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时期，许多官员的的命运都掌握在与外国交涉和战争中，耆英也不例外，有人称他是投降卖国的鼻祖，有人又说他开创了诚实外交，本文对这些观点进行梳理，探讨了耆英的一生。
关键词：不平等条约 耆英
走到19世纪的古老中华帝国，步履越加蹒跚，已经远远的被甩到了世界的后面。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这其中就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一些清朝大臣。耆英便是这一员，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春风得意的官场
耆英又是何许人也呢?耆英，满洲正蓝旗，爱新觉罗氏。曾任过盛京将军、浙江将军等职务。在道光28 年的时候，耆英被召进京城做官，由于他为人诚实可信，很得道光帝的宠爱，被拜为文渊阁大学士。道光帝还特意赏赐他双眼花翎，可以说是集权利和荣耀于一身。清朝的花翎分为一眼，二眼，三眼，三眼最尊贵;所谓“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眼状的圆，一个圆圈就算做一眼。在清朝初期，皇室成员中爵位低于亲王、郡王、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附(即皇后所生公主的丈夫)，有资格享戴三眼花翎;清朝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亲贵、和硕额附(即妃嫔所生公主的丈夫)，有资格享戴二眼花翎;由此可知花翎是清朝居高位的王公贵族特有的冠饰，而即使在宗藩内部，花翎也不得逾分滥用;花翎如此高贵，故此在清朝特别被人重视、向往。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降清后被赐籍汉军镶黄旗，在收复台湾后，康熙特许赐戴花翎;后乾隆帝下明诏，不但上述亲贵大臣可以戴用，如有显赫军功者也可以戴用。皇帝赐给臣下花翎是非常审慎的，乾隆至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傅恒、福康安、和琳、长龄、禧恩、李鸿章、徐桐七人，被赐双眼花翎的约二十余人，这在当时是千古犹荣的恩宠。由此可见耆英的官场是多么的顺达。
基于对耆英在盛京将军任上工作的肯定，当英国侵略者的炮舰向清政府进攻时，耆英接到了有关鸦片战争的第一道谕旨：盛京为根本重地，朕心尤为廑注，该处港汊何处可进大船?该省洋面何处最关紧要?耆英确切查明，先行奏闻。至现在作何筹办，固不可先事张皇，不得不豫为准备，以致临事周章。如果夷船驶至盛京，该将军即督属堵御，相机办理， 毋令逞志”。 1842 年3 月29 日道光帝谕内阁：“耆英驰驿前赴广州将军之任”。稍后又被改命为署理杭州将军。4 月7 日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耆英的官场一帆风顺的节节高升，权力达到了鼎盛时期。
投降卖国的鼻祖
1840年，英国的大炮轰开了古老的中国大门，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近代外交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在晚清前期的外交中，耆英一直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分别与外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因此，耆英被学术界认定为 “中国近替投降外交的鼻祖”。其实，在这些签订“卖国”条约的大臣中，何尝不是有着几多无奈。
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迅速走上了强盛的道路，随即它也拉开了殖民扩张的序幕。当《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传播后，强烈地刺激着那些对黄金狂热的人们，英国更是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他们兴匆匆的拿来了工业品，希望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大捞一笔，可是事与愿违，中国当时的社会并不需要这些。于是，他们找到了鸦片，这个不仅可以摧残中国人的意志，而且可以从中获得可观收益的商品。中国人中还是有人看穿了他们的意图，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提出禁烟，林则徐就是这个提议的实践者。利益被损的英国人怎会如此罢休，一场战争就这样不可避免。中英战争因禁烟而起，但在中英条约中却对鸦片问题缺乏明确的说法，这确实是耆英的失误之处，这也成为他的卖国提供了有力说辞。浙江巡抚刘韵珂抨击说：“两年来干戈扰攘，专为禁烟，即为陋银。烟禁仍开，银尽可待。”平心而论，在禁烟问题上，耆英确实是处于两难境地。如前述及，中英战争因禁烟而起，要想对外国人重新施行林则徐在广东时期的严格禁烟政策，已经无法办到。而施行鸦片流通收税的政策，又碍于道光帝已颁布禁烟的谕旨在前，更是是行不通。在这样情况下，拒绝鸦片贸易合法化，在中国内部实行禁烟，成为耆英的最佳选择，也是惟一选择。耆英上奏说“凡事当先清其源，独禁烟，应先截其流”。 可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鸦片战争及其后的整个和谈期间，耆英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的儒家文化以及中国式的交往方式，一定会使洋人为其折服，使用这种外交方式，可以保存国家的大体不受损伤。基础此方面的考虑，耆英一直对英国人热情以待，俨然摆出了一幅请君入瓮的架势，但是洋人不是为了中国人的热诚以待而来的，对于耆英的积极反应也只是为了能从中获取利益罢了。但耆英本人却自以为得其实，坚信并继续用这种方式奢望解决中外交涉问题。他试图通过变通的方法来保存清王朝的某些权益，并为此争所不应所争的，放弃所不应放弃的。无疑，耆英在关键问题上，没有把握到重点，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的主权。在变通的幌子下，清政府一次又一次退让，使中国的权益蒙受巨大损失并贻害无穷。由于耆英的不必要“变通”，清政府的尊严和利益屡遭践踏，它再也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对外关系，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耆英确实没有弄懂中外交往的关节点。显然，“务存大体”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主观愿望，而“量为变通”反映了清王朝对国际惯例的无知，以及在西方列强面前的疲于应付。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面临着时代的转折点，而以耆英等为代表的清朝外交大臣，由于面对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威胁的惧怕，适应了其他侵略者在中国获得同样利益的需要，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严重的灾难，耆英作为外交大臣难辞其咎。
“诚实开明”的外交
耆英作为晚清政局的一员重臣，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作为平平，惟独在外交上，使大家把目光转向了他，他提出的“务存大体 量为变通”和“示以诚信，一视同仁”的外交原则，也使大家产生了褒贬不一的判断。
中国人自古就形成了一种对“夷狄”的优越感。在许多朝代，外国使者的到来，如果要觐见皇帝，都要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时期，英国使者马嘎尔尼来访，就是因为觐见礼节的问题，弄得双方不欢而散。在这点上，耆英的做法还是有可圈点之处。作为皇家宗室的封疆大吏，与“外夷”平起平坐，实属难能可贵。他放下了天朝大臣的架子，直接与外国使者进行交谈，并把中国式的嘘寒问暖也用到了英人身上。在签订《南京条约》时，耆英被邀请到在英国兵船上参观，他对英国的一些兵器和乐器都详加地询问，甚至还问到英国使者巴夏礼读什么书，显示出了对英国的重视。他的开明还体现在中国第一张照片的拍摄上，中国第一张照片拍摄距今已有124年。1844年，于勒?埃及尔以法国海关总检查长的身份来到中国，清廷接见了他，当时宫里还没有人见过照相机这洋玩意儿。当于勒提出要为朝廷大员拍照时，没人敢尝试，耆英跟洋人打交道多，自然就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虽然模模糊糊，但是人像还算清晰：脸形瘦长、吊眼弯眉、额头闪亮、山羊胡子，这也为后人对耆英有了一个清晰、立体的认识。
耆英在鸦片战争期间，主持中国外交史的时间最长，他的一切外交活动，都是以诚实开明、一视同仁为主要基调。他依据这一政策，比较平稳的处置了这一时期的大部分交涉。在鸦片战争期间，他除了广州进城问题没有妥善解决外，其余的问题基本上有了一个结局。耆英在其任内，为谋挽回中国之利权，确已尽其心智。道光帝称赞他“久任封圻，办理诸务，俱臻妥善”。 英使德庇时认为“，耆英被高高推崇的地位，亦如他那值得被尊重的品格一样，远超过于任何一个和他来往的欧洲国家的代表”。耆英主持外交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外之间维持了数年和平相安的局面。诚信守约的主张，归根结底是从中国自身的利益出发的。其中要求对方守约，目的是为了限制列强侵略，维护国家权益，而要求自己守约，则是格于时势，鉴于敌强我弱，避免重启衅端，导致新的战争，实属务实的选择。在耆英的思想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其与外人平等交往的主张。然而，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它只是耆英等天朝官吏，为文饰丧权妥协而从传统中寻找借口的自我辩护和精神安慰而已。这种不可避免的结局是耆英完全没有意料到的。客观地讲，妥协与丧权辱国，囿于传统及缺乏近代国际知识，耆英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造成这一结局的最终原因则是中国近代的落后，清廷的长期闭关锁国以及当时整个统治阶级的昧于国际大势。耆英诚实开明的外交政策，也不能不说是代表了先进的中国人要求近代化的尝试。
不得善终的结局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进逼天津，咸丰帝认为耆英熟悉洋人的事务，于是就下旨叫他前往天津协助谈判，可是，耆英怎么也不会预料到，这次他走上的决不是从政崛起的光明坦途，而是通向死亡的不归路。
1858年夏，英法联军占领天津，直指京师，朝廷上下一片震惊。咸丰皇帝急忙再次命令耆英协同先期到达的桂良、花沙纳与英法议和代表谈判。但英法议和代表不但不对耆英抱有任何好感或信任，反而对其表示出特别的不满与鄙视。原因是他们攻占两广总督衙门后，缴获了一些清廷官方档案，其中即有耆英向清帝报告其如何欺蒙、敷衍、控驭“外夷”的奏折。在议和过程中，英国人拒绝与耆英会面，并拿出耆英的奏折交给桂良、花沙纳等阅看。当时耆英被搞得狼狈不堪，窘困异常，无法继续参与对外议和谈判，便离开天津返回北京。
耆英在未获皇帝允准之前，擅自离开天津返回北京。咸丰皇帝闻讯后大怒，以耆英于大局未定之时，“不候旨擅自回京……实属自速其死”，命僧格林沁将耆英锁拿进京，由恭亲王奕䜣、惇亲王奕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共同审讯耆英。恭亲王奕䜣等人奏请咸丰帝，将耆英定为绞监候。但时任理藩院尚书的肃顺则从振刷政治的角度出发，上奏咸丰帝：耆英的供词多为巧饰之词，并无不可在奏章内奏陈的机密之事，显然是“居心巧诈”，对于这样的畏葸无能者，应即行正法，以儆官邪而申国法。最终，咸丰皇帝下令耆英自尽。
耆英被处死也是有一定的内幕的。道光30 年，咸丰即位， 耆英失宠，道光皇帝在位的时候，他还能得到皇帝的理解和认可。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很多的国家主权，耆英作为对外交涉的大臣，当然是难辞其咎，朝中自然有很多大臣对其不满，称其是“媚外求荣”的卖国贼。而新即位的咸丰帝为了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然要从解决中外矛盾的角度出发，重新振奋国民人心，对外国侵略者采取了强硬的政策，所以，耆英就必然是咸丰帝的一颗棋子，替罪羔羊。咸丰帝即位不久，就亲笔朱谕历数耆英“畏蕙无能”、“抑民以奉夷，罔顾国家”、“丧尽天良”、“贻害国家”等罪状，将其从正一品降为五品顶带，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这还是“从宽”处理。耆英受到咸丰帝的罢免之后，心中并不服气，公然写出对新皇帝不满的对联“先皇(道光帝)隆褒，有胆有识;时皇(咸丰帝)罪过，无耻无能”，借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愤懑。在君主专政的时代，耆英写出如此对联，确是找死的行为。所以，他的死亡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为条约，耆英得到道光帝的宠爱，官场春风得意;因为条约，耆英成为朝廷和后人唾骂的对象，成为卖国的鼻祖;因为条约，耆英失去了咸丰帝的宠爱，官衔一降再降;因为条约，耆英擅自回京，生命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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