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生产性服务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200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会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段和不同类型行业上具有异质性效果。通过梳理背后的影响机制,发现促进制造业升级和降低碳排放强度是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鉴于以上结论,未来应统筹规划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并充分利用环境规制政策降低碳排放强度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经济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中介效应;制造业升级;碳排放强度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明确方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呢?高质量发展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包括经济结构优化、生产效率提升、福利分配改善、环境代价降低等多方面内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当前,中国经济正加快由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经济结构服务化特征凸显。2019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总产值比重为53.9%,服务业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剖析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约为60%,已经成为服务业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部门。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等特点,作为生产的中间投入要素还能够发挥对关联产业的正外部性,其良性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科学研判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探究生产性服务业能否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对国民经济产生影响的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有效激发内需潜力、带动扩大社会就业和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又有助于引领产业结构转型,推动产业协同融合,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这说明,贯穿于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社会活动各个环节的生产性服务业已经逐渐成为政府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大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是向结构调整要动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大措施。然而,目前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影响的研究仅聚焦于经济增长层面,缺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层面的关注。鉴于此,本文利用2003—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深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试图补充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来,学术界就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特征展开探讨。金碚基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将经济高质量发展定义为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1]。任保平认为不同于过去数量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宽的范围和更高要求的质量状态,表现为供给的有效性、发展的公平性,以实现生态文明和人的现代化为目标[2]。张军扩等指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是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也是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3]。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含义有了初步定论后,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很自然地从理论定义转向到可识别的核算定义,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研究。魏敏等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建设存在的问题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理念与要求进行综合考虑,构建了包含经济结构优化等10个方面的测度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对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4]。师博等构建了包括增长的基本面和社会成果两个维度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5]。李金昌等围绕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以及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构建了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共5个层面27项指标组成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6]。
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量化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开展实证研究。陈诗一等运用2004—2013年中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发现政府环境治理能够降低雾霾污染从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7]。杨志安等利用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以民生指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代理变量,证实了财政分权与高质量发展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关系[8]。刘思明等基于2009—2016年40个主要国家的面板数据,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代理指标,证实了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密切相关[9]。
关于国内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可能存在以下需要探讨的空间:第一,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定性分析,缺乏系统的量化研究和客观评估。虽然有部分学者提出采用综合评价法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但提出的指标体系因指标数据获取的局限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量化测度难以实现。第二,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由于目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部分研究以民生指数、人均GDP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传统指标进行表征,估计结果难以真正反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
(二)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学者研究了其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10]。生产性服务是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中间投入产品的服务,可以通过促进专业化水平提升来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Hodge等发现生产性服务业能使服务业内部资源合理配置,大大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11]。余泳泽等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以及规模效应所带来的递增收益,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对国民经济有积极影响[12]。李平等则从经济的动力机制出发,通过对宏观TFP指数的测算与分解,证实了生产性服务业以其较高的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质量有较为稳定的提升作用[13]。黄繁华等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增强产业内的技术交流,有助于提高地区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扩散效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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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虽已有研究发现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15],但鲜有文献对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相比而言,经济高质量发展比经济增长质量有更加深层次的含义。经济增长质量只是对经济增长数量上的补充,而高质量发展则是数量与质量的协调统一。而且,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更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关口作出的重大判断。因此,本文着重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深入分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采用综合评价法量化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二是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其子系统的影响,还分别检验了地区层面、时间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异质性。三是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并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拓展了生产性服务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能路径。
三、模型构建、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Ehd)。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更加高质量、高效率、更稳定、更开放的发展模式,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更高质态的发展。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本文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借鉴国内学者的研究,考虑数据可得性、指标体系科学性和合理性原则,结合三大攻坚战的内容,构建了包含高质量供给、高质量需求、发展效率、经济运行、对外开放在内的5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和30个三级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测度中国各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4,6,16-18]。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首先,对数据进行一致性处理,将指标体系中的逆向指标取倒数使其正向化。然后,为了保证不同指标之间具有可比性,对所有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最后,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到2003—2018年中国30个省份(未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2.核心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Serv)①。参照现有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可以用产值或劳动投入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由于一些年份部分省份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产值存在大量缺失,导致产值指标不可用。因此,本文选取劳动投入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具体地,借鉴申明浩等的研究,将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表征就业规模,将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知识密集型行业就业人数占比来代表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19]。采用Serv=ln(Aver+1)的值代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其中Aver为两个指标的算数平均数。
3.控制变量。本文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涵盖较为丰富的指标,为了避免因遗漏变量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梳理现有文献,选取了如下的控制变量。(1)市场规模(Market)。消费水平是居民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表现。提升居民消费、减少贫富差距会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从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本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2)人力资本(Human)。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本文使用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3)金融发展水平(Fin)。发展良好的金融市场能够通过“涓滴效应”,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4)基础设施水平(Ind)。发达的基础设施能够提高区域间的交往能力,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各个区域内流动,降低运输成本。本文用各省份公路、铁路里程之和与各省份面积之比衡量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5)政府干预(Gover)。政府要面对以GDP为导向的政绩目标,还要同时面临来自中央和同级地方政府的压力。这种竞争往往导致政府形成“为增长而干预”的局势。虽然短期内会使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但是长期可能会导致环境污染、对投资过度依赖等问题。本文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3—2018年中国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利用线性插补法进行处理。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选取2003年作为基期对相关指标进行平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整体估计结果
目前,对于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通常使用差分GMM和系统GMM。差分GMM可能会损失部分样本信息,从而造成有限样本偏误的问题。系统GMM方法同时利用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能够有效提高估计效率。因此,本文选用系统GMM方法来探讨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3。
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扰动项差分后的一阶自相关检验AR(1)的P值小于0.1,二阶自相关检验AR(2)的P值大于0.1,意味着在10%显著性水平下接受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Sargan检验和Hansen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动态面板模型有效。
通过分析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符合前文的预期。模型2~6的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中的五个维度均有显著正向拉动作用。具体来看,在高质量供给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新技术、新工艺的产生,提高了企业的综合创新能力[20];还能吸引高技能的劳动力进入企业,形成人力资源的“蓄水池”,发挥人才的重要作用。在高质量需求方面,随着金融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蓬勃发展,为社会提供了高附加值、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满足了居民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优化了消费结构。在发展效率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高生产率的特性,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使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了能源环境成本。在经济运行层面,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这为宏观经济保持稳定提供了有效保障。在对外开放方面,生产性服务业贸易量稳步提升,集成电路、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外包业务快速增长,利用外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
相关控制变量的结果表明,市场规模、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较为显著的拉动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在由过去的主要靠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中国人口众多、广阔的市场规模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技术升级与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外部效应”又能够促进其他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系统能够把资金从低效率的投资导向高效率的投资。同时,金融中介还兼具聚集储蓄的功能,其创造的货币供给与借贷能够加速借贷双方的交易,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使交通通达性得以改善,发达的交通网络将我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生产、交换、分配以及使用的每一个环节有效串联起来,降低了生产要素的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相反地,政府干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负,政府的过多干预往往会导致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失灵,不能使资源配置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将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二)稳健性检验
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能够较好地验证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为了保证所得结论的可靠性,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剔除极端值。由于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均衡,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干扰,去掉经济高质量发展平均值最高的地区(北京)以及最低的地区(贵州)。利用处理后的样本再对模型进行估计。第二,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参照余泳泽等的做法,使用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从业人员数与所对应各行业平均工资的乘积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的代理变量[21]。采用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乘积之和与GDP的比值代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并重新估计。第三,更换被解释变量①。依据何冬梅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指标重新评估[22]。
以上三种处理方法的估计结果与模型1中的结果基本一致(由于篇幅限制,此处未予展示),证明了本文估计结果稳健,能够较为充分地验证上文的研究。——论文作者:曹景林,张子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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