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有着自己独立发生与发展的悠久历史，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起，西方译论开始在国内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学者率先提出翻译研究的主体间性命题，力图打破西方译论的话语霸权。通过对主体间性理论的借用，翻译研究矫正了译者个体中心主义的偏颇，提倡重建平等、对话的翻译主体关系，有其积极意义。但主体间性理论的适应范围与翻译研究并不一致，将主体间性引入翻译研究会导致理论的窄化和理想化，其社会学的理论旨趣混淆了翻译行为的真正主体，掩盖了翻译的本质，忽视了翻译的文本目的，对文本这一翻译研究的核心缺乏关注。 关键词：翻译主体间性;翻译本质;翻译行为;文本目的
作为有着悠久翻译史的大国，我国的翻译研究可谓源远流长。支谦于一千八百年前汉朝末年撰写的《法句经序》，是至今文本尚存的第一篇翻译理论文章，开启了中国翻译理论之先河。其后如罗新璋先生所总结，“案本求信神似化境” ①四个概念相继出现，共同构成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本溯源，我国的翻译研究一直独立发展，扎根于我国的翻译实践，从佛经翻译到科学翻译、文学翻译以及现代的多用途翻译。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学术界整体的向西方学习，我国翻译研究开始追随西方翻译理论演进的步伐。世纪之交，翻译界同仁不满这一现状，率先提出“翻译主体间性”这一概念，力图突破西方学术界的话语垄断，并对这一研究寄予厚望。但目前的翻译主体间性研究未能获得学界一致认同，原因之一是将主体间性理论运用于翻译，窄化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对翻译主体关系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其社会学的理论旨趣混淆了翻译行为的真正主体，掩盖了翻译的本质，忽略了翻译的文本目的，对文本这一翻译研究的核心缺乏关注。
“翻译主体间性”研究的缘起
要弄清楚翻译主体间性研究的来龙去脉，就必须涉及三十多年来国内翻译研究对西方译界动向的亦步亦趋，以及整个翻译界追随其它学科特别是文艺理论与哲学研究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内翻译活动的正常化，中国翻译研究重新焕发了活力。在举国上下向西方学习的背景下，中国翻译理论的现代化工作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引进西方现代译论。奈达、卡特福德、韩礼德、纽马克等人的学术观点由此开始为大陆学者所熟知。特别是奈达，由于其理论奠基于数十年的圣经翻译实践，且不断地在研究中加以科学化的修正，赢得了国内译界的广泛赞誉，很长一段时期内几乎到了“人必称奈达”的地步。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翻译学者的成长，国内译界对西方翻译理论开始有了批判意识，一批学者开始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与此同时，伴随着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翻译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翻译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化学派的观点开始引起中国翻译界的关注。这一时期开始，几家大型出版社以丛书形式原版引进西方翻译理论著作，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国外翻译研究丛书 》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反响强烈，成为翻译研究者的必读书目。目前，西方翻译理论在国内学术界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上述丛书的一版再版就是明证。
就翻译研究受文艺理论和哲学研究发展的影响而言，这一状况几乎伴随着翻译的发生便一直存在。由于中西方悠久的宗教、文学翻译传统，翻译理论在中西方的肇始几乎都是附属在语文学的框架内。到了近现代，翻译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正在探索新的领域，正在弥合这门学科与文体学、文学史、语言学、符号学以及美学之间的隔阂”②。这种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并从中吸取理论资源的学术旨趣解释了其它学科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有学者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现象：“源自于结构主义并历经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理论之风席卷而来，每次都横扫过翻译研究领域，在翻译研究领域中，我们可以找到每一次西方思潮掠过后留下的深深的痕迹。”③国内翻译研究在积极译介国外翻译思想的同时，开始进入理论的蓬勃期，几乎每一种文艺理论思想都被尝试用来与翻译相结合，如语义学、新批评、阐释学、现象学、读者接受理论等。翻译与哲学的渊源更加久远，也更深刻。由于语言研究与翻译研究的孪生关系，不同哲学流派的语言观深刻地影响着翻译研究。柏拉图对语言的本质主义看法影响着西方两千多年来的翻译研究。尼采的非本质主义语言观否定了意义的绝对性，承认意义是被构建的。这种颠覆性的观点启发了各种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为翻译的政治、性别、文化视角提供了理论依据。随着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同时由于翻译提供的“概念”使得哲学的讨论得以可能，④世界级的哲学家如奎恩、德里达、利科等都对翻译作出过相关论述。这不仅大大提高了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地位，还使得将哲学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显得顺理成章且前景光明。总的来看，翻译研究紧随西方文论和哲学研究演进的步伐，形成分别以作者、文本、读者、译者等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对翻译内部诸要素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可以说，正是这种广泛借鉴邻近学科学理资源的学科特点才最终实现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创新和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位。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又将主流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外部译语环境因素纳入考察，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在这一研究模式下，译者和译语社会的主体要素开始显现，译者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图里在介绍描写主义的翻译研究方法时说道，“只有这样的一个分支才能确保个体研究的发现在主体间是可以检测、比较的”⑤。其核心术语“规范”也对主体间的关系有体现：“翻译的制约因素以规则和个体特质为两极，广阔的中间地带由主体间性因素所占据，这些主体间性因素一般被命名为规范”，“规范由个体在社交时获得”。⑥ 显然，图里虽然没有专门论及主体间性，但其描写主体研究的理论适用性和规范的本质属性都内在地蕴含着主体间的因素。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国内学者逐步将胡塞尔、巴赫金、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等人的主体间性学说引入翻译研究，创造性提出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这一命题，旨在解决单一主体中心范式的偏颇。
“主体间性”对翻译研究的意义
国内目前的翻译主体研究进入主体间性范式，而引用频率最高的当属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国内翻译学界主要借用了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和交往行动理论。以吕俊教授为例，其专著《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和系列论文，整个地建立在上述两个理论之上。“普遍语用学”或“形式语用学”是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该术语被哈贝马斯用来指涉以重建言语的普遍有效性基础为目的的研究，这种研究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⑦基于这种目的与任务，有效性和理解就成为哈贝马斯理论框架的基点。对有效性他提出四种要求：可领会性、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⑧也就是说，只有当交往各方认定他们各自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得到满足，交往行为才得以继续进行，交往各方的相互理解才能得以实现。实现理解是哈贝马斯理论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可具体表述为在上述有效性的基础上达到认同，最终实现相互理解、知识共享、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体间的相互依存。⑨理解在哈氏这里体现为几个不同层面：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言语表达;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基础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⑩理解的这种多层次属性，确保了主体之间理解的正确性、合法性和可检验性。
正是由于普遍语用学的有效性要求和理解的多重性这两大特点所蕴含的理论优势，翻译学界才将其运用于翻译主体的关系研究。首先，有效性是对翻译活动中各个主体的前提性要求和先决条件，因而必须最先予以满足。对译者而言，原文作者对这种有效性的兑现是无需质疑的，即使作者声称并非如此。《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就曾公开表明他是故意处心积虑地为读者设置阅读障碍的，“我在这本书里面设置了那么多迷津，它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们来争论我的原意”B11。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仍然只能假定作者的表达是可领会的，其陈述是真实的，其话语是正确的，其态度是真诚的。因为如果不认可作者对这些有效性要求的满足，交往就无法继续，阅读过程就不可能完成，《尤利西斯》在不同国家的翻译就不可能实现。作为一名称职的译者，也必须同样保证翻译出来的译文在内容上是可领会的，努力以真诚的态度再现原作的真实性与正确性。《尤利西斯》这一“天书”中存在着大量的纯文字游戏，艰深晦涩，译者萧乾并不完全认可这种写作方式，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翻译态度和翻译目标，“一定得尽最大努力把它化开，使译文尽可能流畅，口语化”B12。读者对译者、作者有效性要求的兑现则体现在其阅读理解过程的协商性：读者同译者一样带着自己的前见进入文本，不同的读者会对同一文本形成不同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必须得到译者的检验，且随着阅读的进行不断得以修正，最终不能与译文相悖。而理解的多重性则保证了译者、读者在对原文的理解中融入自己的前见，从而形成多样性的理解，就可破除翻译实践中对理解和译文唯一确定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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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的大型学术刊物。1957年3月创刊，原名《文学研究》(季刊)，1959年2月改名《文学评论》(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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