19倍。这一结果说明，从军经历仅对机会型创业有显著促进作用，对生存型创业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原因主要在于，机会型创业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创业，具有高门槛、高风险、高收益等特征，对个人的能力与魄力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军经历赋予了个体敏锐的洞察力、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善于交际的能力以及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等特质，恰好与机会型创业所需要的个人特质相契合，因此能够激发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但就生存型创业而言，其往往是个人在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情况下迫于生计做出的选择[23]。从军经历与生存型创业呈负相关关系，一方面是由于军旅生活所塑造的个人特质与生存型创业者的性格特征产生了矛盾，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国家的安置政策有关，在有机会进入党政机关、参公单位或通过自主择业进入企业的情况下，个体不太可能从事生存型创业。
就控制变量而言，在经济资本方面，家庭全年总收入、是否有汽车对两种创业类型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养老保险对创业的影响始终为负，这说明参加养老保险减少了后顾之忧，弱化了个体的创业动机。在社会资本方面，父母创业能够为子女积累更多的财富与社会资源，从而能够有效促进其创业，尤其能够促进机会型创业。此外，个体因素中的健康、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户口等因素也对个体的创业行为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指标。由于现有研究对“创业”的概念仍有所争议，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重新对创业样本做出划分。首先，参照叶文平等[32]的做法，按照就业单位划分，将就业单位是私营民营企业、外资合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并且自身为老板的视为创业，否则视为没有创业。其次，在问卷中的“创业过程”板块，专门针对雇主和个体店主询问了“除了这次创业外是否有过其他创业尝试”，针对非雇主、非个体店主则专门询问了“是否曾经尝试创业”，本文根据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情况，对个体当前的就业身份进行了识别。如表5所示，从军经历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始终显著为正，对生存型创业的影响始终为负，证实了前文结论的可靠性。
2.稀有事件偏差调整。在上文的回归结果中，创业的样本较少，其中机会型创业的样本更少，此时在Logit模型中会出现大量“y=0”的情形，这会造成“稀有事件偏差”，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解决这种偏差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使用“偏差估计修正法”。二是使用非对称的“极值分布”得到“补对数-对数模型”[33]。本文将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对模型进行对照检验，因此，在这一部分中将重新定义被解释变量并更换回归策略。
首先将生存型创业赋值为1，不创业赋值为0，再分别使用logit模型、偏差估计修正法以及补对数-对数模型进行估计。再将机会型创业赋值为1，不创业赋值为0，分别进行估计。如表6所示，经过偏差调整，从军经历依然对生存型创业有负向影响，对机会型创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再次证明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五、进一步讨论
样本中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一部分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而是选择当兵，还有一部分人选择考上大学后又去军队深造或是退役后又去攻读了更高的学位。鉴于此，从军经历对不同受教育程度个体的创业决策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由于家庭中男女分工不同，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偏见，从军经历对创业的影响也可能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对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样本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样本、男性样本与女性样本进行了分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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