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空间是人口学研究的固有维度，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已开始从空间视角探究人口问题。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空间分析方法的提升，西方空间人口学研究发展迅速，逐渐走向成熟化与体系化，成为人口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我国人口学在空间维度上的分析虽然已有“胡焕庸线”等经典成果，但具体到空间人口学这一学科进展方面，仍需对空间人口学中的核心概念进行辨析，并阐述空间人口学与人口地理学的关系。本文首先简述西方空间人口学的起源、发展与演化，并从分异与隔离、生育与死亡、迁移与城镇化、区域人口预测、人口与环境等5大主题对跨世纪以来西方空间人口学研究进行梳理。此外，本文归纳了空间人口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最后，对空间人口学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并对国内空间人口学研究提出建议。
关键词：西方空间人口学;空间分析;人口研究;学科进展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开始呼吁重视社会科学中的空间问题[1]。空间分析技术、模型与理论伴随GIS技术的日渐成熟而发展迅速，推动了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进程。在此背景下，空间人口学(SpatialDemography)在西方学界出现并迅速发展，受到人口学、区域经济学、人口地理学学者的关注。空间是人口学研究的固有维度和应用分析的核心概念，人口学中的“人口”常指代某一地理区域和特定时点上具有某些特性的群体[2]，人口数据也因而具有空间数据的特点。尽管西方空间人口学研究方兴未艾，但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3]。空间人口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还面临诸多问题。本研究通过梳理西方空间人口学的发展脉络，辨析核心概念，归纳研究趋势，并论述西方空间人口学最新进展，以期推动我国空间人口学的学科发展。
1空间人口学的核心概念
1.1空间人口学的定义
空间人口学的概念最早伴随着西方学界对人口迁移问题的研究而出现[4]。铃木启佑在《空间人口学》一书中认为人口问题要从人口规模和人口分布两个方面考察，人口分布不仅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更取决于区域间的人口迁移[5];Voss是空间人口学的重要奠基人，其发表的“作为空间科学的人口学”(DemographyasaSpatialSocialScience)认为空间人口学是将传统人口研究置于区域视角下产生的新学科[6];Matthews等将空间人口学定义为“对人口问题及过程的空间分析”，强调了GIS空间分析技术对空间人口学发展的意义[7]。国外学者对空间人口学的定义可归纳为：从尺度上看，空间人口学关注人口现象在区域视角下的整体呈现，而非个体视角下的行为研究;从方法上看，空间人口学与空间分析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甚至有学者认为空间人口学就是使用空间分析技术解决传统人口学中的学科问题[7]。
空间人口学是在GIS数据采集和平台的支持下，结合空间分析技术，如制图表达与可视化、格局识别、机制分析等技术和模型方法，对区域尺度的人口问题(如生育、死亡、迁移)进行研究的学科。空间人口学具备以下特征：①人口空间数据的采集：人口空间数据的获取是空间人口学分析的前提，所使用的数据不仅需要包含人口属性特征，还需具有事件的位置信息(如地理坐标);②空间分析方法的应用：在传统基于地理认知的空间分析(如缓冲分析、叠加分析)的基础上，强调空间关系建模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③模型空间化：空间人口学的分析模型应体现空间概念，“空间”通过运输成本(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距离参数(引力模型)等方式进入模型，或模型中应体现空间交互过程(多区域人口预测模型);④分析视角区域化：空间人口学关注的是区域尺度上的人口现象，主要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人口问题。
1.2空间人口学中的空间与空间分析
空间是人口学研究的重要维度，把空间看作人口现象发生的背景和客体时，需关注人口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格局及影响机制，如劳动力市场格局的空间特征及其形成原因;把空间看作影响人口现象的主体时，应重视空间本身对人口现象施加的影响效应，如城市建成环境如何塑造城市内部人口分布格局。从客体和主体两个层次理解空间与人口现象的关系，是空间人口学看待人口问题的逻辑起点。空间分析的思想基础源于地理学第一定律：地理物体相互关联，且距离越近关系越紧密[9]。空间分析技术的进步是空间人口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更完善的空间分析技术、更详实的地理空间数据和更具问题导向的GIS分析方法效益良多，极大地提升近年来人口学界对空间的重视程度，例如：空间计量经济学(SpatialEcono‐metrics)、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WeightedRegression)、多层次模型(MultilevelMod‐eling)。然而，正如Goodchild等所强调的，空间在模型中的理论解释仍欠缺，比如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中，空间既可以被理解成交通成本，又可以反映出群体交流与距离的相关性[8]。因此，不能简单地把空间人口学等同于人口学问题的空间分析，空间人口学在强调空间分析技术的基础上，更应该推动前沿技术与基于空间的人口学理论的对接。
1.3空间人口学与人口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人口地理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最早对地理学中人口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至17世纪中叶地理学家瓦伦纽斯(Varenius)在《普通地理学》中的论述，而最早对人口地理学系统性的研究则始于拉采尔(Ratzel)的两卷《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y)[10]。在我国，人口地理学最著名的标志是“胡焕庸线”。20世纪80年代，人口地理学者进入了人口学研究领域，促进了人口学与地理学的进一步交融。随后，我国的人口地理学蓬勃发展[11]。
相关期刊推荐：《世界地理研究》(季刊)创刊于1992年，由中国地理学会主办。主要围绕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这一主题，刊登有关全球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事象的空间格局及动态趋势;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要素的空间运动规律;国外区域开发、城乡建设、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变动理论与实践;世界地理教育改革和世界各国地理学发展动态等;同时刊登反映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栏目：世界经济、城市与区域、产业布局、地缘政治、教学研究、学科前沿。
空间人口学与人口地理学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两个学科最大的相似之处是非常强调空间因素在人口分析中的作用，试图从空间的角度对人口现象的产生、分布和演化进行机制分析。两个学科的主要区别则在于，人口地理学研究人口的地域分布规律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属地理学范畴;而空间人口学则主要结合人口学地理学理论和空间统计等技术研究人口发展规律，属人口学范畴。例如，人口地理学主要关注人口分布和迁移的“量”在空间上的呈现，而较少关注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健康状况等人口学特征;而空间人口学不仅关注“量”的变化，更关注人口学特征在空间上的分布与演化，且相对来说更加强调分析技术的运用。总之，相对人口地理学，空间人口学更加关注地理空间视角上的人口学问题。
2空间人口学的发展历程
空间人口学最明显的特征是人口数据的空间性和研究视角的区域性，根据这一理解，20世纪50年代以前多数西方人口学研究都属于空间人口学的范畴，这些研究在关注人口趋势或人口变化分析时，将数据加总在一定地理层级水平之上。尽管Voss也承认这种分类方法不完全恰当[6]，但这反映出早期西方学界对空间人口学的认识，即在传统的人口学研究内容中，只要具有空间特征的人口分析都属于空间人口学。事实上，在20世纪中叶以前，西方人口学研究非常广泛地运用了这种基于空间的分析模式[12]。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社会学界“生态学谬误(EcologicalFallacy)”困境的出现以及大规模微观人口学统计调查方式的普及，西方人口研究逐渐转向微观层面的人口研究，开始关注家庭、个体的社会人口学。此时，人口学的微观研究成为主流。20世纪80年代开始，GIS技术迅猛发展，空间人口学研究也再次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首先关注将空间分析技术运用在人口学研究中的是一批人口地理学家，Rees等强调了人口地理学的重要方向就是运用空间分析和人口统计学方法分析人口问题[13];Woods建议将生育、死亡和迁移等人口学传统命题纳入到空间化的人口地理学研究中，明确了“空间人口学”的研究方向[6]。在此推动下，西方有关空间人口学的文献数量开始增加，Congdon等出版了关于空间人口学的论文集，并从空间规划和人口信息、居住与再分布、人口迁移与人口预测共4个层面综述了该领域的文献[10]。以人口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领域在该时期开始重视并吸纳地理学、区域科学、空间计量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相对传统的空间人口学研究，那时空间人口学呈现出模型、数据、分析视角的空间化特征，研究主题逐渐多样化，跨学科的人口学综合研究开始出现，这种发展趋势一直持续至今。
3跨世纪以来西方空间人口学的研究热点
空间人口学直到世纪之交才迎来大发展，多篇发表在国际人口学顶级期刊上的论文在理论上和应用上为空间人口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6-7]。2013年，《空间人口学》(SpatialDemography)杂志发刊，标志着空间人口学在西方学界的成熟化和体系化。总体来看，西方跨世纪以来空间人口学的关注重点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3.1分异与隔离
种族、阶层、收入、教育水平等人口学特征在空间上的分异与隔离是人口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这种分化往往导致地区经济要素发展的不平衡。人口经济变量在空间上往往表现出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的特征。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空间回归模型通过引入空间权重矩阵，成为解决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的有力工具。当研究者试图探究影响某人口变量的作用机制时，空间权重矩阵使空间计量模型可以计算影响该变量的三种交互效应：空间相互作用、空间外部性、空间关联的随机扰动项影响，从而更加准确地进行评估。
西方文献多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①居住分异：关注居民在居住区内种族、教育水平、年龄结构等人口学特征的空间分异，以及居住区环境的空间分异与居住区人口学特征的关系。Harris等使用多层次模型的建模技术，研究了伯明翰市内社区中的学生是否偏好于选择距离自己更近的州立中心，发现居住区民族构成等人口学特征对学生的学校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14];Duncan等使用莫兰指数、OLS回归、空间自回归等方法测度波士顿社区可步行性的空间分异及其与空间人口变量的关系，发现尽管出现了居住分异的现象，但空间人口变量对居住区可步行性的影响不显著[15]。②地区贫富差异：关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贫困水平等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其中儿童贫困率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2006年起，Voss等开始尝试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和空间回归分析计算美国县域儿童贫困率空间自相关性及空间溢出效应[16];近年来，该团队将空间计量经济学应用在儿童贫困率研究中，并考虑更多自变量的影响效应，发现地区种族的集聚和产业结构的重组对地区贫穷水平具有显著影响[17]。③其他社会问题空间分异：关注犯罪率、失业率等社会问题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Arnio等基于OLS和GWR的方法研究了芝加哥市犯罪率的空间分异特征，并发现社区黑人比例、迁入人口的集中度、等变量对犯罪率产生显著的空间影响[18];Thiede等基于泰尔指数评价2007—2009年间县域尺度和州尺度失业率的空间差异，发现各州内部县域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问题正在加剧，失业率上涨较快的县受到类似因素(如较低教育投资)影响[19]。
3.2生育与死亡
生育与死亡是人口学研究的传统主题，也是空间人口学关注的热点问题，西方空间人口学界基于空间分析技术对该传统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Porter基于美国县域尺度的经济与人口数据，探究了在全球生育率下降趋势减缓的背景下地区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关系[20]。诸如同居生育等热点问题也进入空间人口学研究的视野。Vitali等研究了挪威1988—2011年间同居生育的空间分布特征，发现该现象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和自相关性，基于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发现失业率、女性教育水平等因素是主要原因[21]。此外，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人们对生育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产前保健等问题也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22]。
对于死亡率的研究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案例，研究热点集中在儿童死亡率的预测和估计等方面。Balk等基于OLS回归模型探讨了10个西非国家儿童死亡率的影响因素，发现地理环境要素与儿童死亡率具有较大相关性[22];Yang等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发现美国县域尺度的死亡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如邻县拉美裔人口比例与本县人口死亡率具有显著相关性[23];Jankowska等基于1987—2006年加纳阿克拉市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数据构建估计模型，发现当地儿童死亡率呈现出空间异质性，且受到环境影响较大[24]。此外，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受到学者关注，有学者在美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不同空间尺度下医疗保险受益人数进行估计，为政府制定医疗政策提供参考[25]。
3.3迁移与城镇化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交通条件不断改善，人口迁移的数量和频率都开始超过以往发展阶段，呈现出新的迁移模式和格局。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低自然增长率的前提下，由地区间人口迁移产生的机械增长率成为影响地区人口数量及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人口迁移的文献多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①由人口迁移导致的城市内部及区域间人口分布的空间规律。如Kalogirou对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迁移的空间趋势进行制图表达[26];Mazza等使用Ripely’sK函数法测度了意大利卡塔尼亚市内外国迁入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发现不同城市对外来移民的吸引力具有差异性，斯里兰卡、毛里求斯、塞内加尔和中国的移民出现明显的空间集聚，而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地的移民则呈现出相对随机的空间分布特征[27]。②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Fernandez等研究了美国埃尔帕索市教育水平对人口迁出率的影响，发现该市的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更愿意迁离本地[28];Withers等从经济地理的视角评价美国家庭迁移的成本与回报，认为在迁移过程中，家庭成员间的利益并不均等，如迁移至远离劳动力市场的家庭妇女的一大动因是寻求更廉价的住房价格，否则将会迁移至靠近劳动力市场的区位[29]。③人口迁移的距离特征。Stillwell等基于英格兰消费者调查数据，通过改进的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对区域内人口迁移距离进行测算，并使用英格兰2001—2010年人口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比传统模型具备更高的解释能力[30]。——论文作者：沈体雁1，古恒宇1，2，劳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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