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性经济人”和“行为目标最大化”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假设，始于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概括和提炼，究其对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和理论范式的塑造，着重体现在以“假设–演绎”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通过简要梳理西方经济学的形成过程，本文指出：第一，新古典经济学继承并固化了由边际主义者进一步发展的“理性”假设和“最大化”目标，二者共同体现了一种机械式的均衡思想，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假设有力地反驳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理论的根本假设，其承认一个真实的“社会人”同时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第二，借由“AllaisParadox”指出“最大化”的目标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因此，“社会人”的行为目标不仅仅以经济利益为最终归宿，而是会体现出兼具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的双重属性。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社会人”，行为目标最优化
1.古典经济学简述及边际革命
1.1.古典经济学的产生
十七世纪中叶，为摆脱封建主义，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出现，经济学家开始探讨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称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一过程始于英国的威廉·配第，直到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范畴和学科的正式确立。这期间，由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将经济学庸俗化发展至顶峰，其标志就是《国富论》的诞生。《国富论》虽处于庸俗经济学的发展时代，但其对后继经济学的影响却是极为久远，它的确是可以比肩《资本论》的经济学巨著。若抛开作者各自的阶级立场，可以说，它们都是各自所处时代的“自由宣言”，反映了各自所代表阶级的呼声。
斯密的《国富论》被经济学界冠以盛誉，更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起源。存在一种误解，即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笼统地认为是一门研究市场的学问。事实上斯密给后世所带来的遗产并不是被肆意夸大的“看不见的手”[1]，这只“手”只是给分析这些经济行为提供了一个被称为“市场”的平台以及自由主义的观念，被主流经济学所继承的正是有效市场和自由主义这两种思想，《国富论》开篇讲分工，通篇的陈述是以分工和交换展开，包括贸易(可视为扩大了的分工——国际分工)，而其内容——通过研究人类劳动行为与价值形成的微观关系——实则为之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范本。
1.2.边际革命产生源自“价值悖论”
对“价值”这一概念的讨论，自英国的配第、斯密到李嘉图、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到西斯蒙第，这一段时间的学者们对价值、价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概念的分析十分混乱，均未走出“斯密教条”[2]，即“社会三收入”说。直到马克思将这些古典学者们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综合，劳动价值论才算在马克思这里正式确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详细地、科学地分析了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科学地论证了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以及劳动的内涵;全面论述了价值形式和价值转化形式理论，并确定了价值量的决定问题[3]。
但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对于斯密所提的“钻石与水”的价值问题[1]也未有明确的解决办法。基于此，以解决这一价值悖论问题为目的，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掀起的“边际革命”，为古典经济学关于价值问题的考量提供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并形成了边际主义学派，对后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基础及发展方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根据周志太(2007)的研究，边际学派可分为心理学派和数理学派两类，其中心理学派可视为以门格尔的“主观效用决定论”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数理学派则是以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为代表。边际主义心理派提出了从效用的角度刻画人们对商品价值的主观感受(即偏好)。这也是其留给后继经济学最大的两个遗产：其一，完全理性的假设;其二，方法论个人主义。同样地，边际主义数理派也对后继经济学的发展留下了两个重要的假设：其一，均衡(事实上是作为模型设定的假设而言)的思想;其二，最大化的行为目标。
2.新古典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关联：假设及方法论
2.1.新古典经济学——“看不见的手”
20世纪30年代，马歇尔采用一种折中的办法，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学派的理论进行整合，将经济学的研究划分为宏观和微观视野，形成了分析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一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此后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进入新古典主义时期，后又经过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理性预期革命等等，经济学的分支逐渐增多，这些学派和学者们所做的贡献，通属于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分支，对西方经济学界以及国内经济学界的影响不可小觑。事实上，奥地利学派(边际主义心理派)由于其研究导向的方法论问题，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侧重于以“理性假设”和“最大化目标”为代表的微观经济学。在Holcombe所著的《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丝毫没有提到维塞尔等背离以演绎为主的理性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和方法论深受边际学派的影响，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在假设方面，其也做了相应的发展。
2.1.1.“经济人”假设
现行主流经济学中，新古典经济学无疑是备受推崇的。微观经济学开篇提到“理性人”假设，这一假设可谓是和奥派的“理性”一脉相承，二者均强调作为经济社会中的活动主体——人的行为前提必然具备完全理性。区别在于，奥派对于理性(以米塞斯为例)的阐述是，人的行为总是先验地符合一定的公理，至于这一行为导致的结果以及结果的大小均不予考虑，而理性不是人在行动时所秉持的前提，而是在行动开始到行动结束这一过程中(即行为本身)人们自由选择实现自己目的的一种能力或手段。而我们又看到微观经济学中给定了另一个其自认为和“理性人”假设等价的概念——“经济人”[4]。事实上，这一提法是比“理性人”更为合理，因为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类面对决策行为时，将其对各种方案的选择看作是仅在经济利益方面的凝结。这对于新古典模型而言，的确是有利的：一个以经济利益为起点(亦终点)的人，其行为被赋予一种“确定性”，因此为迎合模型需要的最大化解(其自认为是最优解)也可以由此得到确定。
2.1.2.微观基础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分析经济问题的行为载体——消费者、代表性厂商等，包括凯恩斯在其宏观经济视域内大力推崇的调控经济的行为载体——政府，均是以个体为单位出发，最后落脚在经济运行上。而当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意欲寻找其微观基础，这并不是说明宏观经济学受到重视，方法论个人主义根基受到动摇，恰恰相反，它更加固化了这一基础[5]。
宏观之所以需要微观基础，这凸显出其所秉持的方法论以及所宣扬的意识形态[6]。可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强调市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如何过渡到宏观经济学，此举便很巧妙地突出了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在分析经济问题过程中的纽带作用，即个体行为在市场的作用下会自发而不自觉地将社会整体福利推向最大。其二，突出方法论。宏观经济学想要探索微观基础，为什么微观经济学却不思考其宏观基础呢?这就说明新古典经济学更加侧重于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性地位，更倾向于利用微观经济学相关理念来作为解释经济现象的手段，微观经济学着重研究市场中的个体行为，如消费者行为、厂商行为等。这就说明新古典经济学所坚持的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论依然是“个体主义”。
2.2.行为经济学——“看不见的挥舞的手”
出于对主流经济学“硬核”[3]的批判，各种“非主流经济学”兴起。以行为经济学为例，其兴起于上世纪中叶，发展至今，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理论的正确性一直是国内外主流经济学者所探讨和批判的问题。其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尚不完善、更被视为“异端”的一门学科，或者说一种方法，对于我们比较主流与所谓的非主流经济学科之间的异同，探讨现实社会的经济现象却有无法替代的解释力。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假设前提已经框死了“理性”，且以模型语言当做刻画经济变量、经济指标的工具，依靠模型并不能反映人类的主观心理因素，因此，行为经济学家们从现实角度出发，发现按照理性这一先验标准不足以解释生活中各种经济现象，由于人类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各种反理性的现象时有发生，所以，行为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二者既竞争又互补。
2.2.1.“有限理性”前提
而行为经济学中的“行为”，其前提不仅坚持人的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的假设通常被认为是非理性，事实上，在当前流行的行为经济学的著作中所提到的假设均为有限理性。这一提法更为正确，因为“有限”二字，不仅承认人的理性，而且允许人的非理性。如果只是“非理性”的假设，那就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且其所表述的行为是有结果的，但是对于这一行为结果的评价是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那样唯利至上，这一结果的评价会将人们的非经济效益(如个人心理体验、社会效益考量等)考虑在内。
斯密对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也只有短短的几段话，却被后来的鼓吹资本主义、鼓吹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大力渲染。塞勒将这一“看不见的手”发展为“看不见的挥舞的手”(“InvisibleHandwave”)[7]，这一改变突破了原本经济学所坚持的完全理性这一局限，但是，这一改变未动其根本，即以塞勒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们，依旧相信市场的力量，只是由于人们在市场活动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导致了市场或多或少的出现了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因此即使是行为经济学家们，在其理论中也较少涉及效率问题，而转向研究导致效率不达的原因，如贫困、公平问题、奖惩机制等。
2.2.2.还原论和本体论
还原论有多种解读方法，而威尔金森所指出的适应于行为经济学的“版本”称为“解释性的和层级的”还原论[8]。按照层级还原论的观点，每一种现象可被低于该层级的观点来解释，且在每一层级上的解释都是恰当的，只不过所用到的学科和解释方法不同。行为经济学的还原论和本体论实质上是相通的，在解释经济现象的方法上，可以认为，本体论就是还原论的最低层级——人类本身的行为，也就是可还原到的最后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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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限理性”引致“最优行为目标”
3.1.“有限理性”与“利他主义”的冲击
理性是作为人们行动的前提，还是手段，甚至是目标，这是经济学各流派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到理性是在“论造成分工的原由”一章中，其认为理性是指人性中存在一种无法深入解释的先验原则指导人们做出交换行为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没有很强的功利性的[1]。令人不解的是，这种说法体现了一种“价值中立”的命题。马克思曾说过，“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9]。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一致认为人是具有完全理性的，他们产生各种经济行为均是出于利己动机，即使得自己的行为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完全理性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标签之一。
据此，行为经济学对这一“前提”所做的更正就是将理性拓展为有限理性。现今，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衍生出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如融合进金融、法律、公共政策等领域，也由此产生了许多基于并冠以“行为”的学科。但是，回归到这一类研究的前提，面对理性还是非理性，我们仍不能区分。但是，有一点可以借鉴并肯定，就是卡尼曼所说的“均值回归”效应[10]，我们姑且可以将非理性当做人们实现目的的即时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在短期内可以是非理性的，这不失为一种合理地假设，但是从长期来看，终会回归到理性这一“平均值”上来，毕竟我们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去行动，这一目标如果不是理性导向的，那就没有值得我们去行动的意义。像阿克洛夫和席勒所指出的在金融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欺骗行为[11]，“欺骗”这一现象隶属于“非理性”的范畴，但我们可以理解为，欺骗的人的确是出于利己的目的，只不过采用非理性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理性的预期目标。因此，“欺骗”是理性导向的行为。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人是理性的，但不是完全理性的，一切不理性的行为或现象均是为了实现一个理性的目标而经历的即时(短暂)过程。
出于一个理性的行为目标，对这一目标的评价，可以通俗地划分为利己和利他两种不同的倾向。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中，会不经意地将理性和自私划等号，这就是说一个理性的人总是以自身利益作为行动的基点和归宿，这就引出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标签——完全自利。同样地，行为经济学对此也做出了回应，即人是有限自利的。有限自利，这说明人们的行动结果不一定是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捐款。人们在捐款的时候，明明损失了实际的经济利益(金钱)，但是人们却觉得很满足，这就是一种特殊的、主流经济学所有模型中都无法刻画的变量，即心理效益。当然，对捐款这一行为效果的评价，究竟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行为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皆能解释得通，却皆又解释不清。因为这要求结合人的社会性这一本质属性，这一概念属于马克思所探讨的范畴，即承认人的社会属性，这也是马克思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同。马克思笔下的人的社会关系是其理论分析的基础，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其分析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的逻辑是围绕“社会”这个基本面展开分析和论述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差异，不同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且人们的所扮演的角色行为引致的外部影响也是出于其一定的目的，而马克思并没有从人的内部去分析引致行为的原因，只在人的外部层面——社会上去分析一切行为关系。
对利他主义的分析是当前演化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不仅强调利他主义的个体内因，更强调了个体与群体之间通过制度这一载体的互动作用[12]。按照贾根良教授的观点，演化经济学是独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13]，这一说法的合理之处在于演化经济学所秉持的假设与所谓理性之上的主流经济学有着本质区别，且在方法论层面，也突破了“个人主义”这一局限，从这两方面来看，它的确触及并且有能力打破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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