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北京和上海的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文章探讨了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行业选择对其流入区域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选择金融、科研和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最倾向于流向超大城市核心区，其次是一般服务业、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说明通过经济产业手段，疏解核心区的现代服务业所能发挥人口调控的作用最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核心区对流动人口集聚能力强，高学历、非农业户口、省内流动的人口更偏向于选择核心区。北京从事现代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入核心区，而上海从事一般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入核心区。充分发挥市场在超大城市人口调控中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就是要通过调整科技创新资源和优质的产业资源布局来优化超大城市人口空间分布。
[关键词]行业选择;流动人口;人口空间分布;超大城市
1引言与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部分城市人口快速集聚，人口规模不断膨胀，出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批人口规模庞大的城市，其中北京、上海人口规模超过2000万。这些超大城市承载着大量的流动人口，他们已经成为超大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目前上海、北京两个超大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占常住人口的比重接近40%，深圳达到67%。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更多地流入了超大城市的核心区域，导致核心城区人口密集、边缘城区人口稀疏的分布格局。尽管超大城市实施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或积分落户制度，但也没能阻挡超大城市人口规模长期快速增长，再加上城市管理服务能力没有跟上，带来了明显的交通拥挤、房价高企、职住分离、环境污染等“城市病”。为促进超大城市有序发展，我国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要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规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要注重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等。这些均表明当前超大城市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更加注重超大城市人口可持续发展。
针对超大城市人口调控，政府管理层和学术界提出人口调控要发挥好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比如淘汰低端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试图实现“人随业走”。然而实际中，北京和上海均加大力度疏解或淘汰低产出、高污染等低端产业，如仓储物流、生活服务业等，却出现了“业走人留”的窘境，人口调控收效不大。那么，超大城市疏解什么产业能有效实现人口调控目标?人口就业与其流入的区域存在什么关联?本文以北京、上海两个超大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行业选择对其流入区域的影响。超大城市流动人口选择从事什么行业，促使他们更可能选择中心城区，近郊区，或者是远郊区。结合产业发展规律，认识在超大城市人口调控中从哪些行业着手能够更好地促进人口调控。本文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认识流动人口的行业选择与其流入区域关系的规律，以及从经济产业角度为超大城市人口调控提供指引。
2文献评述
人口空间分布受到流入地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供给、政策制度环境等影响[1]。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研究以上海户籍人口为例，发现人均GDP是人口郊区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人口郊区化明显活跃[2];城镇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省际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原因[3];以北京为例，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扩散起着积极作用[4]。在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方面，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能够有效吸引外来人口，是特大城市具备强大人口吸引力的重要因素[6][7]。北京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公共交通等优质公共资源在中心城区高度聚集是导致人口聚集在中心城区的重要原因[8]，北京高校资源高度集聚，导致高校“生态链人口”激增，不利于首都人口疏解[9]。
产业发展是影响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人口会由低效率生产部门向更高效率部门转移，由此带来了人口集聚于城市，从而影响着人口空间分布格局[10][11][23]。由于各部门产品替代弹性差异，某一部门生产率变化将影响各产业部门就业份额的变化，从而影响劳动力分布[12][13];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显著推动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流动[14]。国内学者研究发现特大城市服务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服务业内部结构日趋高端化，但就业人口仍主要集中于传统服务部门;服务业空间分布由中心集聚向外围延伸扩散，引导就业人口逐步向郊区迁移[15]。还有学者从人口郊区化角度发现产业布局是影响人口扩散的重要因素[16];利用2005~2012年上海市的区县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产业布局调整、收入水平提高促进了上海市人口郊区化，提出通过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来实现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有序分流[17];对比分析了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发现核心区通过疏解高耗能、低产出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引导人口多极聚集具有积极作用[18]。由此，大城市的产业发展和布局会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格局。
当前，我国超大城市人口流动处于相对自由、落户存在一定门槛的状态。针对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有学者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与低成本居住空间供给密切相关[19]，受到城市发展格局、产业发展，流动人口自身人力和社会资本，以及户籍制度等综合影响[20][21]。流动人口集聚于北上广等超大城市主要在于经济因素，流入地的净收入是其流入的重要原因，流入地的成本并没有抑制其流入[22]。
目前针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较多，但综合来看，一是较少研究从流动人口的就业行业视角讨论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状况。二是现有研究较少地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规律来认识人口空间分布，缺乏从产业内部结构、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其对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还未很好地回答调整什么产业或行业有利于优化人口空间分布。因此，本文将运用北京市的人口、经济、产业等宏观统计数据，以及北京和上海的流动人口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流动人口的行业选择对其流入区域的影响。
3基本事实观察
本部分选取北京为分析对象，描述人口空间分布，以及流动人口与产业发展状况，主要包括经济产值、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等。
城市功能拓展区是北京经济产业、人口的重要承载区域。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最大，是北京经济发展的重要承载区域，同时也承载着最多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2016年，城市功能拓展区生产总值达到12345.4亿元，占全市的48.1%，常住人口规模达到1033.8万人，占全市的47.6%，流动人口达到413万人，占全市的51.1%(见表1)。从三次产业来看，北京市第二产业比重由首都功能核心区，到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再到生态涵养发展区逐渐升高，第三产业比重则逐渐下降，首都功能核心区的产业形态最高端，其次是城市功能拓展区，这两个功能区已进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重。
相关期刊推荐：《人口与发展》(双月刊)是由教育部主管、北京大学主办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兼有的综合性人口学刊物。重点刊发：人口和发展领域(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健康、管理、劳动、教育、老龄、统计、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学术研究论文、研究的方法介绍和评述以及调查研究报告;以及上述范围的研究综述、会议综述和学术动态。读者对象：以人口、老龄、健康、劳动、统计、计划生育的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为主。
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主要以高端生产服务业为主，城市发展新区主要以工业为主。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主要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为主。2016年，北京市首都功能核心区的金融业增加值达到2157.1亿元，占全市的比重为50.5%，城市功能拓展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596.1亿元，占全市的比重为63.5%。城市发展新区主要以工业为主，2016年工业增加值达到2315.3亿元，创造了北京近六成的工业增加值(见表2)。
北京市科技创新投入和成果产生主要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尤其是海淀区。2016年，北京市工业R&D强度为1.0%，城市发展新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分别为2.4%和0.9%;全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R&D强度为0.7%，城市功能拓展区达到1.3%。技术合同数和技术成交交易总额主要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分别为62773项和2969.9亿元，占全市的比重分别为83.7%、75.4%，其中海淀区分别为68.2%和38.7%，拥有大量优质的科技创新资源带来了强劲的人口吸引力(见表3)。
从人口、经济产业、科技创新等空间分布的基本情况来看，北京经济社会资源多数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尤其是城市功能拓展区，产业结构也已迈向高端阶段，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均大量集聚于此，两者存在密切的关联。这两个功能区集聚了大量的高端产业、科技创新资源，创造了大量的优质就业机会，从而吸纳大量的流动人口就业。这是否就意味着流动人口的就业行业选择对其流入的区域会产生显著影响，比如，从事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是否更偏向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接下来，运用北京和上海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流动人口的就业行业选择对其流入区域的影响。
4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4.1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文考察的是流动人口的就业行业选择对其流入区域的影响。流动人口是流向超大城市的核心区?近郊区?还是远郊区?由此将被解释变量(流入区域)设置为三分类变量，并且不同的类别之间并没有等级顺序之分，故而采用多元选择模型(MultinomialLogistic)实证检验流动人口的行业选择对流入超大城市不同区域的影响。对于任意的选择j=1、2……J，多元logistic模型表示为：
5实证结果分析
5.1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表5给出了流动人口选择核心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依据实证结果，分析如下：(1)从事现代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向超大城市核心区。在0.1%显著性水平下，从事现代服务业的流动人口选择核心区的几率是选择远郊区的16.5倍，选择近郊区的几率是选择远郊区的3.8倍，即流动人口从事金融、房地产、技术研发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他们更偏向于流向北京和上海的核心区。这些行业主要分布在超大城市的核心区，是超大城市的优质资源，创造了优质的就业机会，对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促使流动人口向核心区集聚。因此，从事现代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更偏向于选择流向核心区。对其他行业而言，从事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的流动人口也更愿意选择核心区，几率是选择远郊区的13.1倍;从事一般服务业的流动人口选择核心区的几率是选择远郊区的14.8倍。
对比发现，超大城市流动人口从事现代服务业最可能流向核心区，其次是一般服务业、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等。若从人口疏解的角度看，通过经济产业手段，疏解核心区的现代服务业所能发挥人口疏解作用最大，其次是疏解一般服务业、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等。
(2)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对流动人口集聚能力强。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人均GDP水平越高，越能吸引流动人口集聚。北京和上海的核心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近郊区和远郊区，在目前以经济目的为主的人口流动中，仍然可以通过发展近郊区和远郊区经济来带动人口疏解，实现人口迁移流动与产业布局协调发展。这进一步印证了在近郊区或远郊区布局优质产业资源带动经济发展，有利于吸纳人口流入。
(3)来源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更偏向于流向核心区。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来源于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流向核心区的几率是流向远郊区的1.8倍，流向近郊区是远郊区的1.6倍;来源于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流向核心区的几率是流向远郊区的3.5倍，流向近郊区是远郊区的1.9倍，表明来源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更偏向于流向超大城市核心区。比较来看，来源于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流向核心区的可能性要高于来源于东部地区。
(4)高学历、非农业户口、省内流动的流动人口更偏向于选择核心区。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相比初中及以下的流动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选择核心区的几率是选择远郊区的3.5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拥有高中/中专学历的流动人口选择核心区的几率是远郊区的1.58倍，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偏向于选择核心区。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选择核心区的几率是远郊区的1.39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选择近郊区的几率是远郊区的1.16倍，即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更偏向于选择核心区。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省内流动更偏向于选择核心区。——论文作者：刘厚莲1沈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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