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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往往想到现代文学与儒、释、道之间的关系,或者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除此之外,传统的学术方法也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构成深刻的影响,其中古代文献学的思想和方法,对现代文学研究就极具借鉴意义。
现代文学研究,离不开作家作品的研究,而许多现代作家,古代文献学素养深厚。杜泽逊先生曾说:“在现代、当代,不少有成就的作家、学者,他们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博古通今,蔡元培、鲁迅、胡适、朱自清、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闻一多、郑振铎、冯沅君、郭沫若、叶圣陶等都有深厚的古典文献修养,而且这些人的文献修养为他们的著作和创作注入了新的营养,其间的内在关系是颇有研究之必要的。”[1]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如果我们缺乏足够的古典文献知识,对于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学术著作,如何能够真正理解呢?就说鲁迅吧,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有人已经梳理了鲁迅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之间在学术上的师承关系,认识到鲁迅与清代朴学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鲁迅反对“整理国故”,但他“整理国故”的成绩却非一般人可及。有人统计,光他整理的比较完善的各类古代文献,就多达22种。新近出版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收录了鲁迅辑录整理的如下著作:第1卷:《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第2卷:《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第3卷:谢承《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虞预《晋书》、《会稽郡故书杂集》、《范子计然》、《魏子》、《任子》、虞喜《志林》、张隐《文士传》、《众家文章记录》、《岭表录异》;第4卷:《嵇康集》、《沈下贤文集》、《云谷杂记》、《说郛录要》,附《百喻经》校本。如果没有深厚的古文献功力,鲁迅不可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鲁迅辑佚、校勘,极为用功。单就《嵇康集》而论,光工作本就有四个,而用以勘校的本子,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的版本。佚文的辑录,词句的校勘,版本的鉴别,史料的编排,目录的编制,鲁迅完全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要研究鲁迅,这一部分就不能出现空白,但有多少研究者真正具备深入研究的素质呢?如果没有像林辰、王永昌这样古典文学、古代文献学功力雄厚的学者联手,耗费二十年的时间,这些文献的整理出版还不知要等到何时!作为普通的研究者,如果我们没有相当的古代文献学素养,这些著作恐怕即使读过了也难解其中三味。不光对于鲁迅,对于其他的研究对象往往也是如此,叶圣陶注过《十三经》,郁达夫写过很多旧体诗,郭沫若在古代文化研究方面广有建树,不懂古代文献学,就不能对他们有全面的了解。实际上,现代作家的这一文化侧面,迄今为止还有很多研究空白。在此意义上,有人认为,“无论是研究古代学问还是近代学问,都离不开文献知识。没有文献知识,就无法深入研究。”[2]这并非妄言。
现代文献史料的整理研究,也离不开古代文献学。王瑶先生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说:“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大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应有的重视罢了。”现在,许多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史料的短板对整个研究造成的阻滞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史料文献问题,开始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陈平原、杨义、钱理群、严家炎、孙玉石、刘增杰、刘跃进等许多知名学者,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人还把2005年命名为“史料年”。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建设和研究离不开对古代文献学的借鉴,这已经是一个不需再讨论的共识了,解志熙先生数年前提出的现代文学研究“古典化”的观点,也逐渐为大家接受。
理论倡导固然能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但关键在于文献资料的切实整理。关于现代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现代文学研究的部分先驱,对资料整理非常重视。早在三十年代,阿英就着手编撰了《中国新文坛秘录》(1933)、《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1934)、《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36)等资料性书籍,后来还致力于晚清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赵家璧先生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的组织,唐弢先生对新文学期刊的搜集,郑振铎先生对各类书籍的收藏,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建国之初,社科院的文学研究所、上海“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以及山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等单位,都着手进行期刊资料的清理,可惜这项工作刚刚开始就被政治运动打乱了。新时期以来,有识之士又展开了资料的搜集和调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等书系的出版启动,说明资料建设开始纳入到系统化的轨道上,令人遗憾的是此项工程后来陷入停滞。如果我们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每一点成绩,都与“古典化”的指导思想和操作方式分不开。但是,在总体上,文献史料的薄弱至今仍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软肋。对此,刘增杰先生有一个切中要害的评价:“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是文献问题。常见的突出问题有:使用史料时粗枝大叶,张冠李戴,史实讹误;不重视触摸、鉴别原始资源,轻率地使用第二手资料,从而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不能自拔,被人牵着鼻子走;混淆学术论争和政治斗争的界限,破坏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学术研究运行机制;在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编辑过程中,不加说明就任意删改原作,造成了如鲁迅所说妄行校改的灾难性后果。”[3]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比如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历史尚短,长期战乱,政治干预,市场干扰,等等,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古典文献学知识严重不足。
文献学方面的运作,自汉代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传统被清代学者顾炎武等继承,他们在古籍整理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此后余响不绝,终于成就了清代朴学的繁荣。以惠栋、江声等为代表的吴派,以江永、戴震等为代表的皖派和以王念孙、焦循等为代表的浙派,彼此呼应传承,一时蔚为大观。古代文献学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套成熟的知识和操作规范。从文献学传统来看,它主要包括辑佚、典藏、考证、版本、校勘、目录、编辑、注释等基本范畴。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一开始就借鉴了古代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方法。在理论研究上,作为现代史料学的第一部、几乎也是唯一的专著,朱金顺先生编撰的《新文学资料引论》一书,就是在充分吸收借鉴古代文献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该书分为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考证篇、版本、校勘与目录等五章,无论在内容的设置上,还是在方法的论述上,都借鉴了古典文献学。最近有关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一些讨论性文章,无论在术语上,还是在规范上,也都表现出对古典文献学的学习和崇尚。不仅如此,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还运用古典文献学方法,对现代文学史料进行整理。比如,《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贾志芳、俞元桂等)和《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唐沅、韩之友等)的编制,很明显效法了传统的目录学。在辑佚方面,许多当代学者往往向朴学大师学习,很舍得下功夫。为编《师陀全集》,刘增杰“以数年之力,多方扩大查找线索,加上师友相助,终于基本上完成了搜集作品的任务。计全集新收入短篇小说20篇,散文(包括散文诗)49篇,诗歌10首,长篇小说(未完)2部,论文等25篇,共约50万字,占已出版师陀作品的五分之一。”[4]为编《于赓虞诗文辑存》,解志熙、王文金耗时数年,“共辑录于赓虞诗文367篇,其中从于氏诗集中集录者146篇(包括2篇序引),新辑获的佚文221篇”[5]等等,不一而足。在版本与校勘方面,学者们也非常重视效法前贤。为编《废名集》,王风广收版本,大都选用初版为底本,然后用多个版本进行汇校,“废名在世时出现的所有版本,包括手稿、报刊版、编集后各版次。
如小说,一直到1957年《废名小说选》,一律逐字通校;身后亦即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版本因作者所未见,仅供参校。”[6]这样一来,整理所耗费的精力,自然是非常巨大的,“以废名区区二百万字平生所作,有限的版次,工作量之大依然让人不堪回首,如《桃园》一集,报刊版加四个成集版,就需校阅五次,逐条撰写校注。”[6]而且,王风综合运用了对校、他校、本校、理校四种方法,完全是“朴学”做派。金宏宇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选取了《倪焕之》、《家》、《子夜》、《骆驼祥子》、《围城》、《桑干河上》(后更名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创业史》等八部现代长篇小说名著,将它们的版本搜罗殆尽,全面汇校,并加以研究。以上这些研究成果,正是由于借鉴了古代文献学的方法,才使得无论在史料的钩沉上,还是在版本的校勘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这种“古典化”学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经渐成气候,孙玉石先生把现代文学研究能否古典化,看成研究是否实现规范化的重要指标,并倡导学界形成一种重视史料、重视考据的学风,“不是一般的重视史料,就是真得要花工夫,来做一些属于古典文学应该做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你说已经达到了成熟,我还不大承认。好多东西还不规范,随意性还很大。可以不看史料,即使看史料,也可以翻烙饼一样,今天可以这样说,明天又可以那样说。要真正达到成熟的一个条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按照古典文学那种科学化的研究方法纳入到一个正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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