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异化劳动理论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所做的四重规定性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本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带来劳动方式和劳动形态的新变革，异化劳动有了新的表现形态: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隐藏于非物质化的数字产品中;二是“数字生产过劳”现象成为劳动异化的新样态;三是智能生产使人与他的类本质更加对立;四是劳资关系被深深隐藏在“人机关系”背后，劳动者遭遇技术性失业并“向下流动”，引发资本主义劳资对抗深层次的社会危机。准确把握资本主义数字经济背后异化劳动的新特征，是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剥削方式的关键。
关键词:资本主义;数字经济;异化劳动;劳资矛盾
“数字经济”一词于20世纪90年代率先由经济合作组织(OECD)提出。尽管目前国际上对数字经济的概念、定义和规范标准尚未达成共识，但是一些国家还是根据需要给出了各自的定义。美国经济分析局(BBA)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包含三个部分的内容:一是以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ICT)为基础的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互联网、物联网、咨询服务、通信设备和服务、计算机硬件及软件服务等从事数字经济生产活动所需的设施和其他支持服务;二是电子商务服务，包括企业对企业(B2B)、企业对消费者(B2C)、个人对个人(P2P)三种电子化交易类型;三是数字媒体服务，包括付费数字媒体服务、免费数字媒体服务和大数据服务等[1]。英国研究委员会(ResearchCouncilUK)认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人、过程和信息技术发生复杂关系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澳大利亚政府将数字经济视为促进生产、提高国际竞争地位、改善社会福利的新经济形态，强调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和传感器网络等信息与通讯技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球性网络化[2]。当今，数字经济已不局限于电信、电子信息制造、软件服务、互联网等狭义范畴。广义的数字经济包括了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①。联合国2019年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显示，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已经占到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4.5%～15.5%，报告认为，数字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正在快速增大②。随着数字化技术渗透到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过程，传统的劳动方式和劳动形态正在发生剧烈变革，资本逻辑下的异化劳动具有了新的特征，需要给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诠释。
一、数字技术应用引发劳动方式与劳动形态的变革
劳动工具、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关系、劳动技术组织形式以及劳动职能诸方面所发生的综合性根本性变化被认为是劳动方式变革最核心的要素。[3]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都推动了劳动工具的革新，进而引发劳动方式和劳动形态的深刻变革。数字经济的发展是由前沿技术进步驱动的，但是技术应用的经济社会效应却是科技变革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重领域多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代，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平台等数字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智能化”劳动工具引发了劳动方式和劳动形态的巨大变革，继而使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1.数字化技术应用引致劳动方式的变革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正在从工业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的转化。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发展使劳动者必须面对“人机共生”关系。劳动方式的剧烈变革主要表现为:一是数字化工厂、数字化车间和数字化服务平台成为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应用物联网技术，传感技术、智能识别技术、云计算技术、移动智能终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了车间人员、机器、原料、方法、环境等各个环节的智能化生产和全面智能化管控。在数字化车间和工厂，工业互联网的运用推动了生产的自动化，服务器端点无人值守、生产设备端全自动远程传输、工业机器人独立完成生产和物流操作、技术人员仅需远程监控，既节约人力物力，优化了生产空间布局和生产流程，又实现了人员、生产设备与仓储物流之间的高效协同。在数字化服务平台上，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技术自动匹配服务需求、分配服务订单、提供智能咨询服务、优化服务流程，实现了人与数字技术协同下的高效能生产。二是知识、信息和数据等成为生产的中心要素。借助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生产的全过程围绕知识、信息和数据等进行重构。三维可视化虚拟技术的运用实现了“柔性生产管理”，运用仿真、建模、虚拟现实等技术建立起来的三维可视环境，对产品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全过程进行可视化管理，实现从物料入库、物料领用、生产过程到每个环节的人员信息、物料信息、设备信息，质量信息的记录和可追溯。人、机、物、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的实时、智能和垂直网络体系，实现了生产系统的可视化动态管理。在生产准备阶段，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高效获取市场信息，在虚拟状态即可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仿真、评估和优化，精准预测市场需求，优化库存和改善生产工艺。在生产阶段，工厂被建在“云端”之上。每个劳动者都是“云端人”，通过“先导云”进行管理。以云计算和大数据实现“先导云”与各端点“云端人”的有效交互，实现生产车间所有设备仪器的联网与集中管理、生产信息的自动采集、数据传输、设备运行及生产过程远程监控与自动控制。机器与人、机器与机器之间通过传感器及芯片进行实时交流，全面实现生产设备的数字化管理和控制，实时统计分析工艺参数、质量、设备损耗、生产效率、能耗等信息，并将生产信息与产业链上游的研发设计者和下游的供应商实时共享，实现从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准备、制造全过程数字化，建立起包含机器、仓储、信息物理系统(CPS)的去中心化生产网络。借助编程和算法，工业机器人同工人在生产中进行智能化的互动协作共同完成复杂的生产操作行为，如装配、喷涂、焊接、物流配送等，既不断提高生产精度和产品质量并降低不良率，也以更低的能耗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在流通领域，工业互联网利用大数据进行预测、预警并优化供货服务流程，借助强大的在线信息分析系统，为消费者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高效、优质、低成本、定制化生产和服务。
2.数字化技术应用带来劳动形态的新变化
在传统工业时代，“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207-208，是“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4]216的过程。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化技术应用下的劳动依然是马克思所说的活劳动和其他各种要素之间的作用过程，只不过活劳动的作用方式以及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的方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劳动形态数字化。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推动着劳动形态从传统的机器工业化向以智能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数字化劳动转型，形成了数字化制造业和数字化服务业两大类新的劳动形态。在制造业领域，智能化工业机器人快速增长，直接以物质原料为劳动对象进行生产的劳动者数量正在萎缩，直接从事产品生产和加工的劳动者数量趋于减少。近年来通用电气、西门子、英特尔和微软等传统工业资本巨头都开始大力投资工业互联网，西门子花费40亿欧元建立工业平台MindSphere，通用电气正在开发自己的工业平台Predix。[5]在服务业领域，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借助APP等数字化平台，传统的以面对面服务为主的劳动提供方式转变为时空融合化和高效化的数字化服务。市场的商贸服务转型为网络电商服务，客运服务转型为网约车服务，金融服务升级为互联网金融服务，家政服务变身网络家政服务等，供需双方以更高的效率在更广阔的市场和时间范围内匹配服务需求，并不断催生出新的服务形态，譬如基于网络信息通信技术的网络搜索服务、网络云空间服务、大数据分析服务、网络设计服务、网络知识共享服务，以及网络休闲服务。网络主播、网络游戏等原本不具有大众商业服务属性的一些新业态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催生出新的消费服务模式。二是劳动形态非物质化。非物质劳动是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化生产的重要特征，它以服务生产和信息化生产为主导，包括了信息化生产和以通信技术为手段的大工业生产、带有创造性和符号化任务的分析劳动，以及与社交相关联的情感性劳动等三种非物质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去地域化和去中心化的网络生产组织方式，非物质劳动不受外在强制力支配，而内在于劳动活动本身。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通过语言、交际和情感网络，采取合作性的方式实现。随着非物质劳动的兴起传统产业工人正在消减，取而代之的是参与数字化生产的大众。[6]在制造业领域，劳动对象和产品越来越多地呈现为信息、数据、知识、情感、关系等非物质形态。一些科技型工业资本把自身定位为工厂、消费者与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之间的中介，通过监控全球制造业并垄断大数据来形成自身的竞争力，通过工业互联网为无数中小企业和中小资本提供产品设计、生产线装配、远程运营服务等，非物质生产服务已经成为这些非传统型工业垄断资本最大的利润来源。在服务业领域，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非物质化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服务借助了智能手机等物质设备和工具，但服务产品是非物质的，通过一定时间内行动的发生和活动效果的达成来满足服务需求。三是劳动资料智能化。劳动资料是劳动过程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技术的发展驱动劳动资料向智能化方向变革。在制造业领域，劳动资料由传统工业生产的机械化、半自动化和自动化向机器臂、工业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智能化转型。智能机器人作为新型劳动资料延伸了人的身体器官，增强和放大了人的劳动能力。在服务业领域，智能手机、数字化平台、服务机器人等智能化劳动资料的广泛应用提升了劳动的智能化水平。一方面，随着网络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许多行业的劳动资料如智能手机、上网设备等由劳动者自主配置，非物质生产方式无须集中或固定的工作场所，没有强制规定的工作时间，劳动者自主选择工作区域和工作方式。另一方面，一些服务性行业开始大量使用机器人替代人工劳动。如公共安全机器人、教育机器人、医疗护理机器人、助老助残机器人和娱乐机器人等。
数字技术应用带来劳动方式和劳动形态的新变革，也改变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产品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产品、人与自身、人与人的关系都深深打上了数字化烙印，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有了新的意涵。
二、资本主义数字经济下的异化劳动问题
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是异化劳动的“原动因”。马克思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性，指出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成为“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劳动活动本身也发生了异化，工人不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异化劳动“使类同人相异化”，“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从而使“人同人相异化”，工人生产出了资本家这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7]49-60。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Ollman)认为，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中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现象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劳动仍是在为他人造福时从事的生产性活动而不是自我需要的满足，产品仍然是游离于工人之外的东西;人与人的关系仍然被工作、商品和货币后面的竞争所支配，异化关系的证据在资本主义社会随处可见。[8]只不过数字技术应用使劳动方式和劳动形态发生变革，异化劳动有了新的特征与表现。
1.劳动产品的异化隐藏于非物质化的数字产品中
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劳动产品是由劳动者附庸在整个机器流水线上产生的整体生产成果，机器大生产导致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定———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马克思说:“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7]51。数字经济下，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呈现出非物质化特征，劳动者深陷技术垄断资本的支配和控制。
在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化劳动形态下，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呈现为信息、数据、知识、情感等非物质形态，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被深深隐藏于数字经济产品的非物质化特征中。在制造业，劳动过程以信息、数据和流程等作为直接劳动对象，而劳动产品则是工业机器人的程序、大数据、代码等非物质化产品。在服务业，劳动产品的非物质化特征更加明显。网络搜索服务的产品是信息和知识;网络云服务的产品是云空间中的数据;网络主播和网络游戏玩家的劳动产品直接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呈现;时尚文化、网络游戏技能、人际交往、情感认同等非物质内容的劳动产品通过数字化技术满足信息、知识和情感需求。以谷歌(Goole)为代表的搜索引擎拥有全球大约90%的互联网搜索市场，其价值产品是网络信息和网络广告;占据全球三分之二社交媒体市场的脸书(Facebook)，其产品是网络社交服务;全球在线零售巨头亚马逊(Amazon)，网络服务在全球云基础设施服务市场中占了近40%的份额。非物质产品在创纪录的时间内集聚了巨额财富，而这些财富却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公司和个人手中③。非物质化生产不但没有改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从属地位，反而使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异化。一方面，资本主义非物质化生产进一步掩盖了劳动者的生产主体地位。数字化工厂、数字车间、网络平台、工业互联网、智能机器人逐渐取代了人的直接生产劳动，它们在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跃升，生产供需匹配效率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巧妙掩盖了活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在资本主义数字化劳动形态下，生产和服务越来越依赖于智能化机器的使用，劳动者则退居二线，从直接的产品生产转向主要从事信息、数据、知识等非物质产品的生产，人与产品的关系趋于弱化，人的活劳动价值创造作用愈发被遮蔽了。最为典型的是服务业中传统的雇佣劳动关系正转型为非典型性的合作契约或劳务关系。网络电商服务、网约车服务、网上虚拟金融服务，互联网家政服务平台等新业态的劳动关系都被指认为合作契约或劳务关系。“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9]47，资本凭借对新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的所有权与支配权，占有数字劳动产品，劳动者则被迫出让包括产品和服务的知识产权。IBM明确规定工程师设计的工业互联网程序所有权属于IBM;维基百科网站享有网络用户原创或编纂百科知识的知识产权;谷歌程序员编写的搜索服务代码所有权属谷歌所有。
相关期刊推荐：《当代经济研究》创刊于1990年，本刊为月刊。设有栏目有：资本论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改革开放论坛、财金论坛、争鸣与探索、书评、理论综述等。
由于劳动产品越来越呈现为数字、数据、知识等非物质形态，无需太多有形的原材料，不占据太多的生产空间，就能形成“数据价值链”获取低能耗低流通成本的流量商品和附加产品。谷歌和脸书的主要盈利产品是植入广告。编程人员按照广告商的要求设计出广告产品的代码，将这些代码植入在谷歌的搜索页面或脸书的社交网络页面上，当用户打开页面时就会自动生成代码所呈现出的广告图片或视频，这种广告产品的再生产成本很低，不需要原材料、不需要追加机器设备投入或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只需代码信息的重复计算和图片视频的重复播放就可以获利。据估算，谷歌母公司(Alphabet)2018年盈收的1368亿美元中有85%来自广告，这其中程序员编写的20亿行代码所有权全部归谷歌所有，程序员无权使用编写代码获取报酬。同样，脸书利用它的2000万行代码所有权获利丰厚。[10]被垄断技术资本裹挟下的劳动者作为代码和内容制作者表面上拥有更多的劳动自主权，实则被深嵌在数字化的生产过程任由资本的支配与控制，资本在劳资合作互利的幌子下赚取巨额利润和剩余价值。
2.“数字生产过劳”成为异化劳动的新样态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的异化还表现为“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7]53。在当代资本主义数字经济下，“数字生产过劳”问题成为异化劳动的典型样态。美国企业评估网站Glassdoor对脸书员工的调查结果显示，员工抱怨最多的是工作时间太长，其次是工作和生活难以平衡，再次是工作压力大。美国亚马逊公司在2017年会员订单首超50亿件后，2018年市值直接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巨大市场规模的背后是劳动者劳动强度的不断推高。程序员每周工作时长在80～100小时，即便在深夜、周末或节假日也被要求随时待命，超时、超强度的劳动状态甚至引发美国《纽约时报》长文点名批评。在谷歌，员工被要求24小时待命接收邮件，大多数程序员晚上回家还得继续工作。在网约车领域，“过劳”现象也不鲜见。智能手机的普及方便了在线生产的远程派单，网约平台全天候不间断运转，24小时适时发送订单。由于网约车的劳动报酬直接与司机承接任务高度相关，劳动者要想得到更多收入就必须付出更长的劳动时间和更大的劳动强度，完成更多的派单任务。优步(Uber)公司默许专车司机每周最长工作100小时，每天驾驶时间超过14小时，这一劳动强度远超美国对出租车司机连续工作12小时的上限规定，等于变相鼓励网约车司机超长时间驾驶。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数字化生产行业超时工作的比例明显高于传统就业部门。资本主义数字化生产看似采用更加弹性和灵活的雇佣方式，实则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表面上看，智能化的生产方式为工程师、程序员等高技能劳动者带来了较高的劳动报酬和更加灵活的弹性工作时间，但“高收入”的背后是超时工作、过度劳动和高强度的劳动负荷，所谓“高收入”是技术劳工透支劳动的结果。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平均年收入为10.8万美元，是普通司机年收入的3.8倍，制造业装配工人的3倍，但工作时长同样延长了3倍以上。
3.智能生产使人与他的类本质更加对立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类存在，具有自己的类特性，这种类特性作为人的一种自觉自主的活动，既是一种物质生产活动，也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是人生命活动的体现，是人的本质属性。他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11]。一方面，不同于动物无意识地维持自身生存的活动，人把自然界“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有意识地“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来“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实现全面的生产，从而“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另一方面，人通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在实践中改造自然，发挥自身的体力和智力，“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7]56，57生产出能自由支配的产品。——论文作者：吴宏洛1，孙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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