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全国6省实地调查获取的微观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养殖场户对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养殖场户对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程度一般，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养殖学习经历、非洲猪瘟病毒认知、交往人数、家庭从事养殖人数、养殖场资质、非洲猪瘟保险、生猪产业支持政策均对养殖场户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决策人年龄、家庭借贷对养殖场户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建议政府部门加大生猪产业政策支持、完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创新非洲猪瘟保险产品、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培训力度，切实提高养殖场户对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
关键词：养殖场户;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认知;影响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fricanSwineFeverVirus，ASFV)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以高热和高死亡率为特征[1]。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我国也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非洲猪瘟疫情自1921年肯尼亚首次发生以来，相继在非洲、欧洲、美洲、亚洲等地区扩散传播，对全球的生猪产业以及国际贸易造成极大的影响[2]。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仍没有研制出能够有效预防非洲猪瘟的疫苗，如何有效预防和控制非洲猪瘟始终是生猪产业面临的问题。非洲猪瘟在2018年8月首次传入我国并迅速扩散，给我国生猪产业带来巨大损失[3]。为此，农业农村部先后印发了《非洲猪瘟防治技术规范(试行)》《非洲猪瘟防控生物安全手册》等文件，试图通过向养殖场户推广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来保护猪群免受侵害。然而，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是由多项子技术构成的技术集合，只有在被养殖场户充分了解、认知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发挥防控非洲猪瘟的作用。因此，研究养殖场户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对降低感染非洲猪瘟风险、推进生猪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界对非洲猪瘟防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宏观视角探讨构建我国生猪产业疫情风险防控体系。一些学者指出针对非洲猪瘟病毒的流行现状及影响，我国需要强化疫情防控工作，构建政府、生猪合作社、生猪养殖户三位一体的非洲猪瘟疫情风险防控体系[4，5]。郎宇等[6]从发展“创新、环保、节约”型饲料、推进生猪养殖业规范生产、改善生猪屠宰加工业环境等方面提出防控非洲猪瘟的对策。王刚毅等[7]通过梳理法国、西班牙和俄罗斯非洲猪瘟防疫经验发现，提高生猪产业集中度、完善生猪产业链配套设施、延长生猪养殖企业业务链长度能增强生猪产业抵御疫病风险的能力。二是从生物安全视角探讨养殖场户采取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措施。单虎等[8]指出养殖场对非洲猪瘟的防控需要从猪场建设和管理两个方面入手。王凯等[9]指出养猪场应注重场内饲料、饮水安全、人员流动，防止疫病传入。郝晓芳等[10]认为猪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包括猪场的基础建设和布局、人员、车辆、消毒、饲养、引种和生物防护管理等方面。
纵观已有对非洲猪瘟防控的研究发现，鲜有关于养殖场户对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认知的研究，对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更少。事实上，作为非洲猪瘟防控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养殖场户对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不仅反映了其对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主观认识和接受程度，而且影响到非洲猪瘟防控的成效和生猪养殖业健康发展。那么，养殖场户对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程度如何?又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养殖场户对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为解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利用课题组实地调查获取的微观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养殖场户对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丰富现有研究成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选择
1.理论分析
认知决定了行为主体的态度或看法，若认知缺失或错位将会影响其选择行为[11]。自Rogers[12]提出技术扩散理论以来，技术认知及应用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13-15]。
相关期刊推荐：《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于1999年创刊，现为双月刊，是一份以研究“三农”问题为特色的学术性理论刊物。本刊致力于成为“三农”工作思想库，重点报道涉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及社会发展的省部级以上基金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栏目有：“三农”热点笔谈、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外国农经等。
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以技术密集型、管理规范型为主要特征，养殖场户是否遵从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养殖场户对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首先，养殖场户决策人是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有学者研究发现决策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对技术认知有重要影响[16-18]。其次，家庭是我国农业生产最基本的单元，赵肖柯等[19]和黄晓慧等[20]研究发现家庭劳动人数、收入水平能够提升农民对技术的认知。第三，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养殖规模、是否参加培训对养殖场户的认知具有显著的影响[21]。最后，政策在促进技术认知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激励性和引导性的政策措施能够提升养殖户的认知[22]。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非洲猪瘟疫情具体情况和课题组前期调研成果，本研究将养殖场户决策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和政策环境特征等四类变量作为养殖场户对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影响因素，其中决策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养殖学习经历、非洲猪瘟病毒认知、风险偏好、交往人数;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从事养殖人数、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家庭借贷;生产经营特征包括养殖场资质、养殖规模、合作组织参与情况、非洲猪瘟保险购买情况、非洲猪瘟防控培训参与情况;政策环境特征包括生猪产业支持政策、非洲猪瘟监管力度。
基于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养殖场户决策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和政策环境特征对养殖场户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有重要影响。
H2：决策人受教育程度、养殖学习经历、非洲猪瘟病毒认知、风险偏好、交往人数、家庭从事养殖人数、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养殖场资质、养殖规模、合作组织参与情况、非洲猪瘟保险购买情况、非洲猪瘟防控培训参与情况、生猪产业支持政策、非洲猪瘟监管力度均对养殖场户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有正向影响。
H3：决策人性别、年龄、家庭借贷对养殖场户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有负向影响。
2.模型构建
学界对技术认知变量的设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将认知变量设置为二值选择变量，即了解或不了解;二是设置为定序变量，即不了解、不太了解、一般、比较了解、非常了解，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排序关系。考虑到养殖场户对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是一个倾向于了解程度的问题，使用排序模型更加符合数据特征。因此，本研究采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养殖场户对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影响因素。
三、数据说明与结果分析
1.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是课题组于2020年7～9月在全国6省获取的一手调查资料。依据《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对全国生猪养殖区域划分标准，本研究在重点发展区中的河北、山东、河南与四川省，潜力发展区中的辽宁省，以及适度发展区的山西省开展调查，保证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调研对象为养殖场户决策人或者参与养殖经营决策的主要家庭成员。为保证数据有效性，课题组在调研前统一对调研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并在调研结束后对调研员提交的问卷进行严格核查。本次调研共收回问卷432份，剔除数据缺失、有误的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81份，问卷有效率为88.19%。其中，河北省72份、山东省77份、河南省63份、四川省48份、辽宁省50份、山西省71份。
模型变量的赋值、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被调查养殖场户对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的均值为3.084。其中，选择“比较了解”的养殖场户有151户，占比为39.63%，选择“一般”的养殖场户有71户，占比为18.63%，选择“非常了解”的养殖场户最少，占比为8.66%，分别有15.49%、17.59%的养殖场户选择“不了解”和“不太了解”，表明养殖场户对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规范的认知程度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受访决策人中男性占总样本的73.49%，平均年龄约为50岁，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高中;家庭从事养殖人数约为2人，养殖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的均值为83.65%，可见养殖场户决策人以男性为主、年龄偏大、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养殖收入是养殖场户的主要经济来源。从政策环境特征来看，有53.54%的养殖场户所在地有支持生猪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同时政府部门对非洲猪瘟监管力度较为严厉。
2.估计结果
为了检验各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对其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值为1.19，最小值1.10，最大值1.36，远低于警戒值10，不存在较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同时，由对数似然值及卡方检验值可知，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估计结果见表2。——论文作者：聂赟彬，高翔，李秉龙，乔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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