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史学科是民族学二级学科之一，也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传统优势学科。“十三五”期间，我国民族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优势进一步加强，人才梯队受到重视，研究条件日益改善，民族史研究呈现出值得关注的一些新变化和新气象，主要表现为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中华民族史、汉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民族文化史研究领域继续得到拓展和深化;重大项目成果迭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新疆项目”“北疆项目”等工程项目凝聚了大批民族史专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文献史料整理研究成果突出，特别是域外文献整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俄藏黑水城文献》《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蒙古文文献丛编》《欧洲所藏蒙古文古籍文献总目提要》等相继问世;理论探索进一步加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范式。与此同时，我国民族史研究存在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标志性成果产出乏力、国际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有限等问题，也面临着学科进一步交叉融合、研究重心调整、理论范式创新、研究方法多元化等新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民族史;研究领域;理论范式;研究方法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自此，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就是我国民族史研究的根本任务。本文尝试系统梳理“十三五”期间我国民族史研究状况，认真总结取得的成就，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就今后我国民族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民族史学科的发展现状
民族史学科是民族学二级学科之一，也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传统优势学科。在“十三五”期间，民族史学科发展较快，取得一些重要进展。与此同时，民族史学科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需要在不断改进学科规划和加强学科建设中逐步加以解决和应对。
(一)学科设置与分布格
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史被列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授予历史学学位。在1994年学科调整中，中国民族史被并入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专门史。1998年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立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授法学学位。自此，中国民族史的学科属性发生较大变化，由历史学门类变为法学门类，学科名称也由中国民族史变为中国少数民族史[2]。2017年学科名称又由中国少数民族史变为中国民族史，仍是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
这种根据学科发展方向不断调整而形成的学科分类格局给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民族史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中获得二级学科地位，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民族史学科的作用日渐突出。在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内蒙古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全国重点大学和民族高等学校都设有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民族史二级学科，并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全国民族高校普遍设立了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民族史二级学科，一些全国和地方的重点高校也设有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民族史二级学科，在中国历史一级学科下专门史二级学科设有民族史学科。“十三五”期间，我国民族史学科集中于民族高校和民族地方高校，还有一部分分散于全国其他相关各高校，从而形成了民族史学科与专门史学科相互交叉分布的格局。值得一提的是，民族学学科传统悠久、学科实力雄厚的中央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在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中获得佳绩，引领着全国民族学及民族史学科的发展。
(二)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2017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和新一轮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促进了民族史学科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陕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北方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成功获批为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涵盖民族史二级学科。大连民族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相继获批为民族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上述高校都以此为契机，加强学科整合，设立民族学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学院等二级学院，并普遍设立民族史专业和学科，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各相关高校为了加强民族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不断整合师资队伍，将相关学院民族史专业教师并入民族学学院，充实民族史学科师资队伍。目前，设有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点高校的民族史师资力量主要集中在民族学学院，长期以来民族史师资力量分散状况得到改善，民族史研究力量主体分布在民族高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学学院，其余力量分布于全国相关高校历史学院并基本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民族史学科设置呈现出地域性特点，基本与所处地区的民族状况相适应，充分发挥各地文献积累和人才优势，同时更好地服务于地方。
(三)学术研究有重大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指明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方向和路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积极开展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新疆项目”“北疆项目”等工程项目凝聚了大批民族史专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例如，截至2018年6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累计发表学术论文900余篇。其中，以外文或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近400篇，出版专著80余部，培养博硕士研究生及博士后200余人[3]。据悉，“清史工程”完成编纂，共100卷，3500万字，将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清史·典志·民族志》是清代少数民族史的最新研究成果。“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全10册)撰写完成。该成果清晰勾勒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足迹[4]。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史研究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及维护祖国统一的原则，注意探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等理论范式。与此同时，中国民族史学界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写出了很多反对“藏独”“疆独”的有分量、有说服力的论著，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5]。
(四)学术交流十分活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民族史学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时代主题，瞄准学术前沿，多次组织专家学者讨论当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民族史学会相继召开年会和专题会议，重点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理论与实践，激发广大民族史研究者的时代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命题。2015年在武汉举行的中国民族史学会学术年会的主题即为“交融与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2016年在成都举行的中国民族史学会学术年会的主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与发展”，持续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在2017年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018年在兰州举行的中国民族史学会学术年会的主题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创新与发展”，重点研讨新时代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问题。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6]，随后在南宁举行的中国民族史学会2020年工作会议暨新时代民族史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即突出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新时代民族史学科发展与三大体系建设”两大主题。与此同时，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等全国性民族史学术团体纷纷举行学术会议，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历史，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
(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民族史研究的支持情况
“十三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持续加大包括民族史在内民族学一级学科项目的支持力度，有力推动了民族史的学术研究。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民族学立项182项(重点12项，一般127项，青年43项)，其中民族史26项(重点2项，一般14项，青年10项)[7]。2017国家社科基金民族学立项202项(重点16项，一般137项，青年49项)，其中民族史37项(重点4项，一般23项，青年10项)[8]。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民族学立项共208项(重点16项，一般150项，青年42项)，其中民族史36项(重点6项，一般20项，青年10项)[9]。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民族学立项218项(重点16项，一般154项，青年48项)，其中民族史44项(重点4项，一般30项，青年10项)[10]。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民族史重点立项率很高，上述4个年度民族学重点立项60项，其中民族史重点立项16项，占整个民族学重点项目的27%。民族史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率与民族学其他学科基本相当。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对民族史课题的立项支持力度很大，在2016—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中，有关民族史项目达40项，其中民族史文献资料整理研究类有23项，基础类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几率更高。
(六)民族史学科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主要问题是民族史研究学科边界模糊，学科归属不清。在历史学看来，民族史属于民族问题研究的范畴;在民族学看来，民族史又是历史学的范畴。这种在学科分类和管理中的交叉格局，对于民族史研究难免有一定的不利影响[2]。虽然民族史在民族学学科中地位很高，但研究力量和水平却不如专门史中的民族史，这是民族学学科分布格局造成的，因为我国民族学一级学科几乎都分布于民族高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全国重点大学鲜有民族学一级学科，而在这些重点大学中民族史学科又主要集中于中国历史一级学科下的专门史二级学科，民族史研究主力军也都集中在专门史学科。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史学科发展的难题，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在继续调整和完善现有布局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在部分全国重点大学增设若干个民族学一级科学，着力加强民族学学科实力。
二、民族史研究的进展与成就
“十三五”期间，民族史研究呈现出值得关注的一些新变化和新气象。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公开出版的民族史著作达500部以上。截至2020年4月16日，中国知网显示的中国民族史志方面的论文达1719篇，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论文307篇，其余为教育部、各省市及各高校科研项目资助论文。
(一)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中华民族史、汉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民族文化史领域研究继续得到拓展和深化。葛兆光、徐文堪、汪荣祖、姚大力等著《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一书，体现了中国历史研究从王朝史、民族史向中华民族史扩展的特点[11]。徐杰舜主编《汉民族史记》(全9卷)，从发展史、区域史、族群史、文化史、风俗史和海外移民史6个方面对汉民族进行记述[11]。姚大力撰《“华夏边缘”是怎样被蛮夷化的》，吴玉贵著《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阎步克撰《族群互动与“南北朝”现象:一个体制问题的政治学思考》，范恩实著《地域与族群:辽代以前蒙古草原与东北地区族群发展与互动研究》，石硕等著《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沈卫荣著《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陆离著《吐蕃统治河陇西域与汉藏文化交流研究》等，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进行了深层次讨论。乌丙安、郝苏民、葛剑雄主编《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石硕著《康藏历史与文明》，王禹浪著《东北流域文明研究》，陈岗龙著《草尖上的文明》，栾凡著《东北游牧文化》，范立君著《东北移民文化》，梁惠娥著《汉族民间服饰文化》等民族文化史新成果相继问世。
(二)族别史和区域民族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拉巴平措、陈庆英主编《西藏通史》(全13册)，黄灏、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沈卫荣著《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大乘要道密集〉研究初编》，陈庆英著《西藏历史图说》，朱悦梅著《吐蕃王朝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等，是西藏及藏族历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在蒙古及北方民族史领域，沈卫荣著《大元史与新清史》，用宏观视野讨论元史和清史研究。乌云毕力格著《青册金鬘———蒙古部族与文化史研究》《丝路沿线的民族交融:占星家与乌珠穆沁部》，是有关蒙古部族史研究的新成果。白玉冬利用突厥文、回鹘文及蒙古文碑刻资料，考释成吉思汗称号的音义[12]。李大龙、李元晖著《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互动研究》，白玉冬著《九姓鞑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钟焓著《重释内亚史》，杨瑾著《唐代墓葬胡人形象研究》等北方民族史研究成果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孙文良著《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论稿》，刘金德著《满洲瓜尔佳氏索尔果家族研究》，常越男著《家国之间:清初满洲八“著姓”研究》，程妮娜著《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孙建权著《守本纳新:辽金赦宥制度研究》，都兴智著《东丹史》等，是满族及东北民族史研究方面最新成果，受到广泛关注。在南方民族史方面，覃彩銮著《壮族简史》，成臻铭著《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和绍全主编《中国摩梭人》，吴建民主编《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史》等成果值得关注。——论文作者：黑龙关佳琪
相关期刊推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创刊于1974年，本刊是哲学社会学术理论刊物，2004年度全国核心期刊。宣传、阐述党的民族政策，开展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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