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可以在实际生产中体现出规模效应、示范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本篇工商企业论文认为虽然路径选择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技术融合活动的顺利进行，但也会保持技术载体自身的特色，善加利用会创造出更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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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融合;技术创新;技术活动;自主创新;路径依赖。
一、问题提出。
21 世纪是一个信息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技术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如果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强，那么就会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为国家综合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提供较高的基础平台，这也就代表着知识已经由经济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知识和技术所代表的利益均衡已经变得十分关键。
现代经济中，众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认为：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得科技者得天下，这种观点无疑与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密切相关。据有关专家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迅速：从20世纪初只占5%左右，40~50 年代上升至40%左右，70~80 年代升至60%左右，90 年代高达80%左右，进入新世纪以来，信息高速公路联网得以实现，这一贡献更是高达90%左右;而重大科技成果商业化的周期也在快速缩短，20 世纪初大约为30 年，20 世纪中叶大致为10 年，到了20 世纪末缩短为5 年。这些都表明，技术进步已经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就技术发展的情况来看，技术升级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发达国家的企业利用资本和生产要素优势，逐渐形成了世界范围内对技术市场的垄断局面，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通常都远离世界技术的前沿阵地。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和技术渗透的深入，技术扩散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世界技术发展的速度，发展中国家通常会通过引进设备和技术的方式来带动国家技术的进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是个发展中大国，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越来越凸显，技术升级对产业发展的关键性作用日益突出。伴随着全球产业和技术转移的大好机遇，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大力推动国外先进技术在国内的扩散是我国当前技术发展的重要途径。
以技术为基础，大力提高中国核心技术的占有，这不仅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更是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有了一个飞跃式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了很大提升，这得益于技术的快速进步，而技术的发展需要国家制度这一外围要素的保障。对于一个主体而言，无论是内部因素还是外围要素，都存在一定的刚性力量，使得主体方向的发展出现路径依赖。
二、中国企业技术融合模式的演进。
1. 技术融合的整体发展。
从世界工业发展的进程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依靠不断发展的技术水平，技术进步推动了工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市场空间的大幅度扩展[1]。就技术进步自身而言，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原发性的技术创新，即依靠自身的技术水平不断创新技术，表现为拥有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二是扩散性技术，即通过引进和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技术来刺激和调动自身的技术参与，实现本国产业技术的增长[2]。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经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中国的技术进步必然要融入世界技术发展的环节当中。在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技术扩散，并以此来带动自身的技术升级。因此，近些年来，中国对外寻求技术帮助的项目数越来越多，伴随着技术引进进程的加快，在中国工业发展的链条上，技术融合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和模式。总体而言，复制模仿、合作开发以及自主创新是三种主要的技术融合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复制模仿是主要的技术融合模式，随着技术水平的升级，为了能够拥有更多地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以及更多核心技术，自主开发成为主要推崇的技术融合模式，期间，企业也在与国外企业的合作中加速了技术升级的进程。实际上，这三种模式之间并没有清晰地时间划分，往往交织进行。
2. 复制模仿与自主创新。
复制模仿，这是追赶先进国家技术水平的途径之一。对于我国而言，改革开放初期，一批重大建设项目相继规划投产，由于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很多项目所需的技术和设备都需要依靠进口得以解决。然而进口以后，使用起来过于表面化，“复制”成分很重。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引进一项技术后，从图纸资料的翻译转移到投入批量生产，一般要用3 年以上的时间，大型复杂装备的消化周期还要拉长，而在我们试用的时候，国外技术水平仍然会继续前进，这样就造成了产品投产后性能指标达不到进口产品的水平，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技术所依托的载体发生了变化，引进之后仍然停留在掌握已有技术、提高国产化率的较低层面上，因而形成不了自主研发创新的空间，难以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陷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在科技体制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逐渐把自主创新作为技术发展的关键步骤，企业技术引进的所有权有所提升[3]。过去那种由于选择国外已趋“成熟期”甚至过时技术所带来的“时间滞后性”逐渐在发生着变化，那种“拿来即用”的生搬硬套的弊端逐渐被企业和国家所认识。于是，在技术水平提高和经济环境的大变化下，企业技术发展的重点也在发生着转移和倾斜，代表我国技术总体水平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对技术研发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并在此基础上，加大研发新产品投入，企业专利申请数和发明专利数以及拥有发明专利的数量逐年上升。
3. 合作开发。
为了更好的实施技术引进工作，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从80 年代初开始，我国就广泛的开展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其中以技术交流和技术学习、科技合作为重。合作技术开发是带来技术升级的有效手段之一，在进行技术学习和技术交流的时候，我国企业多数以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为主，因此，合作开发过程中带有明显的模仿生产的成份。
4. 技术融合的综合研究。
我国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也有着体制改革的显像特质。从基本国情来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当时企业生产缺少市场竞争的推动，企业的任务就是生产出国家计划内的产品，而技术研发则主要是在各大研究院所进行，企业内并没有技术研发的要求，也没进行技术研发的能力;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资本的不断注入，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进入中国市场，这带来了激烈的产品和技术竞争，也使企业不断加强对外部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借鉴。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技术上和发达国家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技术的不对称促使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于发达国家主要依靠自主研发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来说，引进先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进而再创新无疑是一条有效地途径，这可以避免原始创新所存在的风险。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快自身发展的。二战后，韩国、日本等国家地区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先进的外部技术进而进行改良型渐进创新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了世界技术领先国。据美国科学基金会1976年的调查，1953- 1973 年的21 年时间里，全世界共出现500 项主要技术创新，其中90%左右属于改良型渐进技术创新， 可见，改良型创新的绩效丝毫不亚于原始性创新，而从引进先进技术出发的改良型创新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
技术引进是一种途径，关键是要看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情况，如果仅仅是引进和使用，那么必定会对外部技术存在很大的依赖性，技术引进的主体仍然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目前，中国企业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仅有2000 多家，仅占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三，中国99%的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拥有商标的企业仅占40%。很多企业“有制造没创造，没有知识产权”。我国企业目前对外技术依赖度高达50%以上，技术引进为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多数行业的核心技术与装备基本依赖引进，如光纤制造装备100%依靠进口、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的80%以上都依靠进口，设备投资60%以上依靠进口，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只有39%左右，在这样的条件下，自主创新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将不太理想，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国外技术的引进与模仿仍将是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这说明，虽然我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引进了各项先进技术，但是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分析能力尚显较弱，二次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以至于难以从根本上掌握先进技术，形成自主发展的技术成份。如2006年我国技术引进经费支出达到320.43 亿元，而用于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只有81.86 亿元，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不强，引进技术与产品的仿制，未能较快地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仍在继续，技术后发优势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三、中国企业技术融合的路径依赖。
经济的演化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这种路径依赖性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变迁和制度演进上，从而使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路径依赖的存在会有利于现有技术经济制度发展，而不利于其他技术经济模式的产生和壮大，从而使得强者越强，弱者恒弱[4]。
1. 路径依赖的理论研究。
路径依赖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 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 年提出，之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在诺斯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中，主要指出了三点：第一，制度同技术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会使制度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沿着良性循环轨道得以迅速优化，或者顺着原来的错误继续下滑，弄得不好，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一旦被锁定，要脱身而出就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变化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第二，制度变迁除了受报酬递增机制的影响外，还受市场中交易因素的的影响，如果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制度就会变得不重要。第三，制度变迁比技术演进更为复杂，政策行为者具有不同的主观主义模型，这是各种制度模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5]。
“路径依赖”源于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机制又通过制度的规模效应、示范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来表现[6]。具体来说，规模效应指的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当制度主体改变现有制度形式而采用另一种新的制度形式的时候，由于惯性力量的存在，会使新制度的实施受到一定的阻碍，实施规模也会由此受到限制，这便会带来新制度实施成本的提高，但是随着新制度的实施和范围的扩大，其原始成本投入会随着相关制度实施情况所能够带来的规模扩大而有所下降，这种情况类似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下降的情况。示范效应指的是新制度实施所带来的效益会带来人们的行为追赶和效仿学习，从而使越来越多的行为主体采用该制度，加速新制度的实施和扩散，这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方式，但是越多的群体采用某项制度，该项制度今后的改变和转型就越困难。协调效应指的是制度及与其配套的相关规则的协调关系，即制度主体之间为了既定的利益而相互配合的活动，这就带来了一种现象———对既定制度补充和协调的配套措施的实施会引起利益连带效应，这就像一个链条，其中任何一环发生断裂势必会引起整个链条的松散。在制度变迁中，当与既定制度相配套的相关规则建立起来之后，任何改变既定制度的行为都会对整个制度链条产生危机，不仅对制度利益主体，而且对配套制度的相关利益者都会产生影响。适应性预期指的是实施制度的主体者对已经产生效益的制度及其配套体系的心理预期会随着效益的增加而增强，并且会随着该种制度体系的实施而继续对未来的利益进行预期，这种预期一旦建立便会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对新制度会产生潜在的抵抗力。
路径依赖所体现的是一种正反馈机制，涉及的主体行为具有强化性和稳定性，要想用其他某种新的制度代替现有制度，就必须要打破现存的路径依赖，这不仅是个制度的重新制定和实施问题，而且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行为主体的各方面的配合，包括组织体系、生产体系、观念体系等相关部门的一致行动。
在制度或者决策产生之初，往往是随机事件决定着制度的状态，配合制度的推广和实施，必定会有大量的原始投资成本，随着制度实施程度的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其投资成本也会随之下降，并且会有大量的行为主体参与到制度的推广过程中来，示范效应得以产生;共同利益使既定环境下相关主体行为联系更为密切，从而刺激了协调效应的产生，这种效应会使行为主体之间产生一种依赖原有的制度框架、不愿做任何改变的现象，久而久之，行为主体的惰性就表现出来，并派生出很多非正式的共同规则出现，沿用着这些制度链条便会使行为主体产生适应性的预期;当适应性的预期状态稳定时，对原有制度的改变就变得较为困难。
2. 我国技术融合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对于技术融合这项特定的技术活动，路径依赖可以从技术活动主体—企业和制度变迁的主体—国家两个层面上来理解。
(1) 企业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
按照诺斯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在企业层面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企业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现在的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受企业前期发展的影响，今天的技术(制度) 是建立在初期技术(制度) 改进的基础上，明天的技术(制度) 进步又是建立在今天的基础之上[7]，企业今天搜寻的结果不仅是一种新技术，而且是增进知识和形成明天使用的新建筑块的基础[8]。企业在任一时点上的知识存量均来自企业在过去学习过程中新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对已丧失价值的旧知识的不断摒弃[9]。这种不断的积累和摒弃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特定的固有的内在价值体系和思维惯性，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断强化这种既定生产和实践模式，使企业内部自有技术、文化论文" target="_blank">企业文化和管理思想具有一定的刚性力量，对既定的模式和制度都有保护倾向，对新技术和制度具有一种天然的抵抗力，这就是企业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使现有优势技术和企业制度占据更多的发展空间，并且不断地自我强化、自我完善，成为企业的主导力量，意味着现有技术和制度的刚性力量会潜在地抵抗外来新的技术和制度，即使外来技术和制度比企业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更为先进，也会被企业现存力量所抗拒。但是，如果这种强化现有技术和制度的情况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那么企业未来发展就会受到束缚。因此，路径依赖有助于企业形成自己的竞争力，但一味地坚持也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限制因素。
对于技术融合企业而言，很重要的阶段就是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的结合。当企业存在生产要素路径依赖的时候，往往会形成人力因素或非人力因素的刚性力量。非人力因素的刚性力量很明显，无论是生产设备还是包装品牌等，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短期不可更改性;对于人力因素，以往的生产实践使得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的人们必定形成了特定的生产和经营技能，知识和经验的集中认同形成了对外部新要素介入的壁垒，主要表现在企业现有技术合力的约束、企业认知层面的局限和企业文化的束缚三个方面。当技术融合过程中企业现有技术存在局限而尚未被察觉时，往往会继续投入资源以期保证企业预期效益的出现，而短期的高效益会使企业沿用这一发展路径，继续扩张生产，导致技术局限越来越深;认知局限在技术融合活动中的反应很大，技术融合需要企业相关人员从原有的生产经营实践转到另一种模式上去，对过去路径的依赖会使这种转变变得很困难，技术融合需要群体共同的认知技能的合作来完成，单一的认知会阻碍甚至破坏融合活动的进行;企业文化是隐含在企业员工身上的特质技能，它是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指导作用非常强大，而且一旦形成就具有无可替代的稳定性，要想改变它需要非常多的投入，企业文化越强大，统一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力量越强，异质价值观越难进入。
(2) 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诺斯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10]，即所谓的路径依赖就是人或事物对现在发生作用的某种行为的依赖，它能够导致行为主体既定方向的不断自我强化，其结果就是使新制度的实施不能脱离原有制度的环境，而且要想使新制度更有效率，就必须使用既定的要素，这一过程脱离不开制度形成初始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技术发展路线的选择和政策的制定上，路径依赖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一般来说，思想观念一旦在某一个群体中形成，就会体现出很大的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当人们对既有思想观念形成特定的认知框架后，就会形成习惯，习惯会限制人们对新的思想观念的认识、选择和使用。当习惯被一直沿用的时候，就形成了风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旧制度的沿用依赖就会超过对新制度的向往。
在我国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历史形成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影响深远。在持续了几千年的官僚主义管理体制下，“随着旧政治体制的崩溃而来的权威断层，对所有社会关系都有破坏效应。而中国人在其重建政治制度时通常也还会采用精英统治和等级权威的结构”[11]。这种治理模式导致中国公众的参与意识淡薄，在新制度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也会因为无关己事而忽视对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我国的改革总体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之前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导致了“官本位”的盛行，人们的主权意识缺乏，形成了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以往的每次改革都是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人们的等待和被动接受心理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政府在这种惯性思维方式里易于集中地制定相关的政策。缺乏了实施主体的参与，制度的制定容易脱离实际。
因此，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新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存在一定的障碍，在改革的过程中，对初始路径的选择非常关键，“改革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改革者的主观愿望和最终目标，而且依赖于一开始时选择的路径。哪怕目标是清楚的，具体措施的大方向也是正确的，可是只要在初始的路径选择上有一些细微的差错，在往后的发展中，它会按本身的逻辑，偏离原来的目标，演进到远离原来设计的另一种体制去[12]。”因此，在科技指导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我国既有的管理思想占据一定的统治地位和空间，沿用即成的观念使得新科技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受到一定的限制。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但是政策的外围保障是一步步进行的，是随着技术要求的不断变化和形势的不断发展而做出的相应调整。这种调整必须要适应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习惯，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要打破旧的习惯的影响，这样才能做出客观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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