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兴起，肠伤寒疫情在广大农村肆虐开来，并于1958、1961和1963年形成三次高峰，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一次伤寒疫情。其发病人数之多、流行地区之广、蔓延速度之快，不仅影响到钢铁生产和水利工程的进行，还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受到一定损失。此次疫情的爆发与流行实为多因之果，其中，社会因素的作用远大于自然因素。因此，疫病并非只是一种个人的生理现象，更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活习俗、自然环境变迁以及交通与国际交流密不可分的社会大问题。
[关键词]新中国;伤寒疫情;社会成因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严重影响民众健康与生命的重大疾病逐渐得到基本控制，但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因大跃进运动而导致的人口聚集规模过大、流动过于频繁却人为地助长了疫病的扩展。1958年后，伤寒疫情在全国多个省、市连年爆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①。关于这次伤寒疫情，除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一书略有提及外，尚未见其他相关研究。当时，河北是华北地区伤寒病情最严重的一个省份，也是全国伤寒发病最多的省份之一。故而，笔者以河北省为个案对这一疫情的流布及成因作一梳理和分析。
伤寒②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属于国家法定的乙类传染病。本病在中医温病学中属“湿温”的范畴，称之为“瘟疫”或“湿疫”。
一、伤寒流布状况
1940年代初，伤寒曾肆虐于河北各地，因处于抗日战争期间，故其情不详。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级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建立，疫情报告制度也随之产生。据有关资料显示，河北省的伤寒发病率从1955年开始悄然增长，到1957年，全省发病人数已经上升到3086例，发病率由1955年的3.50/10万上涨到7.73/10万[1]。只是由于病例相对较少，一般为散在发生，未能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大跃进运动兴起后，由于各级领导部门对建立人民公社后群众生产、生活集体化的新形势、新情况认识不足，忽视了卫生防疫工作，1958年9月，伤寒疫情开始大面积流行。随后几年中，又出现了三次疫情流行高峰。
第一次高峰:1958年，伴随着人民公社和生产大跃进，伤寒疫情也出现大跃进态势。
1958年，河北省伤寒病人自8月份开始增加，10月份达到最高峰，12月份基本停止流行，共发病48626例，死亡1439例。这次伤寒流行面积广，传播快，是全国解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流行面积达全省总市县数的94%。其中，天津专区最为严重，至11月初，全专区30个县市2291个村有伤寒流行，发病人数达15234人[2]。考虑到可能有漏报现象，比如安国县报告无一例伤寒，但经河北省爱卫会和河北省防疫站调查后，发现仅博野一个公社就有伤寒病人100余名;安国一中(在安国)一处就有患者243人，二中(在博野)也发病150余人，故1958年河北省伤寒发病情况实际要比48626例高得多[3]。
由于此次疫情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各地卫生部门均无防备和准备，治疗不及时、不彻底，导致死亡率较高，并留下大批带菌者，为随后几年伤寒流行埋下了极大隐患。
为了防止疫情卷土重来，1959年3月，全省卫生行政会议专题讨论了全省伤寒防治工作计划，进一步明确了防治伤寒的重要性，确定以防治伤寒为夏秋冬除害灭病的中心内容，全力以赴控制发生流行。随后两年中伤寒发病人数减少，1960年下降到21417例。
第二次高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伤寒病趁虚而入。
1961年，在三年困难时期，“低指标、瓜菜代”导致营养性疾病泛滥，民众体质普遍较弱，免疫力低下，原本呈下降趋势的伤寒疫情又趁虚而入，发病人数猛增，发病面积、发展速度都大大超过前两年，而且不断出现较大的暴发流行。浮肿、小儿营养不良等病和伤寒等肠道传染病相互交加，情况更为严重。
据不完全统计，在1961年1—7月份非流行期，全省就已经有44个县市共发生伤寒2510例，比上年同期增加1575例。进入8月以后，伤寒疫情以每旬数千例的速度发展。沧州专区疫情最严重，仅9月1日到5日，就新发病人964名，新死17名[4]。是年，全省发病3.6万余人，死亡人数也比上年高出1倍多。
1962年，随着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期，民众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是年初，河北省卫生厅在总结以往防治伤寒经验及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安排、抓好重点、及早下手、贯彻全年”的防治原则，预防成效较为显著。当年全省发病21303例，总发病率为49.14/10万人口，接近1960年的发病程度。各地区发病强度均有明显改变，如邢台、唐山、石家庄等专区分别下降76.2%、71.3%和69%。
第三次高峰:1963年，特大水灾过后疫情再次暴发流行。
1963年夏季，河北中南部遭受特大水灾，洪水淹没了灾区大部分房屋和田地。灾民生活困难，居住拥挤，疫情趁势扩大蔓延，又出现了大量伤寒病新疫村。而大水围村，造成一些灾民与外界联系十分困难，加之交通阻断，更延误了防治的最佳时机。
新河县自1958年由岗南水库传入伤寒后，遗留下大批带菌者和易感人群，此后年年有伤寒发生和流行。经过几年的防治，到1962年，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无流行村(10例以上为流行)出现，全县全年发病39例，分散在18个生产大队。1963年1月仅有上年遗留的现患2例，2—8月份无一例新患发生。8月上旬，该县遭受水灾，洪水围村两月之久，93.7%的房屋倒塌，家禽、家畜尸体随水横流，各村污水坑连成一片。灾民居住拥挤，风餐露宿，生活条件、环境卫生极度恶化。因为没有厕所，到处大小便，苍蝇蚊虫大量滋生，更使得受传染机会增多。上述原因使伤寒疫情卷土重来，全县共发病2105例，波及118个大队，占全县172个大队的63%。其中，60个社队呈爆发流行(40例以上)，发病最多的两个大队病例高达100人以上。其他大队发病亦较多，呈大面积散在发生。由于水灾后生活极度困难，日常饮食难以保障，且成年患者还要忙于灾后重建，故复发病例亦高于往年，全县复发135例[5]。
邯郸专区鸡泽县军寨村解放以来从未出现伤寒病例，亦无伤寒疫苗注射史。1963年8月初，连降特大暴雨，全村66%的房屋倒塌，洪水围村80余天。水灾后出现高烧病人，被误诊为疟疾和感冒，累计发生病人97例。由于居住拥挤，家庭续发感染病例达到患病总数的42.5%[6]。10月9日，北京医疗队到达以后，才开始进行防治。该村复发病例高达37.66%，其中一例患者竟复发4次。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悲剧在河北省多数受灾地区重新上演，1963年仅伤寒病例就有44864人，接近1958年的发病程度。此外，水灾后钩端螺旋体病、痢疾、肠炎等疾病亦大量发生，各种合并症的出现又使死亡率大大上升，刚刚摆脱三年困难时期的民众重又陷入新的困境而恐慌不安。
二、伤寒流行规律与特点
为了掌握伤寒病的发病规律和特点，1961年秋，在组织学习毛泽东的《论调查研究》之后，河北省卫生防疫站开始对献县、沧县、元氏等伤寒流行较严重的地区进行调查分析。为了更广泛地进一步排查和摸清全省伤寒流行规律，在1962年春组织了邯郸、邢台、石家庄、沧州、保定、张家口、承德等七个专区卫生防疫站，结合防治工作，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调查。为了对照“面”上调查的结果，河北省卫生防疫站还用半年的时间对清苑县五年来伤寒、副伤寒的发生流行情况作深入的分门别类分析，以期达到点面对照，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全省伤寒疫情的特点及分布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一定防治措施。
综合省、各专区、县卫生防疫站对1958—1962年伤寒疫情发展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全省伤寒病的发生和流行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伤寒病的型别、传染源和传染途径。河北省流行的主要是伤寒，其次为副伤寒乙，副伤寒甲和丙所占比例甚小。传染源主要系历年的伤寒病患者和带菌者。传染途径有四种，即日常生活接触型、水型、蝇型和食物型。其中，以水型流行为主，日常生活接触型次之。根据1962年河间等11个县卫生防疫站对37起伤寒、副伤寒传染途径的分析，其中，水型流行22起，占59.4%;日常生活接触型流行13起，占35.1%;食物型流行2起，占5.6%。一般而言，单纯水型爆发流行比较罕见，大多是在流行前(一般在春季和夏初)就有散在病例发生，通过日常生活接触缓慢增多，待雨季过后，才开始流行。流行高峰过后，又由于日常生活接触和苍蝇在传播中的作用，出现一些散发。因患者大多与家人同饮同食同住日常生活接触较多，故家庭内续发病例较多见，多出现“窝子型”(一户发生两例以上)发病，最多的一户患病达八人之多。
第二，从发病时间看，伤寒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病，但其发病人数高低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是7月份病人显著增多，8月份急剧上升，9—10月达高峰，11月份开始下降，12月份接近尾声。据统计，1958—1962年五年间，流行季节的8、9、10三个月(1958年流行较晚，为9、10、11月三个月)发生病人数占全年发病的比例分别为76.5%、77.8%、80.7%、78.7%、70.4%。其中，9月份为流行高峰月(1958、1963年高峰月为10月)。
第三，从发病年龄和性别看，发病人群主要是儿童和青少年，男性略高于女性。根据1962年井陉等7个县市250.564万人中各年龄段发病率的调查分析，19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发病率最高，为46.00/10万，特别是小学年龄组(8—13岁)，为63.13/10万，而20岁以上的成人发病率则为13.64/10万。这主要是因为儿童和青少年免疫力差，又集中在学校学习，相互之间接触密切，活动范围大，同时喝生水、下河游泳的次数比成人多，这些都导致了感染机会的增多。总体而言，全省各地男女性别发病率差别不大，一般男略高于女。但在不同年龄段的男女比例有时也会有较大差别。据隆尧县肖庄村伤寒爆发流行后的调查显示，全村272例患者中，男女比例为0.96∶1。其中，19岁以下男多于女，男女比例为1∶0.82;20岁以上女多于男，男女比例为0.43∶1。这是由于男孩子活动范围大，加之卫生条件特别是卫生文明习惯差，喝生水及下河游泳多，增加了感染机会。在成人中，女多于男，这是因为患者多为小儿，妇女一般操持家务、护理病人，相互探望病人、串门等，故其受感染机会较多[7]。
第四，从地区分布情况看，一般情况下，农村发病率高于城市，低洼地区高于平原，平原高于山区。据统计，1950—1957年城市发病率高于农村，城市平均每年发病率为6.29/10万，农村平均为3.39/10万，这当与城市居住人口较为密集、流动较频繁以及疫情报告执行情况统计比农村要好有关。1958年伤寒大面积流行后，农村发病率明显高于城市，1958—1962年间，城市发病率平均为45.83/10万，农村为68.45/10万。考虑到城市医疗卫生设施条件和疫情报告均优于农村，城乡发病率的实际差别应该会更大一些。根据1962年兴隆、平山等8个山区县，涿县、成安等8个平原县，安新、黄骅等7个低洼地区县发病率的比较，山区为9.01/10万，平原为39.07/10万，低洼地区为137.84/10万，其比率为1∶4.33∶15.31。但是，特殊情况也并非不会出现。张家口专区的坝上地区，海拔1500米，地势高寒，苍蝇的数量与生存时间均较一般山区、平原少，且居民常年全部饮用井水。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环境因素来看，并不利于伤寒流行，而且1958—1960年间也几无伤寒疫情报告。但由于周围存在伤寒疫区，而坝上地区当时又遭受严重旱灾，人们生活水平很差;加之过去没有流行过伤寒，人群自然免疫力较低;卫生部门有麻痹思想，认为高寒地区不会发生伤寒，没有采取一定预防措施，更无疫情报告网，给疫情的侵入提供了可乘之机。1959年，来自张家口专区各地9000余民工赴友谊水库工地施工。1960年水库工地发生伤寒后，民工四散回乡，造成广泛散播。1961年，坝上四县(张北、康保、沽源、商都)突然发生伤寒流行。1962年，更出现了大流行，发病率高达249/10万。其中，张北县发病率664.87/10万，为全省之冠。全省最严重的一起爆发流行也发生在这个地区的沽源县捎带营村，全村388人，发病170例，死亡1例，疫情发生与流行时间长达7个月[8]。
第五，疫点既分散又集中。1957年前，河北省发生伤寒的县、市占全省总市县数的22.96%～61.11%，1958—1962年发展为43.88%～93.96%。其传播方式主要是由疫村呈放射状向四周邻村传播。而远距离的跳跃式传播，除1958年人群大量流动出现过以外，较为少见。虽然发病的县市较多，但具体到某一县市，即便是1958年以后历年流行较严重的专区，发病村也占少数。1961年，沧州、石家庄、邯郸等3个疫情严重专区的38个县16177个村中，发病村约占11.3%。据对衡水等27个流行较严重的县的11202个村的调查，1958—1961年间，累计发病村数占28.53%，其中又以两年以上发病的“重发村”为多。另据河北省卫生防疫站在清苑县所作重点调查，1958—1962年间，全县278个村每年发病者占19.19%～23.62%，五年间发生过伤寒的占45.6%;1958—1961年间102个发病村中，重发村62个，占60.78%。
疫点既分散又集中的另一个表现是，少数流行村所发生的病例数远多于多数的散发村。据1958—1961年间交河(今泊头)、衡水等县1082个发病村8801名病例的分析，流行村共156个，占发病村的14.42%，而发病人数却占总病人数的57.96%。而清苑县流行村发病人数占总病人数的比例高达66.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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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祸大于天灾:伤寒疫情的成因
首先，由于盲目发动大跃进运动，造成大规模人口聚集和流动，这是伤寒疫情爆发流行的最直接原因。1958年，河北省的伤寒疫情集散地主要有三类:一是农业大协作区;二是水库和钢铁生产工地;三是公共食堂。农业大协作区较有代表性的是时属天津专区的黄骅县，1958年天津专区的首例伤寒病人就发生在这里。黄骅县是老伤寒疫区，历年均有伤寒病发生。因该县地广人稀，未形成流行态势。自1957年开始，由各县移民到该县垦荒种稻。当年，伤寒先后在黄骅的两个农垦区发生，发病61例[9]。1958年春，天津专区搞农业生产大协作，大批民工东奔西走，人口密集，流动性大。7月份，沧县、文安、献县等地就先后发现了伤寒病[10]。如据在献县芦庄等17个村的调查，其中13个村的首发病例都是从黄骅回来后一周内发病的民工[11]。由于没有采取积极预防措施以及及时隔离治疗病人，至10月下旬为止，献县共发病1430例。其中，发病年龄多为20岁左右的青壮年，严重地影响了生产。
工地，主要是指1958年开始修建的四大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西大洋水库和王快水库)。岗南水库大约有10万民工，多来自石家庄专区各县。由于当时医疗卫生条件不足，有些患者请假回家休养，结果导致9月末数县有伤寒病例发生。至12月底，疫情即蔓延到全专区各市县300多个村庄，患病人数达11716人，死亡290人[12]。当时，无极县的泗水、北牛村、崔村等地的农业生产也都被迫停止。2012年8月，当笔者走访泗水村时，村里80岁左右的老人对50多年前那次“传人”(方言，意为在人群之间传播疾病)的“瘟灾”(指伤寒疫情)依然记忆犹新，甚至能清楚地说出瘟灾中去世的那些人的姓名或者是谁家的孩子，印象更深的是当时20岁左右的年轻人接二连三的突然死亡，给村民带来的“惊直啦”的巨大心理恐慌。
此外，发病人数较多的还有石家庄地区的新乐县及束鹿县(今辛集市)的钢铁工地，发病率分别为913.1/10万及393.3/10万，均远远高于河北省的平均发病率。
农村公共食堂，也是造成伤寒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1958年，在水库、钢铁等工地患病的民工纷纷被遣送回乡。而此时农村已经纷纷成立了公共食堂，伤寒病人及带菌者与健康人在同一食堂吃饭，通过接触和食物造成传染。如献县小营村12个食堂中，有4个食堂的炊事员的家属患伤寒，一个食堂的炊事员在伤寒病后不久即回食堂工作。由于一些病人和带菌者担任公共食堂炊事工作，故在不少乡村曾引起集体性发病[13]。
其次，各级领导干部对疫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也是导致疫情得以发生并扩大蔓延的重要原因。疫情爆发与事先预防不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人没有现代卫生及防疫知识，很多领导干部文化水平偏低，领导生产热情高，防治疫情警惕性差，对疫情缺乏了解和科学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当时轰轰烈烈开展的大跃进运动的旁生物。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本应对防疫工作大有助益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大跃进“争上游、争第一思想支配下，助长了浮夸风，采取了‘先上马后加鞭’，任务没完成即先行报捷的做法”[14]，致使上级部门领导过高估计了卫生工作的成绩。同时，在此认识影响下，疫情爆发后，有些领导仍对疫情麻痹大意，甚至存有侥幸心理，认为天气已冷，苍蝇蚊虫减少后，疫情会自消自灭。因此，有的地方疫情不但未能及时控制，反而继续扩大蔓延开来。邯郸、唐山两个专区即是这样。邯单专区报告成安县只有361名病人，但经省工作组调查，该县两个村即有病人321名。此外，交河、徐水、香河、任丘、静海等县均底数不清，没有很好地开展伤寒防治工作，不仅疫情仍严重流行，而且病死率很高，任丘县病死率甚至高达13%[15]。邯郸专区伤寒疫情之严重引起毛泽东主席的注意，他经过分析后认为，发生疫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抓了工作，忘了生活”[16](P531)。
另外，1962年，农业生产开始有所好转，初级市场开放，人员流动频繁，市场卫生管理却未能跟上去，又使部分集市地区发病率升高。精简下放政策实行后，从内蒙古、河南、新疆以及河北省内各地下放回乡的工人带回伤寒病，又对疫情起到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1956—1963年间，基层医疗机构频繁整顿、医务人员精简下放，又在实际上削弱了乡村社会防治疫病的能力，最终导致疫情绵延数年。同时，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差、卫生机构不健全、缺医少药的客观条件和水灾等也给疫情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
以上关于引发伤寒疫情的各种因素，大致可以归结为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两类。两者在伤寒疫情中的作用，时人早有认识，认为“社会因素在伤寒、副伤寒流行中的作用远大于自然因素”[17]。21世纪后发生的非典和甲流亦不例外。正如余新忠所言:“疫病并非只是一种个人的生理现象，而更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活习俗、自然环境变迁以及交通与国际交流密不可分的社会问题。”[18]因此，在当前中国医疗制度改革中，更应全面加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防疫职能及功能，将“预防为主”的方针落到实处，提高全社会全民的现代防疫意识，依法防疫，全面完善防疫制度及机制，做到防“疫”于未然，人人享有现代社会健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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