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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科学译著的书目计量学分析

来源:中英文核心期刊咨询网 所属分类:经济管理 点击:次 时间:2021-03-31 08:35

  摘要:本文将书目计量学理论引入学术译著出版研究。以农业科学学科为例,在农业科学译著书目数据采集和学科分类的基础上,利用Excel软件对农业科学译著的书名、作者、作者国别、译者、出版者、出版时间进行数据统计。而后,对农业科学译著的学科特征、国别特征、出版时间特征进行了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科学译著的书目计量学分析

  关键词:学术译著  农业科学  书目计量学  翻译出版

  书目计量学是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引入目录学以后产生的学科分支。它是利用统计学方法来计量文献,目的在于定量描述各门学科书目信息的特征、形成过程与形式,以及它们的发展趋势,得出规律,以便解决文献的量与利用之间的矛盾。[1]书目计量学产生后,在文献情报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试图将书目计量学引入学术译著出版研究,通过对学术译著的书目计量分析,发现学术译著出版规律,从而服务于学术出版产业。

  本文选取农业科学学科,利用《中国学术译著总目提要》《全国总书目》《中国国家书目》《全国新书目》等书目,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检索系统,豆瓣等社交媒体,亚马逊中国、当当网等网上书店,中国农业出版社等出版社网站,搜集1949年10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出版的农业科学译著。经过对农业科学译著的筛选、查重和统计,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1585种农业科学译著。

  在完成书目数据采集后,本文根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对农业科学译著进行学科分类。[2]《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将农业科学归为S1-S9类,分别为:S1农业基础科学;S2农业工程;S3农学(农艺学);S4植物保护;S5农作物;S6园艺;S7林业;S8畜牧、动物医学、狩猎、蚕、蜂;S9水产、渔业9个二级门类。在二级门类下,又细分为诸多三级门类。例如,农业基础科学分为:S11农业数学、S12农业物理学、S13农业化学、S14肥料学、S15土壤学、S16农业气象学、S17农业农业科学学术、S18农业生物学、S19农业生产环境保护等9个三级门类。

  在书目数据采集和学科分类的基础上,笔者利用Excel来处理数据,主要运用数据透视表和数据筛选等功能,从数量上对农业科学译著的书名、作者、作者国别、译者、出版者、出版时间等出版要素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农业科学译著的学科特征、国别特征、出版时间特征进行分析。

  一、农业科学译著的学科特征

  (一)农业科学译著数量概观

  就学科门类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科学译著出版数量最多的是畜牧、兽医学、狩猎、蚕、蜂学科,共363种(如表1所示)。其中普通畜牧学71种、家畜97种、家禽26种、动物医学(兽医学)137种、狩猎2种、野生动物驯养1种、畜禽产品的综合利用2种、蚕桑15种、养蜂5种。除了畜牧、兽医学、狩猎、蚕、蜂类别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农业科学译著还包括农业基础科学224种,农业工程77种,农艺学271种,植物保护108种,农作物102种,园艺130种,林业180种,水产、渔业82种和其他类别(总论、研究方法等)48种。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科学译著出版中最受出版者重视的学科是畜牧、兽医学、狩猎、蚕、蜂,其次是农艺学和农业基础科学。

  从农业科学各分支学科译著出版时间来看,1949-1978年,我国出版了709种农业科学译著。其中农业基础科学100种、农业工程77种、农艺学208种、植物保护36种、农作物1种、园艺49种、林业80种、畜牧、兽医学、狩猎、蚕、蜂177种,水产、渔业10种。1979-2016年,我国出版了876种农业科学译著,其中农业基础科学124种、农业工程62种、农艺学63种、植物保护72种、农作物101种、园艺81种、林业100种、畜牧、兽医学、狩猎、蚕、蜂186种,水产、渔业72种。(如表1所示)

  若从出版时间层面,对农业科学译著各分支学科出版数量进行纵向比较,可以发现:1949-1978年间农艺学,畜牧、兽医学、狩猎、蚕、蜂,农业基础科学学科较受重视;1979-2016年间农业基础科学,农作物,畜牧、兽医学、狩猎、蚕、蜂学科较受重视。1978年后农业工程,农作物,水产、渔业,植物保护学科等分支学术译著数量大幅增加,农艺学学科学术译著数量则大幅减少,另外农业基础科学,林业畜牧、兽医学、狩猎、蚕、蜂学科等学术译著数量变化不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前后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农业科学分支学科重视程度上的变化。

  如表2所示,在农业科学译著翻译出版过程中,《高等学校教学用书》丛书收录译著最多,共计57种,其次是《科学译丛》《中等农业学校参考书》《世界农业》等丛书。农业科学丛书出版集中于1949-1987年间。其中,《高等学校教学用书》《中等农业学校参考书》收录译著数量最多,这些农业科学译著多是用作教学。2008年,中国农业出版社以《世界兽医经典著作译丛》的形式再版了包括《禽病学》《小动物临床手册》《马兽医手册》等17本世界兽医经典著作。

  (二)农业基础科学译著

  改革开放前后,农业基础科学译著数量变化不大,农业基础科学是受到农业科学学界持续关注的学科。1949年以来,我国共出版224种农业基础科学译著,其中土壤学分支学科译著出版数量最多,共90种,约占40%。土壤学译著的再版频次较高。1952年由中华书局收录在《高等学校教学丛书》出版的《土壤学》再版6次,195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土壤改良原理》再版3次,1965年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土壤物理学》再版3次。综上,从我国引进著作数量和经典著作再版次数可以发现,在农业基础科学学科中,土壤学分支学科最受学术界重视。

  (三)农业工程译著

  农业工程译著出版高峰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1979-2016年间,我国出版了62种农业工程学术译著,其中农业机械与农具学科41种,占农业工程学科译著总数量约66%。可见,农业机械与农具学科是农业工程学科中最受关注的学科。此外,我国译介由国际土地开垦和改良研究所撰写的译著最多,为4种,说明国际土地开垦和改良研究所是对我国农业工程学科贡献最大的国际学术研究机构。(四)农艺学译著在271种农艺学译著中,作物育种、选种和培育技术学科数量最多,共59种,占比约21%。笔者认为,这个学科之所以受重视,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作物育种选种是进行农业生产播种的第一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业丰收成效;另一方面,国内选种、育种技术并不发达,为了改变原有落后选育种技术需要从国外译介优秀的学术译著。

  国内翻译安台生、考斯加科夫、柯夫达、李森科、穆西科、维林斯基、伊万诺夫等学者的农艺学著作较多,译著数量均为3种。其中,由苏联学者鲁契金撰写、韩景慈翻译的《农产品贮藏与加工处理》一书自1954年起被再版3次。农艺学译著的主要译者有梁式弘、汪玢、沈隽。

  (五)植物保护学译著

  在108种植物保护学译著中,译著出版数量最多的是病虫害及其防治,共50种,占整个学科译著数量约46%。病虫害对农作物生长具有较大威胁,国内外都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国内翻译裘维蕃、伏尔科夫、叶菲莫夫等学者的植物保护著作较多,译著数量均为3种。

  (六)农作物学术译著

  102种农作物学术译著中,禾谷类作物学科学术译著数量最多,共62种,占农作物学科译著总数约60%。受我国饮食习惯的影响,禾谷类作物学术译著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学科译著数量。国内翻译日本学者松岛省三的著作最多,为4种。苏联学者弗拉索夫著作《蔬菜栽培学》被收录到《中等农业学校参考书》丛书,且再版4次,说明该书学术影响力较高。

  (七)园艺学译著

  我国地理环境复杂,有利于多种温带、热带、亚热带水果生长。130种园艺学译著中,果树园艺译著数量最多,共47种,占园艺学术译著总数量约36%。园艺学译著的主要作者均来自日本,分别是安田齐、内海修一、小林章。中国和日本地理环境相似,日本园艺学著作在我国应用价值较高,因而译介日本园艺学译著较多。沈隽是园艺学学科的主要译者。

  (八)林业学术译著

  180种林业学术译著中,森林经营学译著最多,共34种,占林业学术译著总数约18%。其中有4位学者撰写了同名著作《造林学》,分别是苏联学者奥基也夫斯基、苏联学者保洛夫斯基、日本学者佐藤敬二、德国学者汉斯。还有3位学者撰写了著作《测树学》,分别是苏联学者阿努钦、苏联学者谢尔盖野夫、美国学者胡希。这表明造林和测树这两个论题具有全球性,持续受到学界关注。

  (九)畜牧、兽医、狩猎、蚕、蜂学术译著

  363种畜牧、兽医、狩猎、蚕、蜂学术译著中,普通畜牧学71种、家畜97种、家禽26种、动物医学(兽医学)137种、狩猎2种、野生动物驯养1种、畜禽产品的综合利用2种、蚕桑15种、养蜂5种。兽医学数量最多,占比约38%。兽医学译著研究内容多与家禽病症与治疗有关,如《肉牛肥育疾病》《种公牛病》《绵羊的疾病》《猪传染病》等。因此,我国1949-2016年间引进的兽医学译著主要为农业生产实践服务。其中,苏联学者克里莫夫和阿甫脱克托拉夫撰写的《禽病解剖学》被收录到《高等学校教学用书》系列丛书。此后,美国学者谢逊和苏联学者日杰诺夫分别撰写过同名书籍。

  在畜牧、兽医、狩猎、蚕、蜂学科领域有较深入研究的学者有英国的恩明格斯、苏联的列基金、司徒琴佐夫、苏联农业部和日本的中村良一。其中,集体作者署名为苏联农业部的译著多达9部,作者为司徒琴佐夫的译著也有4部。

  这个领域的杰出译者分别有:常瀛生、陈北亨、陈晓华、东北农学院、高福、李坚、罗伏根、齐先章、谢成侠等。其中,东北农学院翻译了9部译著。

  (十)水产、渔业学术译著

  82种水产、渔业学术译著中,水产养殖技术学科数量最多,共计15种,约占18%。水产、渔业学科领域中主要作者是日本的代田昭彦、茂野邦彦、日本水产学会。其中,集体作者署名为日本水产学会的译著多达5部。在水产和渔业领域,引进日本的学术译著最多,这是因为日本水产养殖业发展水平高,学术研究更成熟,且中国和日本同属亚洲国家,日本学术研究成果对我国借鉴意义更大。韩书文和刘世英是这个学科的重要译者。

  二、农业科学译著的国别特征

  在1585种农业科学译著中,有168种译著的国别是未知的。原因有二:第一,部分农业科学译著是经译者编译、选译的。由于编译、选译农业科学学术译著的译文来源于多个国家,所以未能注明来源国。张含英编译的《土壤之冲刷与控制》即为此种情况。第二,一些农业科学译著的作者无法考证国别。部分作者名直接用英文写出,未注明作者国别。吉利陆柯的《水稻增产农业技术》即为此种情况。

  据统计,1949-2016年农业科学译著翻译自31个不同的国家。翻译数量在两种以上的有15个国家。译自苏联、英国、美国、日本等12个国家的农业科学译著,数量在三种及以上,如表3所示。译自其余17个国家的农业科学学术译著,数量均为一种。按照出版数量多少排序,农业科学学术译著的来源国依次为:苏联706种,日本249种,美国229种,英国102种,德国33种,加拿大15种,荷兰12种,澳大利亚10种。译著的来源国均为西方发达国家。若进一步对不同时期农业科学学术译著翻译国别做统计,如表4所示:

  1949年以来,我国译介了706种苏联农业科学著作,受历史国际形势的影响,高达612种苏联著作都是在改革开放前出版的。这与当时中苏友好的政治形势是密切相关的。日、美、英、德等国家著作出版多在改革开放之后进行,译著数量成倍数增长。以日本为例,改革开放前日本译著只有25种,改革开放后急增至224种;再如美国,改革开放前仅有24种美国译著出版,而改革开放后却高达205种。可见,日本、苏联、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农业科学译著出版阶段性特征明显。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受政治格局变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苏联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在农业发展方面颇有建树。在意识形态上,我国和苏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且地理位置相邻。因此,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农业建设发展道路主要模仿苏联,农业科学译著数量最多的来源国为苏联。二是受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改革开放后我国将发展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作为一个土地辽阔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业科学的研究必须与时俱进、与世界接轨,因此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科学译著来源国变得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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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后苏联农业科学译著出版式微,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农业科学译著占据了主流。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科学著作的翻译出版,为我国农业科学界注入了新鲜的知识。

  三、农业科学译著的出版时间、出版者特征

  (一)出版时间特征

  1949-2016年间,全国出版社共有58年出版过农业科学译著。由表5可见,农业科学译著出版数量最多的年份是1955年,共123种。其次为,1954年98种,1956年出版96种,1982年为95种,1981年93种,1984年81种,1957年80种,1983年68种等。

  1954-1956年出版的农业学术译著最多,每年翻译出版的译著超过90种。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首先,中苏友好的国际关系,促进了苏联地理译著此时的大批量出版。据统计,1954年出版的98种农业科学译著中有91种均来源于苏联。1955年出版的123种农业科学译著中除《作物病虫害图说》源于日本外,其余122种均来源于苏联,1956年出版的96种农业科学译著有92种来源于苏联。可见,当时苏联农业科学对于中国农业科学界有着极强的辐射力。其次,1954-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农业改造作为重点改造部分,出版界为适应改造趋势和满足改造需求,加快了出版速度,农业科学译著出版数量在这几年中高居不下。

  1967至1971年五年间,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全国仅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苏联学者克鲁契柯夫《农业机械理论、设计、计算》一种译著。直至1977年才恢复了农业科学译著的翻译出版。

  1981-1984年是我国农业科学译著出版的第二个黄金时期。1981年和1982年分别出版了14个国家的农业科学译著共计93和95种,1983年出版了6个国家的农业科学译著共计68种,1984年出版了11个国家的农业科学译著共计81种。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后我国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经济发展面向世界,需要不断吸纳各国优秀农业科学科研和实践经验。

  2000年之后农业科学译著出版数量大幅度下降,1990-2016年26年间共计出版140种农业科学译著,平均每年出版不到5种。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1990年后我国学者外文文献阅读水平普遍提高,为了更好地保证一手文献资料的准确性,大多数学者不需要借助中文翻译进行阅读;二是本土作者研究水平提高,本国作者经过实地考察撰写的著作学术价值提高且更符合我国农业科学学科发展,因此以中文为第一语言撰写的著作数量大幅度增加。

  (二)出版者特征

  从表6可见,1949-2016年出版农业科学译著出版中,出版译著最多的出版社是中国农业出版社,高达354种,其次是科学出版社179种,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3种,中国林业出版社137种,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均为60种。

  从出版者所在地来看,北京以80%的比例占据农业科学学术译著出版的绝对优势,其次是上海。两座城市均位于发达地区,而其余地区出版社出版的农业科学学术译著数量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其原因大致有以两个方面:第一,发达城市在任何时期都占据着我国很大一部分出版资源。第二,长期以来,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多聚焦于农业和工业等传统领域,对学术出版领域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而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等建国以后产业格局的现代化进程则极大程度地推动了学术出版产业的发展。

  从出版者的学科性质来看,由于农业科学学科内容的专业性,出版者以“农业出版社”和“科学技术出版社”为主,值得一提的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在67年中翻译出版了60种著作,均是用于高等学校教学用书,说明我国早期农业科学教材主要使用是国外优秀著作,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早期农业科学学术出版滞后的特点。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全国农业科学译著的出版经历了67年的起落沉浮,在不同的时期体现出了不同的学科特征、国别特征、出版者特征、作者特征和译者特征。1585种学术译著见证了我国农业科学学科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历程,这些学术译著不仅仅是我国农业发展道路上的理论支撑,同时也是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学术出版业发展的见证。——论文作者:肖超,赵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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