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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写作在当下面临双重困境，从文本来看，要么是表达女权主义性政治的肉身写作，要 么就反其道陷入与男权话语同谋的无性别写作当中。21世纪的女性诗歌率先打破了这样的困惑，以 更为先锋的姿态，总体表现了技术更加内在、启蒙的另一种承诺和超前性的身体叙事，为女性文学在 新世纪面临存在身份的转换时，开辟了一条必经的先驱之路.
关键词：女性诗歌;技术内在化;自由;先锋
上世纪80年代，翟永明、伊雷们以大胆想象 创造的“黑色意识”，让世人惊厥地赞叹，从而完成 了女性写作觉醒、确认的历程。到20世纪90年 代，女性诗歌则进入了一个回归词语本身、直面语 词世界、较前更加偏重技术成分的语言写作阶段.
然而面对时代车轮的快速前行，其本身技术的制 约和有意淡化性别意识的方法并没有将当初女性 诗歌的先锋地位坚守。这种看似热闹实为无序的 诗歌，普遍缺乏博大的襟怀、理想的终极追求和高 迈伟岸的诗魂支撑。进入21世纪，历史场景的深刻变迁赋予了诗人新的历史身份与社会地位，迫 使试图继续写作的女诗人重新定位，重新设计自 身，因而一种对新维度、新叙事、新先锋的吁求显 得极为迫切。女性诗歌以分外的灵性，紧跟时代步 伐将自己从女性文学当中再次托举。一时之下我 们嗅到的这股诗风，似乎将我们从上世纪女性文 学辉煌后的遗憾当中重新振奋，使我们聆听并隐 约看到了女诗人正在为女性文学确立起新的姿态 和新的品格.
一、技术内在化如女诗人郑敏所说：“女性主义诗歌中应当不 只是有女性的自我，只有当女性有世界、有宇宙时 才真正有女性自我”。[1]进入21世纪，女性诗人在 创作上展开了她们新的探索，诗歌外表更加朴素， 技术更加内在，立场更加清晰，目的都是为了摆脱 之前极端“私人化”的窠臼，不再局限于身体和欲 望，而是将视域投射得更远。她们更多地作为生存 个体对事物与心灵本身进行了充分而有的放矢的 表达，对事物及其细节的纹理把握更为合理且更 具说服力，其共有的当下的个人立场，让我们真实 地感受到了她们是站在此时此地的生活中发言.
这种加强心灵力量的探索，有效地矫正了上世纪 80、90年代女性写作当中过多关注个人内心、少有 对外在事物眷顾的写作取向，从而在文本上做出 了一种既表达内在心灵的感受，同时给予外在事 物以真诚凝视的先锋举动.
这首先表现在老一代诗人翟永明进入21世 纪后新风格的形成。早在20世纪末时，翟永明就 在一篇文章中自省地说：“女诗人正在沉默中进行 新的自身审视，亦即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 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不以男女性 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2]显然，这段 话表明了翟永明已经走出了上世纪80年代激情 反叛的阶段，以超越性别的声音召唤新风景的到 来。走出黑夜的翟永明，她的诗歌仍然具有女性意 识，只是淡化了性别对抗的色彩，侧重表现历史和 文明进程当中的大事件。以一首写在柏林的最后 一首诗《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为例，我们看到了 这位女性作家在数年的时光打磨中，依然才思过 人，并以优异的想象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中处 理了对事物的体验和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战争中 的柏林，在诗中不是史实地呈现，更不是虚构，它 依靠女诗人的“记忆”，将“城市”、“建筑”作为记忆 的主体，去想象，让读者捕捉到经历了战火洗礼的 柏林在诗人这里更值得审视。“轻伤的人，重伤的 城市/六千颗炸弹砸下来/留下一个燃烧的军械 所”———于此，在同情城市建筑不幸遭遇的同时引 导读者不由得去追溯战争的本质。这时，那个曾以 《女人》组诗崛起的诗人，在当下，她的女性意识并 不限定在以外在技术的陈列来伶牙俐齿地反叛男权上了，战争、权谋、罪责的主题在注重朴素外表 的内在技术下，将这个历史场域中的大事件通过 个人立场的表达为女性诗歌存在转换的起点明确 了方向.
相对于一代老诗人的转变，在新世纪表现更 加突出的一些新锐诗人中，蓝蓝的诗歌以强烈表 现对事物保持的“温度”和敏感力，成长为新世纪 引人注目的亮点。其诗歌中不仅有宽阔的视域、奇 异的想象，文本特异的朴素技巧也更加呈现出丰 盈的美感和生命力。在这迅疾变化和充满诱惑的 时代，蓝蓝忧伤的叹息、感恩的赞美和不灭的童 心，让我们葆有一种不曾放弃的品质;她节制的表 达实现了对心灵世界的追问和对事物深入而内在 的思索。如《鹤岗的芦苇》、《野葵花》等对生命感怀 的诗歌———“我看见秋天活在一根芦苇上/呼唤我 进去/湮没或者下沉/芦花像一场铺天盖地的大 雪/纷纷落满湖泽”，“野葵花到了秋天就要被/砍 下头颅。/打她身边走过的人会突然/回来。天色已 近黄昏，/她的脸，随夕阳化为/金色的烟尘/连同 整个无边无际的夏天”。诗人将创作主体与对象主 体的并置，让人感觉到生命原本对于“野葵花”、 “芦苇”也会那么重要，与此同时，诗人在忧伤而美 的抒情中，以心灵的共鸣呼吁了世人对大自然的 爱和同情。用诗人黄礼孩对蓝蓝的评价：“蓝蓝正 走在完成自己的途中，正走在给予世人更多爱和 信的途中。”我们不妨也可以说成，女性诗歌正在 走出偏狭，正在走向通往宽阔的途中，到达心灵与 事物的本身.
二、启蒙的另一种承诺 无可置疑，上世纪80年代的女性诗歌是先锋 的诗歌，女诗人们以强调个人自由，反叛男权为目 标，启蒙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在经历了20世 纪90年作意识集体继承并逐步在文学领域 完成女性意识的确认之后，这样的启蒙似乎显得 平庸和传统。新世纪，一些女诗人在有意寻求转变 的同时，仍然以先锋的势头担当起这个文学的最 高理想。这时她们以成熟的理念参与整个世界，在 人性、存在的光芒下，维护着尊严、理想、受难和博 爱，公正、自由、平等以新的模式进入人们的视野.
洪治纲在《守望先锋》里提到，带有先锋气质的文学，它们“不是针对文化蒙昧的社会现实，不只强 调理性的思想建构，而是指证自我精神的觉醒，即 人对自身生命潜在状态的发掘、人性本质的拷问、 非理性生命景观的描述，它是一种人性的启蒙和 存在的启蒙”[3]。正是这样，新世纪的女诗人在先锋 探索的途中尽管显得各自为阵，但她们从不同角 度，以不同的体验方式，展示了不同境遇中的生存 感受。在启蒙的感召下，她们承诺要作为独立的 “人”，并以“女人”特有的性征投入到提升灵魂、丰 富思想、充实精神的神圣使命当中.
作为女性，女性诗人们在建构启蒙命题时首 先能做到的便是以她们人性中固有的博大和温 情，仁爱、善意地看待这个世界，爱怜、呵护弱小， 伤感与恐惧于苦难。明智的是她们并不以此过多 地对社会现实提出批判，而是以个人的觉醒，提示 自己应该做什么，自己引导自己。翟永明在本世纪 初创作了诸如《雏妓》、《老家》等关怀社会弱者的 诗歌。《雏妓》一诗，对一个未成年少女被蹂躏的遭 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她12岁瘦小而且穿着肮 脏/眼睛能装下一个世界/或者根本已装不下哪 怕一滴眼泪;”《老家》：“蜂拥而至的/除了玉米肥 大的手臂/还有手臂上密密麻麻的小孔……老家 的皮肤全部渗出/血点血丝和血一样的惊恐”。读 这样的诗，我们看到转变后的翟永明用敏锐的疼 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
作为读者，我们同情着诗歌里的人，而同时更是给 自己一个明辨，它是悲切过后的精神壮大，是自己 呼唤自己的智性苏醒.
崛起于新世纪的女诗人宇向，她从一开始出 现就站在了成熟诗人的行列。写在2005年的一首 《洪》———“我的儿女们自远方传来消息/他们在我 之前/携手死亡/而依然流连这世界的人们/你们 还不来/咒骂我/我为你们的死已写诗多年”——— 其中的一种痛楚感使人深深震撼。然而更值得关 注的是，这首诗所写作的时间显示它显然是受到 2005年某镇山洪灾害中小学生死难惨剧触发写下 的，但诗人在论坛贴出诗作时，注明并不是为因这 次“惨剧”而发起的“纪念专题”而写。由此，可以看 出诗人的写作态度，即她试图超越一种社会关怀， 而达到一种更深切的反省和自信的个人承担。对于女性诗歌来说，关于启蒙的命题建构还 表现在她们总是以精致的思维、巧妙的角度将社 会和历史的变动聚焦在“精神性存在”上面。“精神 性存在只可能出现、存活在人们的精神性生活中， 也就是说，只有过着精神性生活的人才会留意并 感知到它们的存在”[4]。对于女性诗歌创作者来说， 她们对新世纪的存在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 即通过形而下的物质经验和外在体验，最终却用 精神捕获把捉，去感受，体认，从而达到了存在启 蒙的先锋实验。诗人林雪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 写下了一系列如《在绵阳》、《请允许我唱一首破碎 的苕西》等诗歌，诗中她对悲剧性和不幸的存在给 以关注和观照，其中有深情的呼唤：“一首诗能拯 救什么?/能不能让一个人活下去/并且唤回游荡 在玉米田/和空旷野地上的亡灵”，此外还有一些 诗句，她将直观的场景纳入为自己的感受、体验对 象。“在这里，我才知道，以前/我用过的‘破碎’， 从没像现在/我看到的这么绝望、彻底”，但终究作 者让我们感动的是“：破碎中，我们还有灵魂/是完 整的。并且继承着了‘/海岸上的大地，以及大地之 上。那太阳’”，就在这沉重的、厚厚的感情中，它们 已然将作者从外在体验中抽升为赋有内蕴的、十 分到位的启蒙特质，作者也自然要对其中积极进 取的启蒙要素作出自我的推介和挺立.
三、向往灵魂与自由的身体叙事 众所周知，上世纪女性文学呈现的先锋叙事 特征主要归功于她们对性和身体的大胆探索。但 她们在反叛和无畏的精神当中，尽管以先锋的姿 态保持着对抗和消解，却将女性诗歌置于个人化 的极端张扬与过度欲望化的审美误区。尹丽川、伊 雷们的诗歌，从肉身和下半身出发，强调“这只是 一个起点”，事实证明其中内在化的男性视点反倒 消解了自己。确实，如评论家谢有顺申明的那样 “写作中的身体绝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肉体———肉 体只有经过了诗学转换，走向了身体的伦理性，它 才最终成为真正的文学身体”[5]51.
相比起来，21世纪的女性诗歌在审美叙事上 从来没有放弃对身体的介入，20多年走过来，她们 看明白的是，女性诗歌不应该为了表达敢于站在 某种势力的对面，就以肉体的敞露为代价，而是更应站在女性自身的立场，去发现“灵魂才使身体有 超出身体拘限的感受能力，有差异的肉身感受认 识力是灵魂赐予的”[6]。当下的女性诗歌中，一些创 作者在努力地做到为肉体安插上灵魂的翅膀，在 文字中自由而诗意的栖居。女诗人安琪的《像杜拉 斯一样生活》，通篇并没有出现惊世骇俗的字词， 而是通过用词的节奏营造了“性爱”的氛围，“脑再 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 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亲爱的杜/拉斯……我累 了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比起 之前身体写作的“情欲”描写，安琪的诗歌算不上 颠覆，她肯定身体的存在，却以自由略显凌乱得排 序组织了这些普通的词语。她仅仅通过这样一种 身体的在场感，强调了她的反思性思想———“我不 能/像你一样生活”，有力地形成了一次对“下半 身”的反驳。在充满了“性爱”气息的诗歌里，我们 看到更多来自女性诗人颇具思辨的灵魂言说.
阅读期刊：《文学评论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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