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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西古代教育的兴盛起源于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衰落于这一制度的废止。江西古代社会教育兴盛与大运河将江西处于全国交通大动脉的“黄金通道”并带来经济繁荣有着直接的关系。公路替代水路后，江西重新回归封闭状态，包括教育在内的江西社会渐渐淡出全国政治、经济的核心，并长久边缘化。在“西学东渐”的近代教育发展中，江西教育未能与时俱进，失去了与沿海地区齐头并进的时机，从此一蹶不振。
关键词：江西;古代教育;盛衰;分析
江西最早有人类文化的历史可以上溯至20万年前以安义、新余考古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中期[1]， 以后历经距今4100年至3600年以樟树筑卫城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2]、以吴城城址为代表的商周青铜文化[3]和前后2000余年的封建帝国时代。在这一漫长而充满变迁的历史长河中，依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北到南”、“由东向西”的基本路线，江西古代教育由弱到强，再由盛而衰，个中原因，至今发人深省。
一、灿烂辉煌的江西古代教育
1.科举考试成就引发江西走向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舞台
中国自古倡导“学而优则仕”，由此将教育与仕途紧紧捆绑在一起。江西古代教育之辉煌就在于它的终极产品科举考试位居全国之首。
选仕是中国封建帝国维护政权的最重要工作，不同时期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制度和措施。魏晋以后，实行的是“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将人才分成九品由中央选任就职，这一过程中虽然最后也有一番考试，但“乡评里选”和州郡公推仍是主体[4]。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设置进士科，中国从此开始实行了长达1300年的以文化思想知识为标准的考试制度选取政府官员。正是这一科举考试制度造就了江西古代教育的辉煌，“学而优则仕”在江西大地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得原先默默无闻的江西走向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舞台。
可以说，在全国推行科举考试之前，江西教育在全国并没有什么影响。按籍贯对二十四史列传中的人物进行统计，西汉时期江西籍入传者只有一人，东汉入传者两人，在全国排序居最后位[5]。然而，从隋唐开始全国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以来，江西如同从沉睡中唤醒，在科举考场春风得意，频频显赫。同汉代相比，新、旧《唐书》中江西籍入传者在全国的比例开始升至中游水平。唐代江西有64人考取进士，特别是袁州人卢肇中状元之后，江西逐步成为全国科举大省和强省。进入宋代以后，江西科举考试一路高歌向前。《江西通志》记载，宋代江西共有5442名进士，已稳居全国前茅。至明代，江西科举考试成就达到高峰。从明前期开始，江西乙科举人数量处于全国前列。洪武时，江西的乡试举人名额与北直隶、浙江、福建、湖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一样，都是40名。至洪熙，一则由于以江西人杨士奇(吉安府泰和县人)为首组成包括江西人金幼孜(临江府新淦县人)和福建人杨荣朝组成较为稳定内阁发挥的作用;二则鉴于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各地举子的多寡和成绩的优劣，提高南、北直隶地位的同时，出现了有利于南方人士特别是江西人士的变化，在乡试举人名额分配方面：浙江、福建各增加5名，为45名;广东增加15名，与湖广同为40名;河南减少5名，山东、山西、陕西各减少10名，分别为35名和30名;江西则和已是京师所在地的北直隶一样，都增加了10名，为50名，由此第一次在中央政府层面正式确立了江西乡试名额位居全国十三布政司首位的格局。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当时都同为科举大省，但浙江名额此后一直比江西少5名，福建在嘉靖十九年之后更少10名。正统时定:“南北直隶以百名，江西六十五名，他省又自五而杀，至云南廿名为最少。”景泰时各省举人名额都有大幅度提高，此后江西钦定的举人录取名额稳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南、北直隶。这里，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参加南直隶应天府乡试的不仅有今江苏、安徽两省的考生，还有南京国子监的考生;同样参加北直隶顺天府乡试的既有今北京、天津、河北的考生也还包括国子监就读的考生。而江西不少人因读书优异就读南、北国子监参加南、北直隶乡试，他们不占江西乡试举人名额而占南、北直隶名额。从这一事实出发，江西乡试举人的名额实为全国第一。据光绪《江西通志.选举表》统计，明代276年间，江西共考中举人10466名，超过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而从行政区域划分来看，江西只为全国(两个直隶和十三个布政司)的十五分之一 。[6]
就科举名次而言,明代江西一省得状元17人、榜眼16人、探花22人，各占全国总数的19%、18%和24%，其中吉安一府就得状元12名、榜眼9名、探花12名。明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科进士前三名和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进士前七名均为吉安人，吉安一府连续两科“三鼎甲”更是全国科举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事。[7]
江西科举考试的成就为江西人士直接进入中央及各级各类政权铺就了康庄大道。据统计，《明史》入传江西籍408人，其中宰辅18人，部院大臣50余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经科举为官。从整个明代庶吉士分省统计来看，浙江居全国之首，江西紧随其后排第二。而分阶段看，从洪武至宣德年间江西籍庶吉士数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一。毫无疑问，科举制度使得江西籍人士有充分机会为官从政，直至登上明朝中央政治舞台并对明代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朝士半江西”，这一过程中，江西自然在全国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升。
2.书院发展将江西古代教育推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
书院是自唐至清的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其目的在自由研究学问，讲求身心修养，是理学家或学者讲学的场所。[8]虽然因为社会政治历史条件的不同，书院时兴时废，但书院教育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影响至今，而江西书院在其中大放异彩。
书院主要起于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和私人书斋成为公众读书场所两大源头。现有地方志所记录的唐代书院共计40所，其中陕西、山西、山东、贵州各1所，河北、广东各2所、浙江5所，福建、四川各6所，江西、湖南居首分别为7所、8所。[9]至五代十国天下大乱的半个多世纪(907-960年)，全国民间书院现今有据可查的有13所，它们是北京昌平泊窦氏书院(后周，951-960年)、河南登封太乙书院(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河南洛阳龙门书院(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年)、江西宜丰留张书院(后梁，907-923年)、江西泰和匡山书院(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年)、江西奉新梧桐书院(南唐，937-975年)、江西奉新华林书院(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前)、江西吉水兴贤书院(南唐保大年间，943-957年)、江西永修云阳书院(南唐，937-975年)、江西吉安光禄书院(南唐开宝二年，969年)、江西德安东佳书院(唐代建，五代续办)、福建古田蓝田书院(南唐，937-975年)、广东连县天衢书院(?)。13所书院中江西独占8所，占了全国总数的62%， 这不得不说是江西人在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学校性质的书院中，江西泰和的匡山书院曾得到后唐皇帝的赐额褒奖而格外引人瞩目。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由皇帝发布表彰书院的文告，其意义非同凡响。这不仅表明自唐代龙溪松洲书院开始的 教学活动经过200年发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标志着中央政府对民间书院的正式认可。与此同时，开始出现了以江西为中心的书院集结区，并且这个集结区迅速积蓄力量成为后世书院发展的发动机。[10]
书院始于唐，却盛于宋。书院发展千古灿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书院无疑是南宋时期的朱熹和白鹿洞书院。朱熹(1130-1200年)，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11]朱熹所著《童蒙须知》、《小学》、《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资治通鉴纲目》等对中国传统教育发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由他亲自整理编定的《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是宋以后中国封建教育的基本教材。位于江西星子县庐山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始于“唐李渤与兄涉俱隐白鹿洞，后为江洲刺史，即洞创台榭。”几经春秋，在北宋中期濒临溃废。至淳熙六年(1179年)由时任南康军知军的朱熹奏请重修，由此开创了白鹿洞书院无以伦比的黄金时代。其间，朱熹所订《白鹿洞书院揭示》于嘉定五年(1212年)先由国子监司业奏请颁示太学，后至淳佑元年(1241年)由理宗皇帝亲书颁行太学，成为全国官学、书院共同遵守的教育方针，直接影响着南宋及其后世的书院与教育的发展，并远播朝鲜、日本、东南亚。至此，朱熹以其对教育无比深刻的洞察力和白鹿洞书院天下为怀的教学实践将江西古代教育推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
3.江西教育成为国人瞩目的社会现象
从地貌上看，东有怀玉山和武夷山将江西与浙江、福建隔离，南有大庾岭、九连山将其与广东相阻，西有罗霄山脉将其与湖南分隔，北临长江将其分隔为我国的南方区域。正是这一封闭的地貌特点造成了江西经济社会的长期落后。在古代相当的长时期内，包括教育在内的江西地位一直处于全国经济社会的边缘而少被世人关注。如前所述，由于隋唐开始国家实行科举考试制度选拔政府官员，这使得“地产窄而生齿繁”的江西人有机会通过教育而“鲤鱼跳龙门”。从此，穷乡僻壤的江西一跃而为全国科举首省，加上江西书院名声大振，尤其江西人通过读书做官不断进入国家权力机关，宋明时代，江西教育俨然已为引发国人热议的社会现象了。这里，引录几处以证。
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里感叹江西之发展：
(江西)东西南三面距山，背沿汉、江，实为吴、楚、闽、越之交，古南昌为都会。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故其人内啬而外侈。……九江据上流，人趋市利。南、饶、广信，阜裕胜于建、袁，以多行贾。而瑞、临、吉安，尤称富足。南、赣谷林深邃，实商贾入粤之要区也。
王士性在《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江西》中分析江西书院普及教育时指出：
江右讲学之盛始于朱、陆二先生，鹅湖、白鹿，兴起斯文。本朝则康斋吴先生与弼、敬斋胡先生居仁、东白张先生元祯、一峰罗先生伦，各立门墙，龙翔凤起。最后阳明发良知之说，左朱右陆。而先生勋名盛在江右，古今儒者有体有用无能过之。故江右又翕一以良知为宗，弁髦诸前辈讲解，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矣。第鱼目鼠璞，何地无之。后之为阳明之学者，江右以吉水、安福、盱江为盛。
陈循在《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中称赞江西科举蔚然成风：
江西及浙江、福建等处，自昔四民之中，其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颇多。江西各府，而臣吉安府又独盛。盖因地狭人众，为农则无田，为商则无资，为工则耻卑其门地，是以世代习经史，父子叔侄兄弟族姻自相为师友，十常二三。
事实上，由于隋唐一改魏晋“九品中正”选举制度而采用科举考试取士选官，一场考试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这对于田少人多的贫困江西人而言，比其他省区更为重视教育，应当是他们义无反顾的必然选择。写到这里，不免想到，1977年后国家恢复高考后，江西又风生水起地成为全国考分大省，实乃历史重现。
二、退步衰败的古代江西教育
秦汉以来，国家教育制度是官员选举与学校教育并行的。但从隋唐开始，国家实行科举制度，唯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入朝为官。这样，教育也就成了“科举”，“科举”也就是教育。这里，我们不妨沿着江西科举考试成绩的下滑轨迹来了解一下江西古代教育衰败的渐进过程。
盛极而衰。从明中期开始，江西科举考试成绩开始下降。从洪武四年至成化二年(1371年——1466年)95年间，全国共考取进士5406人，江西考取1054人，占全国19.50%，这是江西进士在全国比例最高时期。从成化五年到隆庆五年(1469年——1571年)102年间全国共考取进士11421人，江西考取1060人，占全国9.28%，比前期下滑10.22个百分点，科考成绩明显开始下滑。从万历二年到崇祯十六年(1574年——1643年)69年间，全国考取进士8071人，江西考取698人，占全国8.65%,其中崇祯元年戊辰科只仅占5.38%[12] 由此看来，江西科举考试成绩从明成化五年开始不仅成下降趋势，并且下降速度渐行渐快。
此后，虽然江西的科举考试还能在全国保持位居前列，但已开始失去昔日第一的垄断地位。这主要表现在：
与明代江西进士考试相比，江西清代进士考试成绩明显下降。首先是总人数从明代的3018人降至清代的1887人。其次是考中的“三鼎甲”的总数大幅减少，明代江西“三鼎甲”者共54人，约占江西进士总数的1.8%，而清代江西进士的“三鼎甲”仅18人,所占比例不到1%。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共举行了112次殿试，取中状元114人，其中江西仅有3人。此外，清代江西共出榜眼也只有9人，探花4人。整个清代江西没有一人连中二元，更不消说三元及第。
其次，录取比例同样显示从清代开始江西进士考试成绩呈下滑趋势。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癸巳恩科开始实行进士分省定额录取制度，主要根据省份大小、人文盛衰决定，各省不同;一省之定额，越代也不同。操作中由主考官统计各省会试实际进入考场的人数并上报朝廷，由皇帝钦定每省可以录取的进士数额。清代乡试，江西定额一般都在100名左右，乾隆九年(1744年)，诏定江西乡试名额94名，并永为定制。[13]据考证，清代各省进士人数依次为顺天4224名、江苏2949名、浙江2808名、山东2270名、江西1919名、河南1721名、山西1420名、福建1371名、湖北1247名、安徽1119名、陕西1043名、广东1011名、四川753名、湖南714名、云南694名、贵州607名，广西568名、甘肃289名。此时，录取定额居全国第二的江西省，其文进士的人数仅为全国第五，不但低于录取定额高于自己的顺天及与自己相当的浙江，也远低于录取定额少于自己的江苏和山东两省。[14]顺治年间江西进士人数仅占全国总数的2.7%，康熙年间虽有提高也仅有4.9%。[15]因此这种录取数量与江西录取定额的排名是不相称的。这充分说明江西在会试与殿试阶段，已丧失了先前的领先优势，此时只能屈居进士成绩中的第一集团的末席了。
从清代江西进士的甲次分布来看同样也能得出江西科举考试质量逐年下滑的结论。清代全国三个甲次进士的比例为1.3∶33.4∶65.3，江西相应比例则分别为1∶32∶67，清代江西的一甲和二甲进士比例均低于全国相应比例，三甲比例则高于全国，这充分说明此时江西进士考试不仅在人数上没有优势,在质量上也开始显现劣势了。
以上对比分析显示;清代江西考中进士的人数较明代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录取定额居全国前列，处于第一集团军的领跑者位置，但考中进士的人数则处于第一集团军的末尾或第二集团军的首位;进士的三甲进士比例偏高，一甲、二甲比例偏低。[16]也就是说，清代江西科举考试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延续明代中期以来的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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