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种群关系理论，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划分为不同生态位企业种群。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资源基础、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激励水平和环境动态性5个维度出发，探究不同生态位新能源汽车企业种群商业模式创新的联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低生态位企业种群存在“技术创新-激励水平”、“技术创新-环境动态性”两种高水平商业模式创新联动机制;中生态位企业种群主要通过内部资源基础和企业家精神驱动来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发展;高生态位企业种群存在“企业家精神-环境动态性”、“企业家精神”、“激励水平-环境动态性”三种商业模式要素联动机制。
关键词：新能源汽车产业;企业种群;商业模式创新;联动机制
商业世界的数字化不断打破行业壁垒，创造新的市场机会，也同时摧毁长期成功的商业模式。在数字颠覆的时代，仅仅专注于价值链和技术的企业处于劣势，他们需要更广泛地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作为理论概念，商业模式是有别于战略管理、产业组织理论的一个研究单元。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引起实践者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形成多个特色鲜明的研究视角与领域。从本质上讲，商业模式是讲述企业运营方式的故事，始于对人动机的洞察，并终于丰富的利润流[1]。
Amit和Zott提出商业模式描述焦点企业特定的商业单元或者商业单元组为中心的跨企业边界的活动系统，揭示该商业单元(组)怎样为顾客和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价值，并从中获取价值的逻辑和方法[2]。通俗来讲，商业模式被视为一种将客户需求和企业资源联系起来的机制[3]。众多实践表明，商业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组织内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更新的。归咎于特定情境下的商业模式创新对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实践界和学术界对于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规律、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的研究越来越多[3]。在全球能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的种种压力下，传统汽车产业向新能源化转型迫在眉睫。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政府相继出台了各种政策鼓励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因而，从产业层面出发研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要素联动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生态系统被定义为一种特殊联系的利益共同体，各主体间基于信任形成合作共生的关系。随着国际化技术创新网络迅速扩展，企业间市场竞争从“企业之间竞争”过渡到“供应链之间竞争”，进而转型为“创新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4]。在系统经济时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导航等技术涌现并飞速发展，掀起了新一轮以数据技术为支撑的变革浪潮，而这变革也极大推进了商业模式创新的进程。在此背景下，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同生态位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种群该如何针对自身条件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如何理解不同生态位企业种群商业模式创新的联动机制?不同生态位企业种群存在何种商业模式创新路径?通过解决上述问题可以为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发展，实现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借鉴。
文章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出发，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划分为不同生态位企业种群。围绕商业模式创新要素联动机制这一议题，运用fsQCA法，从资源基础、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激励水平和环境动态性5个维度出发对不同生态位新能源汽车企业种群进行组态分析，通过对各种群高水平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进行研究，分别指出其商业模式创新的要素联动机制。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提升商业模式创新水平提供借鉴。
一、文献综述
商业模式创新是组织变革的过程,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创新形式。张静静等认为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存在产品创新缺乏、基础设施配置不完善、推广模式不合理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商业模式创新的不成熟[5]。陈志恒研究表明，商业模式对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非常重要，但不能仅依赖商业模式创新而忽视技术创新[6]。李苏秀等划分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阶段，并梳理不同阶段的商业模式创新活动，研究发现商业模式创新离不开产业发展阶段和产业环境的特点[7]。胡健认为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其产业模式与传统汽车存在较大区别，不能按照传统的商业模式经营，应以全新的商业模式来应对新能源汽车发展中问题[8]。鲁迪等分析发现个人层面上,企业家精神对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9]。王水莲等指出企业家创新精神和高瞻远瞩的战略意识是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10]。刘贵文等实证发现企业的资源基础主要从资源聚合效应和内锁效应两个方面来影响在位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程度[11]。李靖华等认为企业内资源可以打破重组,以商业模式各要素为属性进行资源整合，制造企业原有的关键资源与能力是企业赖以转型的必要基础[12]。李支东等发现商业模式的创新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推动，两者之间存在良性的互动效应[13]。王炳成等认为内外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选择,为了巩固现有市场份额，保持市场优势,企业可能会主动选择商业模式创新，但也有可能基于创新成本和失败风险的考虑而放弃创新商业模式[14]。
梳理研究成果发现，现有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的研究集中在模式分析、影响因素等方面，有关商业模式创新要素联动机制的研究几乎没有。基于此，在梳理前人研究基础上，文章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出发，从资源基础、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激励水平和环境动态性5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要素联动模型，通过fsQCA方法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种群高水平商业模式创新的要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法由查尔斯·拉金于20世纪80年代末年提出。它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找出各变量间的因果联系,强调将实证层面和理论层面结合起来研究相关问题，QCA法所独有的组态逻辑可以研究多变量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文章采用QCA方法是基于下面两个原因：一是，该方法不要求大样本数据分析，采用小样本研究同样适用。文章以2019年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划分为低生态位企业种群17家，中生态位企业种群41家，高生态位企业种群18家，样本数量适用方法要求。二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非常多，且创新过程复杂，涉及企业经营管理、组织架构等方面，仅就单因素分析不能体现商业模式创新的复杂性。而QCA法通过对比条件变量组态集合关系,可以分析多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进一步确定实现商业模式创新高水平的变量组合及核心条件,可为各生态位企业种群创新商业模式提供借鉴。
(二)研究基础
在自然界生态循环中，初级生产者包括植物、藻类等，系统中的消费者和分解者都离不开初级生产机制[15]。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生产者是指从事技术研发和生产流程改造的生产种群。具体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新能源汽车企业等，其中新能源汽车企业处于主体地位。文章以创新生产者种群中起主导作用的新能源汽车种群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划分为不同生态位的企业种群，如图1所示高生态位企业种群包括整车制造企业;中生态位企业种群是零部件制造企业，包括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电池及其管理系统和传统零部件制造业;正负极材料、隔膜、稀土、传统材料等生产企业处于低生态位种群[4,16]。
(三)研究指标体系
1.结果变量
商业模式的研究目的是探索目标企业的商业模式，识别其独特的构成要素及要素间的联系，而商业模式创新是对构成要素及要素间的联系进行更新，产生新的商业业态或使完善后的商业模式有利于企业稳定发展[17]。商业模式是价值产生、价值共享和价值获取的循环流程,包括价值主张、价值营运、价值分配与获取三个方面[6]。文章以价值获取、价值创造、价值传递来衡量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水平。[10,14,18]
2.前因变量
资源基础维度。创新资源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出发点，商业模式创新过程往往伴随着复杂资源重组，文章采用资源丰裕度来衡量资源基础[14]，将能够应用于组织创新的资源分为潜在可支配资源、未沉淀可支配资源与沉淀可支配资源，并以三种资源的均值来衡量样本企业的资源丰裕度[14,18]。
企业家精神维度。企业家精神涵盖企业家创新精神、冒险精神与合作精神，商业模式创新正是企业家基于创意对资源进行的创造性配置的过程。本研究借鉴企业家精神体系[14,18],以人均固定资产、人均无形资产、人均专利数量、董事会独立性和人均营业收入为衡量指标，来衡量目标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水平。
技术创新维度。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进一步释放生产效率，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衍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商业模式与技术创新交互作用，两种创新机制间动态匹配的共同作用能够更好促进企业创新可持续发展[13]。文章采用内部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投入强度来衡量技术创新水平。
激励水平维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引导，将政策资金支持作为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纳入联动机制中[10]。从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两个方面来衡量激励水平。
环境动态性维度。环境动态性是指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上的变化速度及幅度。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经营者识别机会与风险，优化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文章以样本企业2015-2019年的销售收入变异系数来衡量环境动态性。[14,18]
(四)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文章以2019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数据收集，选取了新能源汽车产业不同生态位的76家上市公司，划分为低生态位企业17家，中生态位企业41家，高生态位企业18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企业的业务分布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不同生态位，文章以企业的主营核心业务为依据来划分其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部分数据手动年报摘得。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校准与转换
文章运用fsQCA软件，采取以下分析步骤：(1)四分位法确定各变量锚点，将样本数据的25%分位值、中位数和75%分位值作为变量校准的完全不隶属点、交叉点、完全隶属点[19-21]。(2)运用3个锚点对结果变量和和条件变量进行校准。
(二)组态分析结果
借鉴前人[19，20]的研究经验，将一致性界限值定为0.8，案例界值设置为1，运行fsQCA3.0软件得出复杂解、中间解、简约解三种解的形态。复杂解全面报告了所有的可能路径，但存在构型复杂的缺点，不利于后续的路径分析。简约解报告的是经过精简的路径，但可能会简化路径的核心条件，造成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因此文章选择中间解进行报告分析，得出组态结果如下。——论文作者：戴强，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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