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是协助跨境电商发展，为商品跨境流通降本增效的重要助力，而政策支持是促进其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考虑各参与主体(政府、跨境电商平台、物流企业)行为决策对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协同发展的影响，基于政府政策扶持及监管、其他参与主体行为的交互影响及有限理性的假设条件，构建了政府扶持-平台组建-物流企业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借助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三种不同情境下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协同发展的演化稳定策略。借助数值仿真分析，探讨了政府政策及财政扶持、监管等外部条件，平台未来市场收益，物流企业的机会主义及平台、物流企业的损益分配系数对此动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为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内各参与主体协同发展的行为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协同发展;多方博弈;仿真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发展及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对跨境物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基于政府牵头、跨境电商平台主导、物流企业参与的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作为我国企业界实践产生的一种新型物流运作模式，可有效满足消费者对跨境电商物流敏捷性、柔性化、低成本、高效率的综合需求，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2]。我国跨境电商物流发展起步晚，业务运作受跨境电子商务影响较大，目前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但主要以支持跨境电商发展为主，对跨境电商物流针对性扶持政策较少。同时由于物流企业参与度不高、跨境电商平台和物流企业目标不一致、政策扶持和监管不完善等[3]，使得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平台参与组建及运作的动力不足、政府引导效应弱化及供应链整体运作效率低下等各类问题。
跨境电商物流是支撑跨境电商发展的基础，Kawa等[4]通过对欧盟跨境电子商务行业的运作基础进行深入分析，指出跨境物流是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支撑。Jiao[5]认为跨境电商物流系统对电商交易的实现和用户体验具有直接影响，是跨境电商企业业务稳定运作的基础。在上述研究基础上，Placzek[6]指出跨境电子商务与物流之间的协同运作有助于优化业务流程。张夏恒[7]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视角，利用协同学理论对跨境电商及跨境物流进行研究，并分析了二者协同运作的路径和机理。同时其利用复合协同度模型对我国跨境电商和跨境物流的系统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8]。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及落实，国家对跨境物流供应链的发展也愈发重视。而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作为实践界产生的新兴运作模式，目前已有学者从其构建模式、绩效评估、对策建议等企业实践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如林备战[9]将供应链的运作理念融入跨境物流，指出可在跨境物流通道的基础上对跨境物流供应链进行构建。Davi等[10]通过对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跨境物流供应链绩效进行评估分析，指出跨境电商企业实施跨境物流供应链可有效提升其整体竞争力。隋博文等[11]从六个不同维度对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结合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改善其脆弱性的建议。林卫萍等[12]通过分析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物流供应链发展的现状，从四个方面指出其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为其跨境物流供应链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也有学者基于企业实践的角度对跨境物流供应链进行了研究。Hausman等[13]利用扎根理论，分析了墨西哥边境加工厂运作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对跨境上下游业务运作的影响，提出提升跨境物流供应链伙伴关系的建议。Choy等[14]开发出一个适用于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仓库运营的智能订单拣选系统，并利用案例证明此系统可有效地提升跨境订单的交付效率。Cedillo-Campos等[15]基于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安检政策，构建出跨境供应链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用汽车行业案例验证了跨境安检政策对供应链成本的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分别基于不同视角对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是以平台、物流企业作为其协同发展的主体，鲜有文献考虑政府政策扶持及监管等对其协同发展的影响，也尚未发现有学者考虑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内不同参与主体间行为的交互影响。基于宁波、厦门、广州等城市现有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的运作模式，发现其协同发展不仅需要平台和物流企业的相互合作，更需要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及调控，且政府对平台、物流企业参与供应链业务运作的影响贯穿供应链发展的整个进程，因此事实上政府也是其协同发展的参与主体。同时考虑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进行协同发展涉及政府、平台、物流企业多方利益主体，各参与主体间有限理性的交互行为对其能否达到健康、有序、协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其协同发展是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如何揭示及分析其协同发展过程的动态特性及演化规律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对此本文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考虑政府政策扶持及监管等行为及平台、物流企业间行为交互的影响，将政府、跨境电商平台、物流企业作为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协同发展主体，借助演化博弈理论中博弈主体“有限理性”的假设，构建政府扶持-平台组建-物流企业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各参与主体间的多重动态博弈，分析不同情境下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协同发展的演化稳定策略及演化稳定路径，并运用数值仿真分析政府、平台、物流企业不同决策行为对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协同发展的影响，探讨其协同发展机制，以期为其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及实践运作提供支持。
二、不同参与主体行为
决策分析作为社会统筹管理的主体，政府是跨境电商物流协同发展的鼓励者、参与者及监督者。基于政府牵头、平台组建、物流企业参与的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在协同发展过程中，政府可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对平台进行针对性的扶持和引导，同时采取税收及财政补贴的方式吸引物流企业加入，并制定科学的监督机制。此外，必要时还需协调平台与物流企业的关系，监督并防范物流企业投机行为的发生，保障双方的权益，为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协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跨境电商平台为提升业务运作效率，解决跨境电商物流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货物通关时间长、作业流程复杂、高风险、货物送达及时性等相关问题，会利用自身的先进技术及品牌影响力，聚集并挑选优质的物流企业进行深入合作，组建自身为主导的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同时向政府争取更多的政策及税收扶持。跨境电商平台在构建及主导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协同发展过程中，会和物流企业共同分担业务的运作成本、共享收益，必要时会向需要的物流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及技术扶持。因平台与物流企业信息不对称且目标不同，其会采取各种显性及隐性激励的方式鼓励更多的物流企业加入供应链运作，以提升平台跨境商品物流集约化、规模化运营效率，在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获得参与协同发展的增值收益。
物流企业作为多元化业务运作的公司，虽然加入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可拓展企业业务渠道，业务开展也具有良好前景，但受企业本土发展模式的影响，一旦涉足跨境电商物流业务，可能引起企业发展模式的不适应，增加企业管理难度。同时在参与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组建及运作时，物流系统的升级及新业务的开展，必然会增加企业运作成本，如何兼顾效率与成本，是其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虽然物流企业能得到平台及政府的支持，但平台的支持主要以服务自身为主，长远来看会限制物流企业未来的发展，即便政府也对企业提供政策及资金等扶持，但对企业业务运作及跨境物流营收占比有相应要求，无法有效激发企业的积极性。
三、演化博弈模型及稳定性分析
1.问题假设及模型参数
假设1：在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平台及物流企业三类不同参与群体的决策不同，其中政府的决策集合为{扶持，不扶持｝，平台的决策集合为{组建，不组建｝，物流企业的决策集合为{加入，不加入｝。设定政府群体中选择提供政策扶持意愿的概率为x，则选择不提供政策扶持意愿的概率为1-x;平台群体中选择组建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意愿的概率为y，则其选择不组建意愿的概率为1-y;物流企业选择群体中选择加入意愿的概率为z，则其选择不加入意愿的概率为1-z，x、y、z∈[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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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2：政府采取扶持策略时，会付出一定成本，并获得税收、提升就业等方面的收益，同时负责对平台和物流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管，并拿出专项财政资金对物流企业进行鼓励。而平台和物流企业作为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相关业务的具体运作方，共同分担供应链协同运作的成本，并按比例共享收益。假设三者都存在有限理性，且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三者会相应地调整自身策略。模型参数及符号见表1。
2.模型的建立
依据上述条件知当政府提供优惠政策扶持供应链时，平台和物流企业进行供应链协同运作业务时分担的成本分别为α(C-C2)，(1-α)(C-C2)，且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进行业务协同运作给平台及物流企业带来的额外收益分别为γV，(1-γ)V。根据上述分析，得到不同参与主体在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协同发展时的收益支付矩阵，见表2。
假设在政府引导扶持下，平台和物流企业进行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协同发展时获得的收益大于不进行协同运作的收益，则(1-γ)V+K-D2-(1-α)C>0，K+γV-αC-D1>0，(1-β)V1-C1-C3>0。此时政府、平台、物流企业的策略选择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可分别探讨在以下三种不同情境下系统演化均衡策略的变化情况。
①当平台或物流企业的违约金大于双方进行业务协同运作时投入的成本时，即K>αC或K>(1-α)C时，从表3可知此时存在一个均衡点X8=(1，1，1)，根据付帅帅等对雅可比矩阵稳定点的判定方法，可知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为(扶持，组建，参与)[18]。
②当平台进行供应链协同运作投入的成本大于其违约金，且物流企业参与供应链协同运作投入的成本大于政府给予企业积极参与时的补贴和其违约金之和时，即K<α(C-C2)且(1-α)(C-C2)(1-α)C且K>αC，或K<α(C-C2)，(1-α)(C-C2)
四、数值仿真分析
为合理设定仿真参数，借助社会关系邀请了3位政府人员，5位平台、企业的工作人员及15位管理科学领域的仿真专家，在面谈和邮件咨询的基础上，结合付帅帅等[18]、李京文等[19]的研究成果中仿真参数的设置方法，并参照宁波市政府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协同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模型参数进行设定，各参数赋值见表5，并将各方初始意愿都设定为x=y=z=0.5[18-19]。在进行仿真时，模拟仿真周期为3年，仿真步长为0.05。结合上述演化博弈分析及初始值的设定，借助仿真软件VensimDSS构建基于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协同发展的多方博弈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模型的相关变量根据上述三方博弈的支付函数得出。以对政府、平台、物流企业动态演化过程进行仿真分析。
1.初始意愿对协同发展关系的演化影响
图2是政府、平台和物流企业对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协同发展初始意愿的变化情况。图中曲线1、2、3分别表示政府、平台及物流企业选择意愿的变化情况。政府作为社会运作的“统筹者”，有动力实施政策来扶持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的协同发展。但对平台来说，供应链的组建及运作是一项投入周期长、短期难以见效的行动，平台在初期虽有发展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的动力，但因自身及外部市场变化的原因，其推进供应链协同发展的意愿会快速降低。物流企业也会因平台组建不力及未来预期不明朗等原因，逐渐降低企业的参与意愿。
2.政府策略行为对协同发展演化的影响
图3是扶持政策获得的社会收益对政府选择意愿变化的影响，图中曲线1、2、3分别表示政府扶持时的社会总收益为15万元、35万元、55万元的仿真结果，可知政府获得的社会总收益越大，其选择扶持意愿的收敛速度越快。图4则是扶持成本对政府选择意愿的影响，图中曲线1、2、3分别表示政府扶持成本为5万元、15万元、20万元的仿真结果，扶持成本的临界值在[15，20]万元之间，当政府扶持成本过大，会增加政府财政等负担，降低政府对跨境电商物流发展的积极性。图5为政府对物流企业提供扶持的财政资金等对其决策变化的影响，图中曲线1、2、3分别表示扶持财政资金为7万元、20万元、35万元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政府对物流企业扶持资金增加，其图3扶持收益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图4扶持成本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图5扶持资金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扶持的意愿越低，而当扶持资金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会增大政府扶持意愿的波动性需求。政府虽然会因推动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的发展需求，进而对物流企业采取提供税收优惠或资金补贴等激励措施，以提升物流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但同样会因财务负担等原因，使得自身的扶持意愿下降。
3.机会主义及降本系数对协同发展演化的影响
图6为扶持资金对物流企业决策意愿变化的影响，图中曲线1、2、3分别表示扶持财政资金为7万元、20万元、35万元的仿真结果，随着物流企业获得的扶持资金越多，企业加入的积极性越高，但当补贴资金继续增加时，企业受道德风险影响，使得政府对鼓励物流企业参与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的扶持立场很摇摆。图7为供应链降低成本对物流企业决策的影响，图中曲线1、2、3分别表示供应链降本系数为7万元、13万元、20万元的仿真结果，可知此时物流企业的选择策略会逐渐由不参与转化为参与，这是由企业逐利特性决定的。——论文作者：付帅帅1，陈伟达1，王丹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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