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独特动机的鲜明特征，通过利用2006—2016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空间维度探究了技术追寻型FDI和市场导向型FDI对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并结合人力资本流动和经济资本流动等指标构建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具有贝叶斯修正效应的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技术追寻型FDI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而市场导向型FDI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关键词: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追寻;市场导向;贝叶斯修正空间杜宾模型
1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热潮的不断高涨，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各经济体互联互通的重要桥梁。《世界投资报告2018》显示，2017年向发展中经济体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为6710亿美元，向亚洲地区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为4760亿美元，并重新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而我国吸引外资高达1310亿美元，仍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吸收外资国。作为企业资源跨国转移的一种主要途径，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溢出效应[1]。现有研究表明，外资进入不仅为我国提供了充足的就业岗位，解决了我国近些年迫在眉睫的“就业难”问题，还带动了我国技术进步以及生产率的提升[2]。此外，高质量的外资还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加快我国工业化的转变进程。然而，也有研究认为我国吸纳巨额外资导致国内竞争加剧，甚至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我国已成为发达国家转移污染产业的“污染避难所”[3]。导致这种研究争议的原因可能是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或者类型进行细分。因此，探讨不同动机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具有显著的研究意义。
2文献评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动机与类型的研究，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当企业仅有所有权优势时，企业可将其所有权进行转让来获取利润;当企业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时，企业可依托现有价值链或建立新的生产经营机构进行出口来获得利润;当企业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时才能进行跨国经营[4]。区位优势实则是企业必须从全球利益出发，将这些优势与国外的自然资源、要素禀赋相结合，充分利用东道国具有的独特优势。这三个要素也说明了企业为何、在何地以及如何建立海外子公司以避免市场经营失败[5-7]。因此，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也被认为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三种动机。此后，不少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和类型进行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为技术密集型[8]和资源密集型[9]。
进一步地，不少学者研究了不同类型FDI对东道国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一部分学者从市场环境中对外贸易视角出发，认为出口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溢出效果远不及国内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10]，甚至会导致产品生产和销售环节发生分离，从而将污染强度较高的生产过程留在中国[11]。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母国和东道国企业对中间品质量要求存在差距，因此出口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水平溢出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促进东道国的技术发展，并且这种促进作用的效果远优于国内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的前向关联效应[12]。另一部分学者从技术视角出发，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更倾向于获取东道国长期积累的先进技术[13]，进而提高母国的技术创新能力[14]。这种技术寻求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欧美及日韩等发达国家极为常见[15]，其获取目标也逐渐由先进技术向独有技术转移[16]。但其获取的技术多集中在产品研发等以生产制造为主的实用性领域。而对绿色技术的获取则很少提及。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重回青山绿水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不同动机视角下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结合工业绿色创新所包含的技术性和市场性的特点，研究技术追寻型FDI和市场导向型FDI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相比以往研究，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突破现有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研究所局限的产业和企业层面，将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扩展至空间层面。不仅测度不同动机FDI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还着重探讨其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二，基于静态和动态权重矩阵，将不同地理位置、人力资本和经济要素分别纳入模型进行研究，不再局限于以往的邻接矩阵，得到的结果更具有可靠性。
3变量与理论模型
3.1被解释变量
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V超效率模型计算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其中，投入指标由R&D经费内部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新产品开发经费、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等四项之和构成;期望产出指标由绿色专利申请数、新产品销售收入构成，非期望产出指标为工业三废排放量(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
3.2解释变量
技术追寻型外商直接投资。本文认为，R&D经费投入是衡量创新的重要指标，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R&D经费投入越多，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追寻动机越强。由此，本文用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与各地区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的比值作为技术追寻型外商直接投资(TFDI)的衡量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并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时效性，2016年用高技术产业外商直接投资R&D经费内部支出与各地区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的比值来衡量。
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本文用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交货值与行业出口交货值的比值作为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MFDI)的衡量指标。
3.3控制变量
环境管制(ER)。用废物治理费与主营成本的比值来衡量我国环境管制力度。
科技扶持(TS)。用一般预算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来衡量科技扶持，并根据主要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将其作为针对技术导向型FDI的控制变量。
非国有化水平(NNL)。用非国有经济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来衡量非国有化水平。并作为针对市场导向型FDI的控制变量，以此来反映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独有的环境中市场导向型FDI的发展情况。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IPPS)。用国家专利统计局对外公布的专利侵权累计立案数与结案数的比例来衡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技术合同成交额(TCT)。技术合同成交额作为绿色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可或缺，因此，本文将技术合同成交额纳入控制变量范畴。
3.4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是从空间区域的整体角度出发分析研究对象空间集聚或空间扩散的现象。近年来诸多学者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对区域经济和区域创新效率等领域进行研究。Geary'sC作为最普遍的测算方法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本文计算的2006—2016年全国技术追寻型FDI和市场导向型FDI的全局Geary'sC见表1。
由表1可知，2006—2016年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技术追寻型FDI、市场导向型FDI的全局Geary指数的结果均显著，这表明其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由此可进一步进行空间关系的分析和探讨。
4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对其进行Wald和LR检验，来研究不同类型FDI对工业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由表2可知，检验结果均支持选择空间杜宾模型，且Hausman检验的结果均拒绝了选择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故本文两个回归方程均采用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贝叶斯修正来进行纠偏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为检验不同动机下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构建了计量模型(1)检验技术追寻型FDI和市场导向型FDI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其中，GIE表示工业绿色创新效率，WGIE表示空间自回归项，TFDI表示技术追寻型外商直接投资，MFDI表示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ER表示环境管制，TS表示科技扶持，NNL表示非国有化水平，IPPS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TCT表示技术合同成交额，α和β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it表示整个回归方程的误差项，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由表2可知，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W×dep.var均在10%以上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滞后项和技术追寻型FDI以及市场导向型FDI的空间交互项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也证实了本文将空间效应纳入FDI投资动机研究系统中是十分有必要的，如若不然，势必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偏误。鉴于空间计量模型的自变量回归系数不能充分反映其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对此需要通过有偏估计将空间效应分解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来精确地反映本地不同类型FDI对本地和邻近地区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由表3的结果可知，在四种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背景下，技术追寻型FDI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总体而言，技术追寻型外商直接投资会抑制所在地区的工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并且负向溢出效应明显。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外资企业在我国为了寻求市场垄断从而获取高额利润，会对其核心技术进行保护，设置一定的技术壁垒。因此虽然我国吸引了大量技术追寻型FDI，但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依然没有积极影响。由于外资大多具备充分的所有权优势，当某地区吸引的技术追寻型FDI增多后，会对其邻近地区的市场产生挤占效应，同时外资所提供的丰富的资金和优越的工作环境会把邻近地区的技术人员从国内企业吸引到外资企业，造成邻近地区的人才流失，进而导致邻近地区的研发动力不足，从而抑制了邻近地区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
与技术追寻型FDI估计系数不同，市场导向型FDI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表明市场导向型FDI会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这是由于市场导向型FDI企业不同于技术追寻型FDI企业，员工福利待遇与国内企业差距较小，技术外溢门槛较低，本土企业可以通过干中学、模仿中学等途径获取外资企业的新方法和新技术。同时技术员工和管理者的流动会带动技术以及先进管理模式和方法由外资企业向国内企业转移。此外，市场导向型FDI聚集地区多为我国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这些地区在进出口贸易税收政策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诸多外资企业在此形成产业集聚的态势并向邻近地区辐射，更有利于带动邻近地区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与静态空间权重矩阵相比，人力资本流动和经济流动所产生的动态空间关联使市场导向型FDI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更强更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证明人力资本和经济流动所形成的动态空间权重矩阵比静态空间权重矩阵捕捉地区间的空间联系能力更强，因此仅通过静态空间权重矩阵进行拟合分析无法更全面地捕捉FDI空间溢出效应内在机制与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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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2006—2016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不同动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绿色创新水平的研究拓展至空间维度，并从技术追寻型FDI和市场导向型FDI两个方面细化研究其对工业绿色创新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结合中国29个省份的人力资本流动和经济流动指标，以静态和动态空间权重矩阵相结合的方式设置基于贝叶斯修正的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不同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绿色创新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研究结论:一是技术追寻型FDI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负，表明技术追寻型FDI在中国存在技术保护壁垒，同时对本土市场和人才存在一定的挤占和掠夺效应;二是市场导向型FDI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表明市场导向型FDI的存在为中国提供了“干中学”以及“模仿中学”的机会。
政策建议:在引进技术追寻型FDI的过程中应适当增加附加条款，引导外资对先进的技术和专利适当进行转让，并作为允许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前提，而不是盲目引进外资或对外资形成的技术壁垒和市场侵夺视而不见;应加强外资与国内企业的合作，利用外资税务上的优惠政策给外资先进技术的渗透和转移提供有力的保障，从而促进技术溢出，进而促进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对于市场寻求型外资，应引导其扩大在华的市场规模，并鼓励其将总部建立在全国各地，而不仅局限于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对于外资聚集并对本土企业产生明显挤出效应的地区，政府应积极利用“看得见的手”进行宏观调控，控制当地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保护当地企业的切身利益，防止人力资源的流失，由于外资企业资源丰富等先天优势，人力资源向外资企业流失的过程往往是不可逆的。当地政府应积极采取“人才争夺”计划，来减少高端人才外流所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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