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集体行动现象一直备受社会科学共同体关注。20 世纪早期, 社会心理学曾是集体行动研究界的主导视角, 后逐渐转至社会学与政治学视角。最近 20 多年, 社会心理学视角开始复苏, 进入研究复兴期。社会心理学家先后确认工具理性、社会认同和群体愤怒这三种影响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主要前因变量, 并分别建构了包含工具理性和群体愤怒路径、包含工具理性和社会认同路径, 以及包含社会认同、工具理性和群体愤怒路径的三种重要集体行动参与模型。未来的集体行动社会心理学研究应重视行动情境类型、个体心理特征和除愤怒之外的群体情绪在集体行动参与中的作用, 考察理想信念等潜在新前因变量的可能地位, 加强与群际关系、歧视动机等其它经典研究领域的联系。
关键词 集体行动; 工具理性; 社会认同; 群体愤怒; 群体情绪
1 引言
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现象一直备受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关注, 其学术渊源可追溯至 19 世纪法国社会心理学家 Le Bon (1896)对法国大革命中群众(crowd) 非理性心理的系统阐述。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社会学家 Park 和 Burgess (1921)首先使用“集群行为” (collective behavior)一词标定群体类现象, 后经 Blumer (1951), Turner 和 Killian (1957), Smelser 之手(1963), 集群行为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20 世纪上半叶, 集群行为研究在保留社会心理学内核的同时, 不断向社会学视角转变, 但非理性情绪一直是集群行为研究的中心议题(赵鼎新, 2006a)。
1965 年, 美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 Olson 提出集体行动理论, 带来著名的公共物品供给困境 “搭便车问题” (Olson, 1965; 赵鼎新, 2006b), 引起学界巨大反响, 由此集体行动一词进入社会科学界视野。集群行为和集体行动两概念彼此关联但又区别明显。集群行为多描述非理性、表达性的群体行为(王赐江, 2010; 周晓虹, 1994); 集群行为诸多研究关注行为对社会控制组织的破坏和瓦解, 多从威权者视角出发。而集体行动强调理性努力, 多描述具有明确捍卫、提升集体利益意向的群体行为; 集体行动研究关注动员、组织、机遇和威胁, 多从挑战者视角出发(Miller, 2000)。 Olson 提出集体行动理论之后, 各学科纷纷开始借鉴集体行动是参与者充分权衡、组织动员结果的理性主义观点, 研究社会、经济、政治领域中的群体类现象(董国礼, 2007; 林闽钢, 2004; 刘能, 2009)。集体行动一词逐渐替代集群行为成为此类研究的合法术语, 社会心理学视角自此明显式微。
理性主义视角下发展出的资源动员(McCarthy & Zald, 1977)、政治过程(McAdam, 1982; Tilly, 1978)等社会学、政治学集体行动理论, 进一步认定集体行动是社会资源或政治机会有效利用的产物, 将其还原成一种结构化的理性过程(王国勤, 2007), 完全忽略情绪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上世纪末, 集体行动研究界开始意识到这场决然的理性转向是“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了出去”。如今理性主义趋势已得到适当拨正, 情绪重新回到集体行动学者的研究议程之中(Goodwin, Jasper, & Polletta, 2001; Jasper, 1997, 2011)。
与此相对应,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动研究又开始兴起。最近 20 多年, 相关研究不断涌现。以荷兰社会心理家 Klandermans 为代表的欧洲研究者,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一直立足于社会心理学视角研究个体参与集体行动(早期以“社会运动”为概念术语)的过程机制(Klandermans, 1984; Klandermans & Oegema, 1987)。稍后以加拿大心理学家 Wright 为代表的北美心理学者, 也开始研究他们称之为“集体行动”的群体行为现象, 并对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动概念进行明确定义(Wright, Taylor, & Moghaddam, 1990), 后被众多研究者认同和引用, 以至于欧洲学者也开始采用集体行动这一术语。这段持续至今的复兴期, 可称为集体行动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当代阶段。本文以下篇章介绍的内容如无特别说明, 皆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它们主要关注何种原因促使个体参与集体行动。
2 集体行动的定义与测量
定义规范概念的边界条件。研究者们如果未能对集体行动概念的边界条件形成一致看法, 就不能就现象本质达成一致性观点, 明晰促发集体行动的前因变量也就无从谈起。
2.1 集体行动的定义和内涵
虽然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当代研究已逾 20 余年, 但有意思的是, 研究者们很少自己在研究中给出明确定义 , 多是约定俗成地直接引用 Wright 等人(1990)给出的定义：“如果某人像所属群体典型成员那样去行动, 且其行动旨在改善所属群体状况, 那么他/她即是投入到了集体行动中。”根据该定义, 集体行动属于群际行为, 是一种旨在提升所属群体地位的行动策略, 它与旨在提升个人地位的人际行为不同。
该定义提出 20 年后, Wright (2009)进一步明晰并适当发展了概念内涵。第一、是否为集体行动不取决于参与者数量。即使是物理空间上彼此分离的个体, 也有途经和方式参与代表其所属群体的集体行动。第二、集体行动是集体性而非个体性联合行动。那些完全受个人利益驱动的联合行动不能被认为是集体行动。第三、个体参与旨在提高外群体地位的行动也属集体行动范畴。
现实中常有一些优势群体(advantaged group) 成员会行动起来支持弱势群体 (disadvantaged group)或其成员, 但他们并不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 且行动反而有可能危害到所属优势群体的地位或利益, 很明显此类行动不符合之前经典的集体行动定义。但 McGarty, Bliuc, Thomas 和 Bongiorno (2009)提出的观点群体(opinion-based group)概念可解决这一问题。譬如, 持种族平等观点的群体中既有少数族裔人, 也会有白人; 女权主义群体中也有男性支持者。这时, 优势群体成员不再是代表外群体, 而是代表新形成的观点内群体去行动。
2.2 集体行动的操作化测量
大多数集体行动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Klandermans, 1984)、实验法(Ellemers & Barreto, 2009), 也有研究使用质性方法, 比如访谈(Van Aelst & Walgrave, 2001)、观察或直接参与(Drury & Reicher, 2005), 还有一些研究会分析有关集体活动的媒体报道(Koopmans & Statham, 1999), 或运动组织出版物等。各类研究以不同方式对集体行动概念进行操作化, 其中包括行动态度、意图、倾向、实际行动或参与历史报告。
集体行动研究的终极目标是预测实际行动的发生, 但实际行动只反映集体行动心理动力过程的一个阶段。Van Zomeren 和 Iyer (2009)认为, 研究和测量实际行动之前的几步, 可获得更多有关参与过程机制的认识。Klandermans 和 Oegema (1987)早期提出的社会运动参与“四步模型”可作为探讨参与过程机制的有效参考框架。他们认为通往社会运动参与之路的第一步是：人们由于同情某项运动的政治或策略性目标, 而成为该运动的潜在动员目标, 但这时还只是态度支持; 第二步：人们正式成为该运动的动员目标; 第三步：人们产生了参与运动的动机; 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人们冲破重重障碍(比如时间、金钱、可能坐牢的危险, 或承担其它责任)参与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概念的不同操作化测量方式可与该模型中不同的步骤相对应：观察、采访抗议示威现场参与者的研究对应于模型第四步(Drury & Reicher, 2005, 2009); 问卷调查集体行动组织成员行为意图的研究对应于模型第三步(Simon et al., 1998); 采用实验方法设置情境, 考察弱势群体成员对于集体行动的态度研究(Wright et al., 1990), 可对应于模型第一步, 甚或是更早步骤的心理过程。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反映不同阶段的心理机制, 提供了集体行动背后的多重信息。
3 集体行动的三种主要社会心理学解释取向
过去 20 多年间, 社会心理学家不断观察、研究参与到抗议示威等集体行动中的个体, 逐渐发现一些动机变量, 正是这些变量激发着个体投身到集体行动中。他们最初关注个体对行动成本和收益的主观感知, 它以工具理性(instrumentality) 为特征(Klandermans, 1984), 参与集体行动被看作是一次以可承受成本改变群体现状的机会。而后, 他们开始重视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在集体行动参与中的重要性(Simon et al., 1998)。后来群体情绪(group-based emotion)解释取向开始兴起, 尤其是群体愤怒情绪在集体行动中的动员作用 (Van Zomeren, Spears, Fischer, & Leach, 2004)。
3.1 工具理性
如前所述, 整个集体行动研究领域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 转而重视社会政治结构性客观因素的作用, 资源动员理论(McCarthy & Zald, 1977)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理论之一, 它强调社会资源的可利用性、行动潜在参与群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等。但资源动员理论过于结构化, 甚少关注个体对参与成本和收益的主观权衡, 完全抛弃社会心理的分析水平, 较少关注个体间互动而形成的动员。
针对资源动员理论的缺陷 , Klandermans (1984)将集体行动理论思想和期望价值理论引入其中, 提出了“资源动员理论的社会心理扩展模型”。该模型采用期望价值理论中的“期望 × 价值 = 行动动机”公式(Feather & Newton, 1982), 量化集体行动参与动机的强度; 并依据集体行动理论的思想, 将集体行动的参与动机划分为三种：
(1)集体性动机(collective motive), 它是行动的集体目标。该动机是个体对集体目标实现的主观期望和主观价值的乘积, 集体性动机的主观期望成分以 3 项彼此关联的项目构成：“如果自身参与该行动, 估计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该行动的成功”; “如果很多人参与, 预期该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预期会有多少人参与该行动”。集体性动机的期望成分, 尤其后两项被认为是关于所属群体能否通过一致行动解决问题的信念分享 (Mummendey, Kessler, Klink, & Mielke, 1999), 或是一种能否改变群体相关问题的控制、影响、力量和效力感 (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 被称为群体效能(感) (group efficacy)。在许多工具理性取向的集群行动研究中, 研究者为求简便, 常常使用群体效能替代工具理性。(2)社会性动机(social motive), 是参与者对重要他人反应的期望。它以期望他人反应的性质(正向赞同或负向反对)和他人重要性的乘积来表达。(3)奖赏动机 (reward motive), 它与社会性动机同属集体行动理论中的选择性激励, 但奖赏动机是更加个人化的成本和收益, 譬如参与集体行动需要耗费个人时间、精力、自付差旅费, 但能与同好们共度美好时光等。这一动机也以期望与价值的乘积来表达。
Klandermans 等人(1984, 1987)将心理学视角引入资源动员理论中, 揭示了个体水平上的决策心理, 确认个体间互动可作为恰当的分析水平, 延长了资源动员理论的生命力。但是, 社会心理学家们质疑集体行动参与能否被工具理性充分解释(Kelly & Breinlinger, 1996; Klandermans, 2003, 2004)。Kelly 和 Breinlinger (1996)就指出, 针对旷日持久型的集体行动, 工具理性解释乏力：参与罢工抗议的工会成员, 常常背负极端艰难的经济和社会负担, 并且他们很清楚即使行动成功, 获得的收益也会很少, 但他们仍然坚持行动下去。
3.2 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Turner, 1979; Turner, Hogg, Oakes, Reicher, & Wetherell, 1987)的核心假设是人们会为正向自我评价而努力。这一自我评价包括两种成分：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个人认同以个人属性定义自我; 社会认同以所属社会类别身份、群体成员资格定义自我。社会认同可看作是一种认知机制, 是从“我”到“我们”的自我认知再定义。当群体成员们都以群体身份定义自我时, 他们会专注于自己与其他成员间在经历、需求、兴趣或目标上的相似之处, 我的和你的经验、需求等通通转化为我们的经验和需求, 这是迈向集体行动的重要一步(Simon & Klandermans, 2001)。社会心理学家在对工人或妇女(Kelly & Breinlinger, 1996; Kelly, C. & Kelly, J., 1994)、老年人或同性恋 (Simon et al., 1998, Stürmer & Simon, 2004)、农民(De Weerd & Klandermans, 1999)、前东德人(Mummendey et al., 1999)或胖人身份(Stürmer, Simon, Loewy, & Jörger, 2003)的社会认同和集体行动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个体对某一社会类别、群体的认同感越强, 就越有可能代表那一社会类别、群体参与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常常需要个体对所属弱势地位群体付出承诺。一般而言, 人们不会对所处弱势地位群体付出承诺。但是当以下三种社会结构条件满足时, 个体不仅会向所属弱势地位群体付出承诺, 而且很可能代表群体参与集体行动：(1)群体间边界的可渗透性, 即个体对自身获得优势地位群体成员身份可能性的感知。当个体认为有可能时, 他们将不再对所属弱势地位群体付出承诺; 当个体认为没有可能时, 就会对所属弱势地位群体付出承诺。(2)稳定性, 即群体间相对社会地位的稳定性或可变性。认为所属群体的社会地位可变的个体, 会将集体行动看作是改变所属群体社会地位的策略之一, 它促使人们代表群体参与集体行动。(3)当个体认为其所属群体的劣势处境不合理或不公平时, 集体行动参与意向将会加强。简言之, 对弱势地位群体付出高承诺的人(高认同者), 在相信集体行动能改变群体弱势地位状况且认为该状况不合理时, 将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Van Zomeren & Spears, 2009)。
高认同成员间的共同愤怒意识进一步加强, 明确了该为所属群体弱势处境负主要责任的外群体, 行动动员话语直指这一敌对群体, 行动方开始有意识寻求赢得政府等权威机构或大众等第三方的关注和支持, 此时, 社会认同将发展出它的高级形式 —— 政治化社会认同 (politicized collective identity, Simon & Klandermans, 2001)。
3.3 群体愤怒
一些关注客观结构性变量的传统观点认为客观资源剥夺、分配不平等是产生集体行动的根源之一。但客观资源剥夺论不能有效解释为何一些弱势地位群体成员会产生不满情绪, 集体行动起来, 而另一些却安之若素、情绪稳定。Stouffer, Suchman, DeVinney, Star 和 Williams (1949)提出相对剥夺概念, 首先解释了客观剥夺为何不能充分预测人们的不满, 由此揭开了相对剥夺理论发展的序幕。该理论关注不公造成的不平等体验, 认为相对剥夺感是在与特定他人比较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只有体验到不公时, 社会比较才有可能导致不满情绪。
但直接将相对剥夺感当作是集体行动的主要前因变量会遇到两个问题。首先, 相对剥夺理论最初针对个体层面提出, 研究表明个人水平上的相对剥夺感并不能有效预测个体是否参与集体行动。Runciman (1966)在相对剥夺理论中引入个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相对剥夺感两概念。群体基础上的剥夺体验才有可能导致集体行动, 个体剥夺感只与个体行动相关(Smith & Ortiz, 2002)。其次, 即使出现不满甚或是极度负向的情绪, 也不能预测个体将采取的行动方式, 群体相对剥夺感也并不必然引发集体行动(Tajfel, 1982)。
新近出现的群际情绪理论(intergroup emotion theory)接过相对剥夺理论的接力棒, 向前发展 (Seger, Smith, Kinias, & Mackie, 2009; Smith, 1993; Smith, Seger, & Mackie, 2007)。群际情绪理论与情绪评价理论一脉相承, 情绪评价理论认为评价、情绪和行动是人们感知和处理社会事件的几种方式。Smith 等人(Smith, 1993; Yzerbyt, Dumont, Wigboldus, & Gordijn, 2003)将情绪评价理论推至群体水平：群体成员会将不公平感评估为集体事件, 而非个体事件。群体成员感知到群际不平等或不公平剥夺, 并对该为此现状负责的对象(多数为另一群体)的责任、意图、实力、行为可预测性进行综合评价, 继而产生相应的群体情绪, 譬如愤怒、恐惧、焦虑等。群体情绪具有明确的对象指向性, 其中像愤怒这样的情绪才会激发集体行动, 旨在消除或减小不公造成的被剥夺感。换言之, 群体愤怒情绪(group-based anger)是集体行动的准备状态。与早期 Le Bon 关于集群行为中的情绪是个体失调反应的观点不同, 这种现代群体情绪观点认为, 群体情绪是个体对所属群体相关情境或事件的功能性反应。
4 集体行动参与模型建构
随着发现的集体行动前因变量越来越多, 研究者们尝试使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技术, 同时考察多变量对集体行动参与的预测作用, 使之数量模型化。其中, 比较重要的模型有 Van Zomeren 等人(2004)提出的工具理性和群体愤怒的双路径模型、Simon 等人(Simon et al., 1998)提出并发展的工具理性和社会认同的双路径模型, 以及 Van Zomeren 等人(2008)基于元分析得出的集体行动社会认同模型。
4.1 工具理性和群体愤怒的双路径模型
Van Zomeren 等人(Van Zomeren et al., 2004; Van Zomeren, Spears, & Leach, 2008, 2010)提出的集体行动参与模型包括一条工具理性和一条群体愤怒路径。工具理性路径包括群体效能和行动支持两个变量。行动支持指预期其他成员投入到集体行动中的意愿。群体愤怒路径中包括不公平感和社会观点支持两个变量。导致不公平结果的程序(程序不正义)要比结果本身更容易激怒人们。社会观点支持指预期其他成员一起分享不公平感的意愿。Van Zomeren 等人的模型显示, 工具性支持感知(行动支持)可强化情绪支持感知(社会观点支持), 但情绪支持感知并不必然增强工具性支持感知。换言之, 行动支持感知和群体效能增强个体对群内其他成员分享其观点的期望, 但情绪支持分享并不必然增强群体效能感。
Van Zomeren 等人认为, 集体行动的理性路径属于问题聚焦应对方式, 情绪路径属于情绪聚焦应对方式。这能解释为何 Olson (1965)提出的搭便车问题不再是棘手问题。Van Zomeren 等人 (2004)指出, 情绪聚焦应对方式可看作是一种通过参加集体行动来管理愤怒情绪体验的方式。一个人能在集体物品收益中搭便车, 却不能在他自己的个人情绪调整中搭便车。参与集体行动本身就如同情绪阀作用一样, 能达到平复个人愤怒情绪的效果, 但这只有在个体亲历了行动之后才能起效。
4.2 工具理性和社会认同的双路径模型
Simon 和他的同事们 (Simon et al., 1998; Stürmer et al., 2003; Stürmer & Simon, 2004, 2009) 认识到工具理性和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 发展出同时包含计算和认同的双路径模型：计算路径由工具理性引导, 集中于参与成本和收益计算; 认同路径由个体对所属群体的社会认同引导, 该路径强调所属群体成员资格的认知、评价和情感重要性(Stürmer et al., 2003)。
工具理性和社会认同都能独立显著预测集体行动参与意向, 参与集体行动不只为了结果收益, 更由于内群体成员间的认同感和紧密联系。而且社会认同还具备间接预测作用, 能通过影响工具理性计算, 使搭便车变得不那么吸引人。因为高水平认同提高了背叛群体的成本与合作的收益 (Klandermans, 2002)。
很多研究在探讨群体愤怒情绪时, 都将其看作是不公平感知的结果, 会激发出对抗性行动倾向, 继而产生集体行动(Ellemers & Barreto, 2009; Van Zomeren & Spears, 2009)。Stürmer 和 Simon (2009)则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群体情绪只存在于行动因果链的早期阶段：在社会认同形成时起过作用, 之后社会认同就成为了集体行动参与的直接就近动力。而且在 Stürmer 和 Simon 看来, 愤怒情绪在群体成员中被普遍体验, 不是变量而是常量, 因此不会对集体行动产生预测作用。这也是为何他们的模型中不存在独立的群体情绪路径的原因。
4.3 基于元分析的集体行动社会认同模型
社会认同研究发现, 社会认同过程会影响理性计算过程(McCoy & Major, 2003), 也会影响群体成员的情绪体验(Yzerbyt et al., 2003)。那么社会认同是否可同时影响集体行动参与的工具性和情绪性路径?如果可以, 那是不是表明更合理的集体行动参与模型应该包含三条路径：社会认同、工具理性和群体愤怒。——论文作者：陈 浩 薛 婷 乐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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