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喜忧参半。一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意识清晰、论述严谨、探究深入，且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低水平重复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反映出学科建设在研究范式、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课题组在对收集的86篇研究成果进行细读之后，参考相关著作，提炼出“回到文本”“深入生活”“中国与中国化”以及“身体理论、言语行动与文艺理论‘文化化’”几个关键论题。在对这些论题进行讨论的基础上，总结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的优点，剖析其中的缺点，并提出推动学科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回到文本;深入生活;中国化;身体理论;言语行动
引言
2020年度，我们共收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研究论文86篇。与前几年相比，这个数字有所降低。1其中，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3篇，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5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48篇。本年度学科研究状况可谓喜忧参半，既有一些问题意识明确、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但也不乏照本宣科之作，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缺乏整体性、规划性的问题，限制了学科升级发展，学科主导研究范式亦存在一些深层缺陷，亟待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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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本”“深入生活”“中国与中国化”以及“身体理论、言语行动与文艺理论的‘文化化’”是本年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议题。我们以这些议题为切入点，对学科整体研究状况进行梳理、研判，对研究范式中存在的一些制约学科发展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回到文本
在《2017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报告》中，我们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论文数量少、占比低，不利于学科发展，因此我们呼吁：“回到马克思，包括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回到那些占据着思想制高点的命题、视野和分析架构，以重新获得理论自觉。”2令我们欣喜的是，本年度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大都聚焦重要议题，水准普遍较高，见解有启发性。具体来说，大多数研究成果体现出了一种“回到文本”的理论自觉，即努力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本身，从原典自身的系统与语境出发，进行细致爬梳和深入探讨。
2020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界循惯例撰文纪念，由中国知网检索可知，篇名中包含“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文章就有81篇。不过，这些文章大都集中在马克思主义(57篇)、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10篇)、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9篇)、哲学(8篇)等学科。3文艺理论学科则颇为“冷清”，仅有董学文的《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一篇。文章首先指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两人的文论话语却各有特点，风格也有差异：“从宏观上说，马克思的文艺论述更具哲学和美学的色彩，而恩格斯的文艺论述则更加文论化和批评化一些;从话语形态上看，马克思的文艺论述较多采取的是在其他论述中——如政治经济学论述——加以发挥的方式，而恩格斯则多是采取专门或集中进行文艺阐释的方式;从文字数量上看，应该说马克思的文艺论述相对少一些，而恩格斯的文艺论述则比较多一些;从问题的角度看，马克思虽不乏批评性的意见，但正面阐述的意见更多，而恩格斯的辩驳性、批评性意见则明显成为主体”。作者细致爬梳了恩格斯的相关文本，对恩格斯在文艺方面的理论构建、批评实践做了考察。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相比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和艺术的论述更多，涉及的作家、作品更丰富，探讨的文艺问题、阐发的文艺思想更全面，为研究文艺发展、文艺的特性、创作的规律和作家作品的评价等诸方面问题，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因而，“从具体作用上看，恩格斯在文艺问题上实际处于‘拉第一小提琴’的位置，而马克思在文艺问题上则担当‘拉第二小提琴’的角色”4。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学界长久以来具有一个共识，即两人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贡献有大小之分——“马克思主义”的命名本身即体现了这种区分。而且，恩格斯本人也坦言马克思是“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他所做的则是“拉第二小提琴”。5由于这一原因，董学文的文章对长期以来的某种“共识”形成了挑战，或许还会引起一些学者的担心：这会不会影响马克思本人的声誉，乃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构成消解。6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而言，马克思当然是“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但就某一领域而言，却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篇文章就是这样做的。值得指出的是，该文并非孤立地探讨恩格斯的文艺观，而是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视野中着眼恩格斯如何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带着恩格斯“如何把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科学地运用到文艺理论和批评上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该文尤其看重恩格斯在“术语和概念”以及“话语体系”方面所做的贡献：“恩格斯对先前的文艺理论话语是给予了改造、给予了提升、给予了新的思想意涵的。文本表明，恩格斯使用了诸如‘真实性’‘倾向’‘合理性’‘艺术形象’‘性格刻画’‘艺术价值’‘适应自己的时代’‘同人民血肉相联’‘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现代风格’‘现实主义领域’‘现实主义精神’‘富有诗意的历史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想化’‘概念化’等等许多术语、概念，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趋于完整。”7这样的研究，不仅无损于马克思本人的权威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完整性，反而体现出尊重文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利于学科建设。
对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结构特点、研究方式进行深度探讨，是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回到文本”的另一体现。孙文宪近年来发表多篇文章，力倡“脱离现代文学理论框架”，“回到马克思”。8他指出，以韦勒克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艺问题的论述没有形成一套可称之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系统，苏联学者里夫希茨为了纠正这种看法，收集、整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和美学问题的论述，编辑成《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有完整的文学理论架构。但在孙文宪看来，里夫希茨将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文艺问题的言论按照现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系统划分到不同主题之下，这一做法看似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完整的文论体系，其实质却是以“现代文学理论的知识遮蔽了马克思在文学问题上的独到见解，模糊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不同于现代文学理论的异质性”。因为马克思的文论是一种不同于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学说，它从“批判资本现代性”这一“问题域”出发，“所关注的并不是现代文学理论所说的那种脱离了历史语境的、具有普适意义的、纯审美的文学艺术”，而是“在与资本相关的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体制中展开的文学活动及其产品”。9在本年度发表的《马克思文论话语的互文结构》中，孙文宪进一步对马克思的文本特点作了阐释，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的问题域与其文论话语之间、各种著述文本与其文论话语之间、正式发表的著述和他所留下的大量手稿与笔记之间都存在互文关系。这种互文关系是解读马克思文论的重要前提，对马克思文论应采取“互文性阅读”，即脱离现代文学理论的框架和“专业”的限制，在马克思的文论及其哲学、政治经济学论述的“关系”中，解读其文艺论述的精要所在。10
郗戈则以精当的研究，为“回到文本”这一研究路径做了示范。在《〈资本论〉与文学经典的思想对话》中，他很好地阐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论述与文学经典的“互文”关系。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使用《神曲》《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文学意象，不仅是出于修辞方面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文学文本包含了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因而与马克思所思考的问题具有内在关联。而且，马克思试图破解的难题决定了马克思的论述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本身的差异性、断裂性与整体性，根本不能以单一的论述文体去表达和把握。而马克思要充分把握这种现实的差异性与整体性，就必须逾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文学之间的学科分化、文体文类界限，走向一种超学科、超文体的思想形态。”11即在马克思那里，并无现代学科界限，其论述呈现出一种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融合的“理论总体性”。
孙文宪和郗戈的研究提醒我们，马克思的思想形态和现代学科分工有扞格之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文艺理论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难题。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文艺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门“普遍的学科”，那么1980年代之后，文艺理论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一般文艺理论并存的格局，此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成为多种文艺理论当中的一种，从“普遍的学科”变为“特殊的学科”。12此时的“文学理论”或曰“文学概论”力图吸收几种理论资源，提炼出文学的“普遍原理”，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不理想，马克思主义文论难以成功地和其他文论成分有机融合。13有些“文学理论”则干脆放弃了吸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尝试。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主客观等方方面面的原因，而从孙文宪和郗戈的研究中，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普遍性”的“文学理论”更多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观念的影响，14在现代学科的框架下展开，难以“兼容”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是当代文艺理论体系构建出现困难的客观原因之一。那么，根据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特点，恰当定位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各种文论的关系，重构文学理论的格局，应是今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一个不可回避的任务。
重返文本，不仅意味着重返文本结构的复杂性，也意味着回到文本所从出的“语境”——历史语境、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及其论述的具体所指——中去。本年度，有学者强调了马克思文本之“语境”的重要性，认为应结合马克思经典论述的特定对象进行具体分析，避免“脱离具体语境和特定对象而抽象化为普遍原则”，避免“简单化和各取所需的理解阐释”。15对“语境”的强调，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乃至一般理论研究的常识。本年度这一问题仍被重申，说明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如胡亚敏所说，“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但还不够充分”16。在她看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习中常见的“选本”模式是造成忽视“语境”问题的一个原因。长久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习，较多依靠“依据一定的文艺观念或主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著述加以摘录、编排、注释或讲解”的“选本”，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抽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初的文本语境和思想语境，脱离上下文，带来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点在理解和阐发上的疏漏和肤浅”。17应该说，“选本”作为教学研究“入门”的资料凭据，或者作为资料索引，有其必要性，不过，这一惯常做法所隐含的弊端的确应留意。
“回到文本”，对文本进行科学、严谨的阐释，是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一个值得肯定的亮点。当然，“回到文本”不是最终目的，将“文本”擦亮，“正本清源”之后，如何让其与现实碰撞，生发出阐释现实的力道，应是今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着力的方向。
二、深入生活
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成果较多，但高水平研究成果较少，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不过，一些论文有着比较明确的问题意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一种可行路径。这集中体现在对“深入生活”这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关键词的研究上。
“深入生活”是文艺人民性理论的核心概念。我们党始终将“深入生活”作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核心政策。1938年，周扬在《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中最早提出了这个说法：“作家已经不能再继续过去的‘作家式的生活’，部分的作家已经开始深入到生活中，深入到大众中去”。18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对“深入生活”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使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概念被确立下来，并作为我们党的文艺方针延续至今。
与此呼应，“深入生活”也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问题。十七年时期，“深入生活”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核心原则，它“不以搜集素材、服务创作为首要目的，特别规定作家需在深度参与基层工作的前提下深入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深入生活”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同时成为一种工作方式。19这一倡导，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深入生活，都创作了优秀作品。新时期之后，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深入生活”重新引起学界关注。陈涌在《文艺与生活》中对“深入生活”进行肯定，并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生活是文艺的唯一的源泉，关于作家和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关于文艺对生活的积极能动性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文艺方面的整个正确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201990年代以后，受市场经济和各种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深入生活”遭受质疑，有研究者批评以“深入生活”为核心的文艺政策，如马俊山认为十七年时期对“深入生活”的强调使得“文学高度地政治化，实用化”“生活的天地”变窄、“‘深入’的途径公式化”，因而“无所不在的生活却在不断的‘深入’当中做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21郑伯农则努力为“深入生活”正名，认为：“自从《讲话》发表以来，‘深入生活’这个口号逐步深入人心，它为繁荣创作指明了科学的途径。延安文艺的蓬勃发展，建国以来文艺事业的巨大成就，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佳品迭出，都和作家艺术家的深入生活有密切的关系。”22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代以来，由于语境变化，对于“深入生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具学术性。
本年度，以“深入生活”为关键词的专题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一个亮点，以孙书文、赵红芳的《“深入生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关键词研究》一文为代表。该文首先阐明了“深入生活”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位置，指出，“深入生活”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全过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键词，并“助推了独特的文学创作景观、文学理论体系的形成”。23接着，该文又对为何要深入生活、深入什么样的生活、如何深入生活等问题进行了阐发，并讨论了“深入生活”与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可以说，这是一篇对“深入生活”相关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的论文，如果深入开掘，收获会更大。
对“深入生活”做“关键词”式研究，具有路径示范意义。“深入生活”不是一个孤立的理论术语，也不是一项孤立的文艺政策，而是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整体认知。从这个角度看，路杨的《从创作者到工作者：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主体转换》虽然不是专门探讨“深入生活”的文章，但却在这一研究的延长线上，很有启发。在路杨看来，“深入生活”不仅是一项纸上的政策，而且涉及身份、情感、心理等方面的深层改造，以及文艺理念的转换。她通过对延安时期“文艺整风”和“下乡运动”期间解放区知识分子的身份从文艺“创作者”到“工作者”转换的考察指出，这一转换既涉及“认识论与世界观的改造”，“也是劳动观念与情感结构的重造。对于从事文艺创作的知识分子而言，其中还蕴含了对自我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方式的重构”，进而还带来了“文类体系的重构”，即这种身份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取消了‘现代文学’体制创生时建立起来的文类制度及其内在的等级关系。解放区的文艺生产从农村现实的实际需要出发，开始重新拣选和建立起一个文艺体裁的类别系统。在这个新的文类体系中，尤其是在1945年抗战结束之前，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在文艺创作中的优先性明显让位于其他更加通俗易懂、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反映现实和组织群众的艺术门类。具象艺术、具有通俗性或‘有声性’的叙事艺术，尤其是互动性强的表演艺术，如版画、通讯、活报、快板、唱书、秧歌剧等等，成为了更具有优先性的艺术门类”。24在这样的视野中，“深入生活”的理论空间变得深广起来。
诚如路杨所言，“深入生活”是一项牵涉诸多层次问题的系统工程，因而必然不会一帆风顺，甚至会遭遇诸多挫折乃至“难题”。对这些挫折和“难题”进行研究，自然也是“深入生活”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方面，程凯的《“深入生活”的难题——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对《徐光耀日记》记录的1953年下乡办社经历这一高质量的“深入生活”文本进行细读，程凯深入剖析了徐光耀基于理念的行动逻辑与基层现实构成、状况之间的摩擦与磨合，进而探查1950年代文艺创作体制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及现实主义写作对创作者的要求和挑战，极有启发。25循此，对更多作家“深入生活”的难题进行解析，或许会有更大收获。——论文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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