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是雕版印刷术的诞生地。今山西地区的雕版印刷，在金国统治时期骤然全面兴盛起来，在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上开始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平水刻书，从当时北方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考察平水出版业无疑是位居首位的，堪称天下第一。不过，元朝之后，今山西地区的出版印刷事业日渐式微，在全国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山西刊刻和保存下来的北宋及辽国刻本中的刻书字体和版式特征，对合理认识相关印刷史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其对古书装帧形式和书籍构成部件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山西 雕版印刷 平水刻书
一、山西出版事业在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一)晚唐五代时期山西的雕版印刷
众所周知，中国是雕版印刷术的诞生地，这是华夏先人对世界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关于雕版印刷术产生的时间，学者们的认识有很大出入，笔者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一书中提出，中国应用雕版印刷术的时间，不得早于唐开元年间。[ 1]
唐朝迄至五代时期，今山西境内是否有过雕版印刷，在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所以印刷史研究者一直无法对此做出清楚的说明。
笔者曾研究过一点中国古代印刷史问题，主要是出于业余爱好，并没有特别关注这些新发现的早期印刷品的产地问题，所以，对相关材料和论述的了解可能很不充分，在这里只能大致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据笔者目前所知，主要有两件早期印刷品，比较具体地涉及今山西地区早期印刷业的发展状况。一件是可能是在晚唐五代时期雕版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卷首略有残阙，2002 年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另一件是五代至辽或北宋时期刊刻的《妙法莲华经》残卷，存卷二、卷六部分内容。这两卷《妙法莲华经》的残卷，都是卷首有残阙。卷二系 2009 年秋在保利拍卖公司上拍卖，为方广錩先生收得。
2017 年年底，方广錩先生又将其放在五伦拍卖公司上拍，今不知为谁人收得。卷六系山西高平文管所从民间征集，今藏高平市博物馆。
上述两种早期刻本的刊刻年代，都是依从方广錩先生的鉴定意见。方先生的具体论述，见于《新入藏刻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侧记》[ 1]、《刻本〈妙法莲华经〉卷二题端》[ 2]、《九种早期刻本佛经小记》[ 3]、《在拍卖场上捡漏》[ 4] 诸文。众所周知，方广錩先生在古代佛经和早期佛经刊本的版本鉴定方面，是首屈一指的专家，人品学问都让人十分敬重，所以，在此就主要遵从他的鉴定意见。不过，版本鉴定是很复杂的事情，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因而笔者也会在方先生鉴定的基础上，适当谈谈一些很不成熟的想法。
首先我们来看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之所以提到这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是因为在它接近篇末的地方，镌有“隰州张德雕板”字样。这很容易给人以此书刊刻于隰州的印象，而且单纯从逻辑上讲，确实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可要是仔细一琢磨，这种可能性就不一定很大了。
隰州的治所，大致就是现在山西的隰县。这里多山少土，地瘠民贫，在历史上一向不是一块富裕的地方，同时也很偏僻。总的来说，当地交通比较闭塞，商贸和人员往来也不够便利。就地理条件而言，如果按照方广錩先生的看法，把它的雕造时间定在雕版印刷术刚刚起步未久的晚唐五代时期，刻版于隰州的可能性似乎不会很大。因为这一时期全国只有很少一些地方才有雕版印刷的尝试，这种尝试发生在隰州这么偏僻、落后的地方，可能性实在太小了。
不过，关于这件早期印刷品开版的具体时间，也许还可以再做一些斟酌。若是不考虑纸张等因素，单纯看刻书的字形，笔者感觉这个刻本早到晚唐的可能性并不很大。特别是方广錩先生在《新入藏刻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侧记》一文中说，这个本子的年代和咸通九年的《金刚经》可能差相近似，甚至“比《金刚经》更早”，笔者以为这可能把时间定得太早了，因为刻字的刀法好像太成熟了。尤其是对比后唐天成二年雕印的《弥勒上生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在后晋天福四年雕印的《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以及“天福十五年”亦即后汉乾祐三年雕印的《金刚经》这样一些梓行年代清楚的五代时期印刷品，这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不太像那么早期的刻本，同时也实在不能认同方广錩先生所讲这个《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残卷的版刻“不如《金刚经》手法纯熟，工艺水平(比《金刚经》)要低”[ 1] 的说法。仅仅就刀法字形这一点而言，究竟能不能早到五代，或许也还值得慎重考虑。方广錩先生在《新入藏刻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侧记》一文中提到，国家图书馆的另一位佛教典籍版本专家李际宁先生，最初曾考虑它有可能是金代的刻本 [ 2]。至少若是只看刻字的形态，这种可能性似乎仍然很难彻底排除。
当然方广錩先生做出上述鉴定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印书用纸，这是很切实的证物，若是没有充足的理由，特别是足够的实践经验，是不能随便怀疑的。所以现在笔者还是大体依从方广錩先生的结论，把它视作五代时期刊印的经卷。但即使暂不考虑晚唐时期，即使是在五代，这在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史上，年代也已经是很早的了。在这一时期，在隰州这里出现雕版印刷业的可能，仍然微乎其微。
那么，这卷《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上镌刻的“隰州张德雕板” 这几个字又应当如何解释呢?笔者的理解是，“隰州”二字应该是标记刻工“张德”的籍贯，即在隰州生长的这位张德，离开家乡，到外地去打工，靠给人家雕刻书版谋生。
在一些相近时代的刻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标记形式。例如，山西曲沃县东广福院大佛腹中发现的北宋天圣二年刻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今藏曲沃县图书馆)，在其卷尾镌刻的刻经题记，记明这件佛教经书是“天圣二年七月十五日于沧州归化镇彰教院内雕就全部疏钞科文印板”，即刻书的地点是在沧州，这一点十分明确，而镌记的刻书的匠人，却是“东京秘阁 (祗)候安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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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秘阁 (祗)候”似为“秘阁祗候”之讹。宋秘阁(秘阁)隶秘书(秘书)省，这个“秘阁祗候”应是秘阁专门雇用的刻字匠人。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十五年”亦即后汉乾祐三年刻印的《金刚经》，篇末镌记有“雕版押衙雷延美”，而在后晋开运四年雕印的《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上乃镌作“匠人雷延美”，可见这个雷延美实际上就是个工匠，只不过为官府所雇用而已。天圣二年刻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上的所谓“秘阁祗候”，性质应当与雷延美的“押衙” 差不多。另外，秘书省属下别有印历所，掌管雕印历书，故所谓“秘阁祗候”，也很可能还兼事雕印历书。当然也可能倒转过来，这个“秘阁祗候”的主要工作，是雕印历书，刊刻其他的书版，是次要的差事。不过这个“秘阁祗候”以及它与相关官属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考索。附带说明一下，元代刷印的所谓《赵城金藏》，其增印卷首佛画的匠人自称“庞待诏”[ 1]，溯其渊源，就是承自此等“雷押衙”和“安祗候”。
不管怎样，“东京秘阁 (祗)候安用雕”这一题记表明，这位刻字工匠“安用”是来自北宋的“东京”，也就是开封城，这与经卷雕版的地点沧州，并不是同一个地方，而且两地还距离很远。
其实在后世的印刷品上，有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镌记刻工原籍属地的做法。例如，明末开始雕刻的《径山藏》(或称《嘉兴藏》)，其中有一些刻本就是这样。像下面这幅图片中的“进贤洪以忠刻”注记，即表明这位名叫“洪以忠”的刻工师傅，是来自鄱阳湖南岸的江西省进贤县，与刊刻经版的浙江杭州径山寺或是嘉兴楞严寺都相距甚远，是来自与题识中那些施赀、写样、校对的江浙僧俗人士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地域空间。
以此律彼，足见“隰州张德”也可能是在标记“张德”其人来自隰州，而不是镌记这位匠人雕刻书版的地点是在隰州。如前所述，再结合隰州当地的地理状况来看，实际情况恐怕只能是这样。
如果我们再充分考虑到在北宋和辽代的一些刻本上，往往还会镌记书写上版者的籍贯或是居住地(例如下面这两幅图片展示的北宋淳化咸平间杭州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和辽燕京刻本《称赞大乘功德经》)，或许就会更容易明白这一点。这些做法，在性质上都是相通的。
笔者认为这位张德师傅没有在隰州刻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刻书活动就与今天山西省这一区域无关。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再进一步予以说明。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件五代至辽或北宋时期刊刻的《妙法莲华经》残卷。如前所述，其残存的第六卷，是我们山西高平文管所从民间征集来的，现在就保存在高平当地。首先我们应该感谢高平文管所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关注古代的雕版印刷，所以能够征集到这件《妙法莲华经》刻本，并使之得到妥善保管。除了妥善保管之外，这一工作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清楚地表明，这个刻本就来自高平，或是其附近地区。方广錩先生对比他所购得的第二卷残本之后，认定二者系属同一个刻本，说见方氏《刻本〈妙法莲华经〉卷二题端》《九种早期刻本佛经小记》。——论文作者：辛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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