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商誉是企业超额收益的反映，但是商誉泡沫会导致企业计提商誉减值，影响企业绩效和投资者判断。传媒娱乐行业具有较强轻资产性、且并购易产生高溢价，商誉问题尤为突出。本文选取2016～2019年沪、深两市A股传媒娱乐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商誉减值存在诸多盈余管理动机，并且商誉减值政策变更预期对“洗大澡”动机有着明显的增强作用，但一定程度上抑制利润平滑操作。
关键词：商誉减值;盈余管理;政策变更预期
一、引言
近年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国家政策引导下企业纷纷进行并购以谋求更好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极大的商誉减值风险，商誉减值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传媒娱乐行业的企业并购又常伴有业绩对赌，并购完成后，标的企业业绩一旦未达协议标准将引发商誉减值，直接导致净利润抵减。
财政部于2006年出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表明商誉作为一项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应该单独核算，对其的会计计量采用只减值、不摊销的方法，至少每年年度终了对其进行减值测试。而虽然减值测试法能够更加有效地为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信息，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漏洞。因商誉的确认和减值是基于公允价值等信息，高度依赖于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这便给企业利用商誉减值测试进行盈余管理创造了条件。
财政部于2019年3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商誉减值监管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监管。同时，专家学者们就商誉的后续处理提出将商誉计提由减值改成逐年摊销的建议。这个政策变更预期也成为年末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传媒娱乐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收集2016～2019年样本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实证研究的方式，从盈余管理和政策预期变更两个方面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文献综述
依照现行商誉的相关计量准则，企业管理层在商誉减值的时机、数额等方面具有主动权，即存在盈余管理动机，具体又可以分为利润平滑、“洗大澡”、扭亏动机、微利动机和业绩补偿承诺。卢煜等(2016)研究发现利润平滑和“洗大澡”与商誉减值显著正相关。但王秀丽(2012)通过实证研究并未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利用商誉减值进行“大洗澡”和“盈余平滑”。刘浩等(2011)和Houetal.(2015)的实证研究均表明，业绩承诺事项会带给企业较大的业绩压力，故其将向上进行盈余管理。张海晴等(2020)认为相对于不存在业绩补偿承诺和业绩补偿承诺未到期的公司，存在业绩补偿承诺的公司在承诺到期后首年的商誉减值金额更大、商誉减值比例更高。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们认同盈余管理会对商誉减值产生影响。
除此之外，商誉减值政策预期变更会影响管理者的商誉减值决策，进而对商誉减值会计行为产生影响。此前，证监会和财政部相继发出通知，要求企业高度重视商誉减值相关问题。2019年1月，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专家提议，将商誉计提方式由减值改成逐年摊销。商誉减值政策预期的变更可能使存在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大额计提商誉减值，促使企业商誉减值金额更大。田新民(2019)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商誉减值政策预期变更会增加上市公司“洗大澡”行为并减少利润平滑动机。
然而，诸多学者的研究着眼于企业数量众多的制造业或整个A股市场，对近年商誉问题突出的传媒娱乐业关注较少。一篇有关文化传播类上市公司商誉问题的研究文献引起了笔者注意，文章以32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分析为切入点，指出此行业的商誉问题日益严重，不容忽视。因此，本文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拟从盈余管理和政策预期变更两个方面研究传媒娱乐业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假设
(一)盈余管理与商誉减值。在中国的股票退市制度下，企业盈余过低时，其会选择利用计提巨额商誉减值的盈余管理手段形成巨亏，为以后年度的利润增长营造条件，从而避免退市;相反，企业也会在盈利较多的年度相应的计提商誉减值进行盈余平滑，为以后年度保留利润调整空间。
已有研究发现，在2018～2020年传媒娱乐业多数对赌协议到期之际，即业绩承诺到期后首年，大多数上市公司会在子公司无法完成预期业绩的情况下计提高额(甚至超额)商誉减值准备。尽管业绩承诺到期前，大量积压的商誉泡沫使得上市公司难以继续高估商誉的可回收金额，但是过早的计提商誉减值可能引发股价暴跌风险。所以，业绩承诺到期后，尤其是到期首年，公司选择大量确认商誉减值，因为即使引起股价下跌，对控股股东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而面临连年亏损导致有退市压力的上市公司，会倾向在其连续两年亏损后利用一些盈余管理手段使公司业绩扭亏为盈，从而避免退市。因此，具有扭亏动机的公司通常倾向于少计提商誉减值。代冰彬等(2007)的研究证实了扭亏公司将计提较少的资产减值。同时，微利公司由于处在盈利的边缘，也会倾向于计提较少的商誉减值，防止发生亏损。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1：传媒娱乐业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与其商誉计提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二)政策预期变更与商誉减值。田新民(2019)提到，会计准则的变化从外部推动了盈余管理的进行。2019年1月，财政部专家提议，将商誉减值计提方式由减值测试改成逐年摊销，这一信号的释放使得上市公司纷纷改变会计策略，通过计提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同时使得部分上市公司担心出现连年利润无法覆盖摊销导致其连续两年亏损甚至终止上市。由于合并浪潮后传媒娱乐业巨额商誉规模的存在，所以这一政策预期的变更增强了传媒娱乐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进而纷纷通过计提巨额商誉，以防准则变更后的后续年限还受到商誉的困扰。
张黎焱(2019)经分析发现，2018年资本市场文化传播类上市公司已经对证监会发布的相关问题通知表现出重视，计提商誉减值的公司数量达2017年的2倍之多。在这种对于商誉减值计提政策不确定以及盈余低于预期的情况下，传媒娱乐业的多数公司倾向一次计提巨额商誉减值准备来进行盈余管理。
本文认为，若计提商誉减值的政策发生变更，则会限制传媒娱乐业企业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与“调整利润”的空间，这对一些经营困难的企业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所以传媒娱乐业企业有动机在察觉到减值会计政策预期变更的情况下，及时甚至提前将商誉减值反映在财务报表中。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2：商誉减值政策预期的变更增大了传媒娱乐业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规模
四、研究设计
(一)行业选择理由。本文选择传媒娱乐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具体原因如下：
1、与传统的制造业不同，传媒娱乐业具有特殊的轻资产属性，明星的品牌效应、公司的影视IP资源等只可估算且存在较高价值波动的风险性，随着并购活动的增多，积累了巨大的行业商誉“泡沫”，形成了严重的商誉减值隐患。
2、在阅读国内外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有关传媒娱乐业商誉减值的相关实证研究较少，而诸多针对此行业商誉“暴雷”的分析多聚焦部分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普适性不强。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传媒娱乐业上市公司既可以有针对性地关注到商誉问题严重的“特殊”行业，又可以为商誉研究提供实证证据，补充相关研究空缺。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择时效性更强的近4年数据，即2016～2019年沪、深两市A股传媒娱乐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具体数据收集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处。数据若有缺失则手动查阅该上市公司的年报进行补充。使用EViews和EX-CEL软件进行分析，具体标准如下：(1)选择2016～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传媒娱乐业的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共得到644个样本;(2)剔除2016～2019年期间未上市、暂停上市、资料不全以及财务数据未完全披露、商誉信息缺失以及退市、ST、*ST的传媒娱乐业上市公司。根据以上选择标准，最终得到588个样本。
(三)变量定义。变量定义详见表1。(表1)
(四)模型设定。本文参考王秀丽(2015)、田新民(2019)的研究，运用以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判断假设内容是否成立：
模型一：GIi，t=β0+β1MPi，t+β2NKi，t+β3Bathi，t+β4Goodi，t+β5Promi-sei，t+∑Comtroli，t+εi，t
模型二：GIi，t=β0+β1MPi，t+β2NKi，t+β3NewEXi，t+β4Bathi，t+β5(Bathi，t×NewEXi，)t+β6Goodi，t+β(7Goodi，t×NewEXi，)t+β8Promisei，t+∑Controli，t+εi，t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为更好地对比分析“改商誉计提办法由减值测试为摊销”这一提议的政策预期前后上市公司表现，本文对各年度商誉减值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表2)
从表2结果来看，在研究区间内，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数量逐年递增，占本年度样本公司数量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在政策预期变更之后的两个年度里，计提商誉减值的公司有明显激增。综合多方面信息，我们对于传媒娱乐业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动机产生质疑，并猜测其存在盈余操纵行为。
相关期刊推荐：《合作经济与科技》(半月刊)创刊于1985年，是由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主办的刊物。主要栏目：经济与产业、金融投与资、市场与贸易、管理与制度、财会与审计、公共与财政、信用与法制、信息与科技。
由表3可以得知：与会计政策预期变更发生前相比，变更后传媒娱乐业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规模明显增加，即GI的平均值由0.0039增加至0.0625;“洗大澡”动机(Bath)均值由0.0599增加至0.1612，说明“洗大澡”手段可能成为政策预期变更出现后，传媒娱乐业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盈余管理手段。(表3)
(二)相关性分析。各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是确保模型合理构建的关键一步，本文对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了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表4)
如表4所示，利润平滑(Good)、洗大澡(Bath)、政策预期变更(NewEX)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商誉减值规模(GI)显著相关，且符号均与预期一致，扭亏(NK)变量与商誉减值规模在10%的显著水平上负相关，初步验证本文的假设1与假设2。其他解释变量未表现出与被解释变量良好的显著性，还有待后文进一步验证。
(三)回归分析。为考察盈余管理因素对传媒娱乐业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各盈余管理动机是否显著，本文采用模型1进行实证检验，并加入模型2进一步探讨政策预期变更在其中的作用。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如表5、表6所示。(表5、表6)
表5显示，2016～2019年间样本公司微利(MP)指标在0.05置信水平上与商誉减值规模(GI)显著负相关，说明传媒娱乐业微利企业管理层倾向少计提商誉减值以避免利润下降导致亏损。扭亏(NK)在0.01的置信水平上表现出了与被解释变量商誉减值规模(GI)的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有意愿扭亏为盈的传媒娱乐业企业会有动机主观减少商誉减值计提额度，以期维护当前为扭亏所累积的利润。“洗大澡”(Bath)变量系数为0.1402，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有“洗大澡”动机会致使企业多计提商誉减值，如公司在遭遇经营困境、新任管理层上任或被并购时，其会计提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利润平滑动机(Good)变量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但与被解释变量计提商誉减值规模(GI)表现出了负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为传媒娱乐行业整体业绩不佳，加之业绩承诺接连到期因而被迫计提大量商誉减值导致此项指标为负。
根据表5，2016～2019年间样本公司业绩承诺到期(Promise)前系数为正并表现出在1%水平上的显著性，说明其他条件相同时，在业绩承诺到期后首年，收购方商誉减值准备的比例明显攀升，说明多数传媒娱乐业上市公司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并不乐观，为了企业更好的发展，企业存在通过盈余管理手段计提商誉减值的动机，这也反映出业绩承诺有时并不能保障并购企业相关利益的问题。
为考察会计政策预期变更前后，各盈余管理动机对商誉减值的影响是否发生变化，本文运用模型2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根据表6，政策预期变更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当市场上形成“改商誉减值测试为摊销方法”的政策预期后，传媒娱乐业企业计提商誉减值的规模增大，即企业管理层察觉到新商誉政策的可操纵性缩减，便选择扩大本期商誉减值规模以降低未来企业面临风险的可能性。其对盈余管理动机中的“洗大澡”和利润平滑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在模型中的交互项系数均处1%的置信水平。交互项Bath×NewEX的系数为0.1366，意味着会计政策预期变更显著增强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洗大澡”操作。而交互项Good×NewEX的系数为-0.0471，说明有关商誉的会计政策预期变更减少了传媒娱乐业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的方式进行盈余平滑管理的行为，原因可能是即便是新政策也不太会影响未来企业利润平滑的操作。
此外，微利(MP)、扭亏(NK)、业绩承诺到期后首年分别在10%、1%、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与预判相一致，因而可以证实：以上盈余管理动机均会影响传媒娱乐业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规模。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盈余管理对传媒娱乐业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影响，从商誉减值会计政策预期变更的视角出发，发现传媒娱乐业上市公司会通过盈余管理手段计提商誉减值，其在政策预期变更后利用“洗大澡”手段增加，利润平滑手段减少。业绩承诺到期后首年传媒娱乐业企业也会倾向于计提商誉减值。其他盈余管理动机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扭亏动机和微利动机导致企业倾向于减少计提商誉减值。
有着轻资产属性的传媒娱乐业，广泛存在着为争夺优质资源而高溢价并购的问题，形成巨额商誉。对上市公司，应加大审查力度，严防对商誉的非法操纵，同时规范对赌协议的内容，避免协议到期后，并购方独自承受巨大风险。投资者也应关注到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对于并购溢价较高的上市公司加强防范。阴阳合同、天价合约等问题一直伴随着传媒娱乐业，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大隐患，因此公众与相关监管部门应发挥监督作用，维护这个行业的秩序。——论文作者：周睿思缪纯绎袁珂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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