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地理学走过了独特的发展道路，通常被划分为“实践派”。在国家实力和科研实力增强、学术评价体系变化和年轻一代学者教育背景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地理学在过去二十年中经历了快速国际化。文章从研究主题对比、学者的国际活跃度、所发表英文论文的特征等方面，系统揭示中国经济地理学国际化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共同话题，如全球化、集聚与集群、创新、演化经济地理。同时，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在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学术组织和期刊任职、开展国际合作等方面越来越活跃，正在走进国际经济地理学术舞台的中央。此外，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发表英文论文的数量在过去十多年中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但是在发表论文20篇以上的期刊中，近一半是环境类期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化倾向，也体现了现有学术评价体系的负面效果。总体上，中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平行线”问题依然存在，需要努力克服才能让基于中国经验产生的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知识体系的发展，提高国际学术话语权。
关键词：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主题;学术评价体系;学术交流
经济地理学是中国地理学最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中国的经济地理学也是国际经济地理学界最活跃的分支之一。这两者都可归因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及其相伴的剧烈经济空间重组和世界格局重构。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地理学者紧紧抓住这种历史机遇，面向国土开发、区域发展及可持续发展、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工业化、城镇化、“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不断开拓进取，在祖国大地上书写了极不平凡的篇章，无愧于这个时代!相对于其它学科而言，经济地理学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中扮演着毫不逊色的角色;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经济地理学在中国的实践地位更高，对政府决策的支持作用更强。正像中国经济一样，中国的经济地理学正在走向国际经济地理学舞台的中央，愈来愈多的国际知名学者将目光转向中国的经济地理变化及其国际影响，愈来愈多的国际学术期刊将发表有关中国的文章作为重要目标。可以说，中国经济地理学正在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将以国际化为主要标志。
受发展阶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地理学走过了比较独特的发展道路，其核心特点是“以任务带学科”，即学科发展的首要目标和驱动力是满足国家需求、同时以实践任务促进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建设[1-2]，因而也被称为“实践派”经济地理学，以区别于西方的“学院派”。这个特点已经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地认识和接受。新世纪以来，与此并行但一直被忽视的一个特点是，中国经济地理学正在快速国际化。这个趋势既与学术评价体系密切相关(特别是发表SCI/SSCI论文的要求)，也与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大幅增长有关，当然也与教育格局改变有关(大规模的海外留学)。
实际上，尽管独成一派，但中国经济地理学在学术思想上一直未割断与外界的联系，受到欧美和苏联学术思想的交替影响。中国早期几代现代地理学家中，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其中主要是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在人文—经济地理学领域，胡焕庸、李旭旦、周立三、吴传钧等都曾留学海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和早期发展受到欧美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或者就是引进欧美学术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地理学又受到了苏联学术思想的影响，让生产力布局成为相当长的时期里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由苏联专家执教的研究生班，成为新中国新一代经济地理学家的重要摇篮。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中青年经济地理学者公派到欧美国家留学或进修，西方学术思想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地理学汲取营养的源泉。因此，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经济地理学国际化的“根”一直都存在。但是，受到发展阶段、代际更替、教育培养、历史遗留等因素的影响，直到最近二十年中国经济地理学才真正走上国际学术舞台。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从研究主题、学者国际活跃度、发表英文论文的特征等方面，系统揭示中国经济地理学国际化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思考。需要指出的是，界定经济地理学这个学科范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改革开放之前，受苏联学术体制的影响，经济地理学是与自然地理学并列的地理学两大分支学科之一，所涵盖的范围很广，实际上是人文地理学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地理、旅游地理、社会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农业地理等人文地理学分支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独立的分支学科。在本文中，经济地理学主要包括工业地理、交通地理、企业地理、金融地理、区域发展、人地系统、海洋经济地理等研究领域，同时也包括经济地理学者近年来开拓的以重大问题为指向的研究领域，如主体功能区、全球化、信息化、碳排放、老工业基地、“一带一路”研究等。
1研究主题的国内外对比分析——以《经济地理》为例
研究主题可以很好地反映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点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现象。只有在相同的主题上学者们才能进行学术交流和思想的碰撞，否则犹如平行线一样，很难走到一起。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学者过多地强调了自己研究的独特性，缺少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基础。近二十年来，这种现象正在悄悄转变，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关心的研究议题逐步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这是开展有效国际学术交流、生产共同性知识的基础，也是提高国际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学术地位的基础。对比中外经济地理学期刊发表论文的研究主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国际化进程。
由于在综合性学术期刊中选择属于经济地理学论文的困难，我们在本文中选用了中文专业期刊《经济地理》及其国外对照期刊EconomicGeography和JournalofEconomicGeography(以下简称EG和JEG)来进行对比。考虑到《经济地理》创刊于1981年，本文的研究时段选择为1981—2021年(截至8月31日)。我们首先对EG和JEG在此时间段所发表论文的关键词进行了梳理，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主题的发展过程。1981年以来，出现次数前十位的关键词见表1。
相关期刊推荐：《地理学报》(月刊)1934年创刊，是学报级综合性学术刊物，主要刊登能反映地理学高学术水平的新研究成果，地理学与相邻学科的综合研究进展，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研究前沿理论，与国民经济建设密切相关并有较大应用价值的地理科学论文，欢迎国内外地理学者将理论水平高，研究方法新，应用前景广的稿件投到本刊。
以时间为线索分析1981年以来在EG和JEG上所发表文章的关键词演变如图1。1981—1987年，研究比较多地关注制造业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与之相关的投资问题，这与当时西方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1988年之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带来了新的热点议题。正如迪肯所言[3]，尽管“全球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新词，但在1990年代其使用次数却异常迅速地增加了。相应地，诸如全球化、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等关键词出现次数逐渐增多。另外，移民问题在西方世界由来已久，全球化的跨国人口流动加剧了学者们对这一主题的探讨。1997—1999年，移民、国际移民、移民人口等关键词出现频率上升。同时，随着制造业岗位流失，劳动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学者们开始关注劳动力市场等相关问题。2000年之后，随着全球化更加深入的推进，学术界开始更加关注区域经济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和保持竞争力，进而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更多益处。相应地，涌现出几个重要的学术研究主题，包括跨国企业、集聚、产业集群以及创新。2006年，两个重要的经济地理学发展流派，即全球生产网络以及演化经济地理学开始出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学者们将目光投向金融部门，出现金融市场以及金融系统等方面研究。到2021年，学术关注热点主要包括创新和科技发展、全球—区域发展联动、演化经济地理、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城市发展、移民问题等方面。
同样以时间为线索分析1981年《经济地理》创刊以来所发表文章的关键词变化(图2)。相比于EG和JEG前十位的关键词而言，《经济地理》前十位关键词与中国国家发展以及政府政策取向呈现高度契合(表2)，这表明了中国经济地理学“以任务带学科”的发展特色。在创刊初期，1981—1991年，所发表文章主要服务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关键词主要包括国土开发、国土整治、工业布局、生产力布局以及不同产业和不同地区的发展研究[4-9]。1992—2000年研究主题相对泛化，包括工业化、产业结构、旅游开发、土地利用、区域差异、可持续发展以及知识经济等[10-19]。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中国经济走向全球的同时，学者们的研究主题也开始出现国际化趋势。2001—2010年，学者们开始关注的关键词包括全球化、集群与集聚、对外直接投资、城镇化以及城市群[20-29]。其中，以城镇化以及城市群研究为多。全球化这个关键词在时间线上出现于2001年，相较于EG和JEG滞后3年;集群与集聚研究出现于2002年，滞后1年。2011—2021年期间，中国经济地理学进入大发展时期，国家发展战略(如“一带一路”、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城市群发展、绿色与高质量发展等)给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带来了重要研究任务，同时也带来了重要研究议题：这些研究主题成为这一时期的热点关键词[30-35]。另一方面，学者们也积极参与到国际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话题——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创新研究——之中[36-44]，二者在时间线上分别出现于2011和2017年，滞后于EG和JEG这两个期刊10年和11年。
总体而言，《经济地理》创刊以来的研究主题从主要关注中国自身的独特性问题，向关注共性问题逐步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存在显著的国际化趋势，全球化、集聚与集群、创新、演化经济地理学逐渐成为热点词汇。但是，这些热点词汇在时间线上出现的时间晚于EG和JEG。同时，一些国际热点研究议题，如全球生产网络，尚未出现在《经济地理》关键词的时间线上(这不表明没有相关研究，而是未成为热点)。另外，虽然一些国际热点研究主题在《经济地理》期刊中陆续出现，但其研究数量相比于城镇化、长江经济带以及乡村振兴等研究仍属少数。这实际上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实践派”和国际化两个特征同时存在，并相互交融。
2中国经济地理学者的国际活跃度
改革开放之前，受制于当时的国内、国际条件，中国地理学者包括经济地理学者很少有机会参加国际学术活动。1977—1978年，中美两国地理代表团互访拉开了新时期中国地理学者国际交流的大幕。虽然此后中国经济地理学者也随着时代潮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但主体形式是参加国际会议，或者到欧美国家学习和进修，总体上属于被动式国际化。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一五”之后，这种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地理学者以主动的姿态走向国际学术舞台。这个变化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年轻一代经济地理学者普遍具有国外学习或进修的经历。以现任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2019—2023)委员为例，有近一半的委员毕业于国外学校或者到国外进修一年以上。通过在海外学习或进修，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地理学者视野更加开阔，对国外学术思想了解更深入，也具有更强的学术自信心，他们的国际交流更宽、更广、更深。
在组织国际学术会议方面，值得记住的是，2000年8月，在王缉慈的努力和组织下，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工业空间组织委员会在东莞市成功地举办了主题为“知识、产业与环境”的学术年会，来自19个国家的5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此后，由中国学者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越来越多，让更多的国际学者了解了中国和中国经济地理学。以下仅列举几个例子。2007年，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与新加坡大学地理系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全球经济地理学大会”在北京举行，成为截至当时国际经济地理学界规模最大的盛会。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多位海外学者参会，被誉为“eventofdecade”，在国际经济地理学界留下了一段佳话[1]。2012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承办了国际区域研究协会(RegionalStudiesAssociation，简称RSA)的国际学术年会。这是RSA首次在欧美国家以外举办年会，170多位海外学者和30多位中国学者参加了会议。之后，2015年RSA中国年会在杭州浙江大学举办，主题为“和谐发展，共同繁荣，城市和区域转型”;2018年RSA中国年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主题为“区域治理、产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201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首届金融地理研究网络全球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12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近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一些计划举办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被迫取消。
另外，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开始在重要国际组织和国际学术期刊任职。2015年，陆大道院士当选为RSA副主席。近十位学者在国际学术组织或学术网络中任职，如IGU，RSA，UrbanChinaResearchNetwork等。十余位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在国际期刊担任主编、副主编或编委，如ProgressinHumanGeography，EconomicGeography，UrbanStud⁃ies，JournalofTransportGeography，TransportRe⁃views，EurasianGeographyandEconomics，JournalofIndustrialEcology等期刊。2021年，贺灿飞受邀担任GrowthandChange的共同主编。2011年，刘卫东受邀担任了The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Geogra⁃phy的总主编之一，负责经济地理及区域发展共7卷的编辑工作，此部大百科全书由美洲地理联合会(AAG)组织，由著名出版商Wiley在2016年正式出版。此外，2016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与RSA合作，联合创办了国际学术期刊AreaDevelopmentandPolicy(ADP)。目前，ADP已经成为具有很高国际知名度的地理期刊，2018年被ESCI和Scopus收录。
此外，伴随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地理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地理的发展，并积极来访、探讨合作途径，合作研究项目不断增多。以现任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2019—2023)委员为例，共有10位成员共开展了20余项国际合作项目。所涉及到的合作国家和国际组织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荷兰、哈萨克斯坦、尼泊尔、蒙古以及世界银行等。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每年来中国访问的国外知名经济地理学者都在两位数以上。
3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发表英文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
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国际化还可以从另外一个维度来探究，这就是学者们发表的英文论文。2000年之前，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屈指可数。一方面，当时学者们受到语言能力的限制，很难去发表英文论文;另一方面，当时还没有发表英文论文的评价考核要求。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2010年以来，随着学术评价体系的变化，发表SCI/SSCI论文成为大部分学者优先工作选项，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唯SCI/SSCI论”。在学术评价体系的驱动下，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正如下文所揭示的，从发表论文的数量上看，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已经成为相关国际学术期刊的主要供稿者。但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发表的数量庞大的论文，其主要研究议题是什么?是不是与国际经济地理学界进行了很好的对话?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但是，谁是经济地理学者、谁又不是，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此，我们只能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本。首先确定主要的地理研究机构，包括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其次在每个机构中查询从事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在此步骤中，空间规划领域的学者被纳入名单，而城市地理、农业地理、旅游地理或人口地理领域的学者被排除在外。而后，将现任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2019—2023)委员中，不在学者清单的人员加入进名单。最终得到一个由265人构成的代表性中国经济地理学者的清单(尽管我们做了谨慎的挑选，但是肯定存在争议)。其中，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34人，华东师范大学24人，北京大学22人，东北师范大学20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13人，河南大学13人，北京师范大学11人，南京师范大学10人，其他单位共118人。下文将分析这265位学者自2001年以来发表的英文论文，数据源为Scopus，共检索出英文论文2641篇。
从图3可见，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尤其是自2010年开始，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13年首次突破百篇，2019年发文数量更是比上一年增加近百篇(仅统计样本作者)。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发文量20篇以上的国际期刊中，近一半是环境研究类期刊，如Sustain⁃ability、JournalofCleanerProduction、InternationalJournalofEnvironmentalResearchandPublicHealth、ScienceoftheTotalEnvironment、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等。其中，在Sustainability这个开放获取数字期刊上发文量高达272篇①。也有为数不少的城市研究类期刊，如HabitatInternational、Cities和UrbanStudies。另外，在RemoteSensing发表的论文量也超过了著名经济地理学期刊Environ⁃mentandPlanningA。其他著名经济地理学期刊在这个名单上更是难觅踪影(并非说没有发文，而是发文量很少)，如DialogueinHumanGeography、ProgressinHumanGeography、TransactionoftheIBG、AnnalsoftheAmericanAssociationofGeographers、EconomicGeography、JournalofEconomicGeography、CambridgeJournalofRegions、EconomyandSociety等。这个现象值得深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部分中国经济地理学者没有选择与国际同行对话，而是寻求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发文。当然，另一方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经济地理学的自然科学转向，与国际经济地理学界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另外，我们使用CiteSpace对2641篇论文的关键词进行了分析。将Scopus文献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中，设置时间跨度为2001—2021年，单个时间分区长度为1年;聚类词来源为标题(ti⁃tle)、摘要(abstract)、作者关键词(authorkeywords)和增补关键词(keywordsplus);节点类型为关键词(keyword)，提取每个时区中被引频次最高的50个关键词，生成的关键词图谱如图4所示。从表4可见，除了中国以及北京、长江三角洲等地名之外，主要关键词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可达性、影响因子、空间格局、人造环境、碳排放、土地利用、城市集聚、气候变化、投入产出、空间分布、环境管制、“一带一路”等，令人惊讶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也名列其中。这些关键词与EG和JEG发表论文的高频关键词有很大的差异，再次表明中国经济地理学总体上保持着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实践派”和自然科学化。当然，这只是265位样本学者发文所传递的信息。
4小结
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地理学在过去20年中经历了快速国际化。其中，国家实力和科研实力的增强、学术评价体系的变化和年轻一代学者的教育背景这三个因素的交互作用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从研究主题对比、中国经济地理学者的国际活跃度、所发表的英文论文的特征这三个维度，整体上刻画了中国经济地理学国际化的趋势。研究表明，2010年之后这种国际化态势呈现加快的趋势，特别是学者的国际活跃度和发表的英文论文这两个维度展出更快的国际化速度。但是，当前的国际化态势让人喜忧参半。一方面，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亮相越来越多，发表的英文论文越来越多，同时国际知名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地理变化越来越感兴趣，让中国经济地理学逐渐走到舞台的聚光灯下;另一方面，从中国经济地理学者(265个样本学者)发表论文的期刊和主题词分析来看，中外研究的“平行线”仍然存在，就“经济地理”共同话题的对话和交流仍然不多。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尽管一些学者已经开展了不少全球同行共同关心的议题的研究(如全球化、集群与集聚、创新、演化经济地理、全球生产网络等)，但是中国经济地理的主流仍然保持着原有的轨迹，从中国实践中演化出来的研究议题依然是中国经济地理学关注的主要对象，而这并不是需要担心的地方。让人担忧的是，一部分学者为了尽快发表或者多发SCI/SSCI论文，两者皆不顾，走向了其他学科的阵地。任由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会给我们这个学科带来什么，值得深思。当然，国内外经济地理科学都有宽容的传统，也都有“游牧”的习惯。但是，唯SCI/SSCI论文的风头，带来的更多是投机，而不是学科发展。为了应对这种不正常的国际化倾向，国内各单位应该制定符合自己发展方向的高水平期刊清单，加强与国际经济地理学界的对话。
本文虽然分析了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国际化趋势，但重点是中国学者走向国际舞台。真正的国际化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应把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成果更多地让国际学术界接受;另一方面，应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吸引更多的国际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经济地理学。总体上，伴随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国际化程度也会越来越高，但不会也不能放弃自己独特的“实践派”发展道路。相应地，我们需要进一步重视由中国经验产出的理论知识如何服务于全球知识体系的发展，需要重视如何提高国际学术话语权。这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地理学国际化需努力的方向。——论文作者：刘卫东1，2，郑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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