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的学制改革中，当务之急是解决教科书的短缺问题。因为当时日本重视卫生教育并且距离中国近，汉译日本生理卫生教科书成为主流。本文从中等教育史和医学教育史的视角介绍这些教科书的种类、编者和译者，分析日本教科书的编写特点及对我国的影响。
关键词：晚清汉译日本教科书生理卫生
引言
鸦片战争至甲午海战，我国的生理卫生书籍主要是由英美传教士撰写或翻译，用于介绍西方医学和卫生知识，生理学书籍如《全体新论》《全体阐微》《省身指掌》《全体通考》和《身体启蒙》等，卫生学书籍如《化学卫生论》和《居宅卫生论》等。但在甲午海战后，迫于列强入侵的外在压力和强国保种的内在需求，中国更多的士大夫加入到传播西学的行列，医学相关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骤增。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试图通过“教育救国”探索国家发展的新途径。在1904年清政府实施《奏定学堂章程》后，生理卫生首次作为初等小学堂五年级、高等小学堂四年级格致学科和中学堂三年级博物学科的一个分支正式进入中国的教育体系。[1]由于生理卫生不同于传统的中医，在国内还是新兴学科，适合中学生使用的教科书资源十分匮乏，多家出版机构、留学生团体和医学专家等先后加入到教科书的翻译、编写和出版团队中。张仲民在《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中统计了晚清共出版116种生理卫生书籍，[2]这些书籍的读者范围不再是医家或士大夫，而是开始通过书籍或报刊连载等方式向公众传播，其中明确缀有“教科书”的就有43种。
这些教科书适用于小学、中学和中等师范学校，主要译自美国、英国和日本。早在1840年，美国教育家霍拉斯·曼(EdwardJarvis)就意识到生理学的教育价值，组织医学专家编写适合中小学的生理学书籍。[3]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英国的生物学家、教育家赫胥黎建议生理学应成为一门学校课程，[4]哲学家斯宾塞也极力呼吁生理学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5]1872年，德国开始在中学的博物科讲授人体解剖和生理知识。[6]1842年，英国的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Chadwick)发表《关于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调查报告》，引发欧美对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的关注，卫生学也在19世纪中后期尤其是微生物学建立后开始加入到生理卫生教科书中。江户时期，日本主要学习中国传统中医和荷兰的医学教育。[7]1871年，日本新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派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和派遣留学生，并对欧美的学科发展状况做了分析，决定动植物和医科主要向当时最为先进的德国学习。[8]日本教育近代化的成功给清政府提供可借鉴的蓝本，罗振玉和吴汝纶等人在1901-1902年先后到日本考察学务，为推广新式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9]面对教科书的短缺，康有为在《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指出，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十之九，其成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10]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认为，西书甚繁，凡西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11]日本较中国提前近30年探索西方教育的本土化，所以取径东洋省时高效。毕苑在《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统计了清末民初(1890-1915)的汉译日本中小学教科书共27类，508种，其中包括7本晚清出版的中小学生理卫生教科书。[12]
1906年，设置在中学堂三年级的生理卫生率先开讲。此前，国内的生理卫生教科书主要是何燏时和谢洪赉分别译自美国斯起尔的《生理卫生：特别提到对酒类饮品和麻醉药品的使用》，但是这本书编写于1873年，偏重解剖和生理，卫生内容较少。而汉译日本的生理卫生教科书多编写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包含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内容，因此成为晚清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的主要来源。本文主要以汉译日本的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介绍其种类、编著者、译者和编校者，分析这些日本教科书的编写都有什么特点?及其对我国有哪些影响?
一、汉译日本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的种类和主要的编著者、译者和编校者
1.汉译日本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的种类
甲午之前的教科书主要由英美传教士成立的益智书会出版，1877-1890年出版的教科书和图表约59种，总数约三万册，([13]，p.239)但这些书贯彻宣传基督教的思想，认为只有将宗教和科学结合起来才能救中国。[14]甲午海战、维新运动和兴学堂促进民营出版机构崛起，并逐渐成为编译和出版教科书的中坚力量。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在国内最早出版的《最新中学教科书生理学》就是由商务印书馆聘请谢洪赉牧师翻译的。文明书局成立于1902年，其教科书出版业务在清末居于领头羊位置，国内最早的适合中学堂的汉译日本生理卫生教科书——《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便出自文明书局。1907年，国内学堂已有37672个，学生1013571人，[15]面对这么大的市场需求，日本专为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弘文学院(注：成立于1896年，为避乾隆皇帝御讳，教科书封面印为宏文学院)也开始编写适合中国学生的各科教科书，《新编生理学教科书》即为宏文书院编辑并由东京东亚公司出版发行。
至民国成立，我国汉译日本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主要有以下9种，其中吴秀三和坪井次郎著的教科书多次被不同的出版社翻译出版(见图1)，三岛通良著的教科书修订再版次数最多(见表1)。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也不止一个版本，如文明书局还出版了由日本师范学校校长矢岛喜源次编写的《最新初等生理卫生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杜亚泉和杜就田除了为三岛通良著、孙佐译的《生理卫生新教科书》进行校订外，还在坪井次郎教科书的基础上编写了《中学生理学教科书》。
2.教科书的主要编著者
吴秀三(1865-1932)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注：今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也是日本精神病学的缔造者(见图2)。他曾于1896年赴德国和奥地利留学，学习神经病理学，是日本近代精神病学的创立者，而且日本近代的精神医学学者大部分都是受他的影响。[16]
坪井次郎(1863-1903)日本卫生学教授，医学博士。曾留学德国，在慕尼黑大学研究霍乱、结核等。他曾利用暑假时间考查宫城县的矿山，发现从业人员患有脚气病、风湿和缺氧等疾病，指出那里衣食住行的卫生条件较差，编著有《卫生家相》《卫生学总论》和《细菌学新书》等，翻译了《卫生纲领》和《工业卫生学》。[17]归国后，在明治33年创立京都帝大医科大学并担任教授，兼任校长。[18]
三岛通良(1866-1925)日本医学博士，是明治到大正时期的日本卫生学家和医生，任教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见图3)。一战期间，他将瑞典式体操引入日本学校，也是三岛式种痘法的发明者。此外，三岛通良还著有《学校卫生学》，被称为“日本学校卫生之父”。[19]晚清大儒吴汝纶曾在1902年对日本进行教育考察，他多次前往“学校卫生局”听取卫生专家三岛通良等人的报告。[20]
这些教科书编著者出生于江户时代后期，幼年时恰逢明治初期的教育改革，都有留学欧洲经历，归国后成为引领国家发展的医学家和卫生学家。他们见多识广、勤于钻研、关心教育，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教育理念和提升国民健康的做法融于一书，向本国的青少年传播医学和卫生学知识。而中国的公共卫生专家胡宣明、金宝善和洪式闾等人多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回国，逐渐参与到中学生理卫生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的编写中，要比日本滞后约30年。
3.教科书的主要译者和编校者
华文褀和华申祺兄弟(生卒年代不详)是浙江无锡人，均是具有留日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21]所隶属的华氏宗族历史悠久、富甲一方，并且族人中产生的宦官、名贤众多而成为明清时期江南望族之最。[22]清末民初，华氏家族中有多位人士参与教科书的编译工作，其中贡献较大的如文明书局编译《蒙学教科书》系列的华循和中华书局编译《初中生理卫生》的华汝成等人。根据书后所附图书广告，除了此书外，兄弟二人在同一时期还编写了另外11本中小学各科教科书，并且1908年出版的由矢岛喜源次编著的《最新初等生理卫生教科书》也是由华文褀译补。
沈王桢(1884-?)字羞儒，浙江海宁人(见图4)。1907年就读于千叶医专医科，1910年回国后经学部考验并赏给医科进士。[23]民国成立后，先后担任第三师步兵第九团三营军医长、北京陆军军医学校上校主任教官、京汉铁路医院院长和北平大学院医学院教授。[24]与朱元钧给谢洪赉所译的教科书作序相似，在沈王桢的自序以及蒋寿篯所作的序中均强调救国之策和强种之道与生理卫生学的关系，如沈王桢在自序中阐述，当前国内最急需兵学和医学，而兵力之原始于体操、体操之原始于卫生和卫生之原始于生理，生理即明、循枝及叶，皆在掌握。蒋寿篯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浙江海宁参事，他希望沈王桢循此益进著，以专书贻惠来哲，以起我四万万之病夫。([25]，pp.1-2)杜亚泉(1873-1933)字秋帆，浙江绍兴人(见图5)。早年投身科举，甲午后意识到科举误人，自修多门理化课程。1898年，应蔡元培邀请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和理化教员。1904年，应商务印书馆张元济邀请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学界前辈袁翰青认为杜亚泉是“徐寿之后介绍西方科学最有成绩的人”，胡愈之称他是“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13]，pp.222-223)他一生致力科学，是编撰教科书最多的学者，初步统计他参与编辑和校订的教科书有87种225册。[26]
相关期刊推荐：《自然辩证法通讯》(双月刊)1979年1月10日创刊，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国家一级学术期刊。本刊是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和多维度透视的综合性学术杂志，是联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纽带，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设有：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科学、科学技术史等栏目。
综上，晚清时期的多位教科书译者来自浙江地区，他们有的来自教科书编撰世家、有的是留日学生，还有的是自学成才的早期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抱有科学救国理想的热血青年，看到我国的积贫积弱以及与日本和西方的差距，自发地将宣传近代医学成果和救国富强为己任。1906年，中学堂生理卫生首次开课，华氏兄弟在当年6月的《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译例中表示“急为迻译，饷我学界”，([27，p.1)本书通过了学部的审定，8月便付诸出版，反映了他们具有极高的翻译效率和丰富的编写经验，而且编写的学科众多，体现了他们涉猎甚广。沈王桢翻译《新编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是1906年由设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会馆发行，也是我国首本由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人士参与翻译和编写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
二、日本教科书的编写特点
1.不同版本教科书的生理学部分编写框架大体相同
生理学源自西方，对于日本也几乎是全新的学科。从学习中医到西医，日本的各类医学书籍中所传达的身体观也在发生变化。对完人标准的认识，从最初效仿中国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为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为孝之终，逐渐转变到认为欲为完人必先了解身体的构造作用、发育的状态和强健的方法。研究全体的构造为解剖学，研究发育和作用为生理学，研究强健的方法为卫生学。([28]，p.1)所以，日本在教科编写的之始便是延续西方盖伦以来的从解剖学的系统层次展开论述(见表2)。
以吴秀三、坪井次郎和三岛通良编著的生理卫生教科书为例，生理部分都是从骨骼系统到五官系统，每个系统内均是先解剖、次生理、再卫生的顺序。如对消化系统的介绍，第一节消化器官介绍消化系统由口腔、食道、胃(肝脏、膵脏)小肠、大肠和肛门组成，此处的膵脏及胰腺，而且消化道和消化腺是混合在一起介绍。第二节消化之理介绍咀嚼、咽下、胃的伸缩、胃液、胰液和胆汁及肠的蠕动机理，即物理性消化和化学性消化的过程。第三节消化器之卫生介绍清洁口腔保护牙齿、徐徐咀嚼下咽忌高谈狂笑和唱歌以防食物误入气管和饭后半小时勿用脑和剧烈运动。并且食材要应时、新鲜，没成熟的果实或腐烂的鱼肉会危害胃肠而引起腹痛、呕吐或下痢之症，食物煮熟可以防传染病或寄生虫卵等潜藏其中。([28]，pp.26-41)此处的卫生主要讨论个人对各系统的保护和常见疾病的预防，与后述的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不同。
2.重视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
在各汉译日本教科书中的一大亮点便是在传统的解剖和生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在卫生学方面的阐述。除了各章中分论各系统卫生外，在多本书中的最后部分总结和强调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在吴秀三所著的《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中将全身之卫生列为第十一章关于全身之生理中的一节，其中分别介绍了清洁之重要、在运动之功用及其注意、最宜修学之时期、旅行之功用及其注意、健康及疾病之意义、创获免疫下之病理、一旦患病最好早治疗、急救处置之法和吾人对公共卫生之义务等。([27]，p.1)在三岛通良所著的《生理卫生新教科书》中，将一己卫生和公共卫生分两章讨论更为明晰，前者包括睡眠之时刻、学业时间、疾病、旅行及温泉浴和海水浴的好处，强调不同年龄应控制饮食起居和运动之多少，若不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则会暗伤身体，而且决不是20世纪中人之行为。后者包括防疫、设自来水、疏通阴沟、监察饮食物、清洁街衢，以及关注铁路之卫生、学校卫生、工业卫生和兽畜卫生等，若不计他人利害则大背公德。([28]，pp.129-135)
在晚清时期，我国的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早期启蒙教育家、实业家郑观应笔下的晚清上海呈现出商旅麇集、煤气和电气满布空中、居民楼里人口密集和空气窒塞而秽浊充斥的景象，若疫疠袭来如放鞭炮的药线接续不绝。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的《中国总论》、英国传教士阿绮波德·立德(AzibodReid)《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和法国外交官奥古斯特·弗朗索瓦(AugusteFrancois)的《晚清纪事》等书中分别提及北京、天津和云南等地的空气污浊、街道肮脏和个人不良的卫生习惯以及引发的疾病等，德籍传教士花之安(ErnstFaber)在《自西徂东》中形容中国人面垢皮污、不思洗濯和衣霉裤臭，形容街道瓜皮和蕉壳任意抛掷、马粪和狗屎臭秽不堪，渠道积塞，垃圾成堆。[29]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受当时的情况影响在1909年发表《理想的家庭》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居宅应朴雅而整洁，无庭沟厨井的臭味，室内的几案和地毯等皆拂尘，窗隙无积尘，墙上贴着关于道德切于卫生的格言。无论是起床、吃饭和休息都应有确定的时间，家里一定设有卫生间和浴室。食物种类不用多丰富，但一定要干净卫生。家里若来了客人用茶水款待，而不是用烟，等等。[30]表达了对未来中国家庭卫生的美好愿望。
3.编写素材源自国外权威教科书及最新科研成果
纵观汉译日本的9本教科书，都是编著者参考多本欧美相关书籍进行编写，没有直译现成的大学或中学教科书的情况。以坪井次郎编著的《新编中学生理学教科书》为例，他选用了12本参考文献，其中8本为德文版本，如雅各布·亨利(JacobHenle)的《解剖学大纲》(GrundrissderAnatomie)、约翰·彼得·施密茨(JohnPeterSchmitz)的《人类与健康》(derMenschunddessenGesundheit)和伦纳德·兰多瓦(LeonardLandois)的《人体生理学教科书》(LehrbuchderPhysiologiedesMenschen)等，而且很明显可以看出有两本是译自英国的权威书籍——英国医生亨利·格雷(HenryGray)的《解剖学》(Anatomie)和剑桥大学首位生理学教授米歇尔·福斯特(MichaelFoster)为初学者撰写的《生理学》(Physiologie)，4本为本国的资料，如山县正雄氏的《中等生理学教科书》、《卫生实验汇报》和日本生命保险株式会社被保险人的医学统计表和体格统计表等。([25]，p.2)
这些教科书的编著者主要是在德国留学，了解德国在生理学和医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在阐述疾病的原因和预防时，教科书中展示了白喉杆菌和肺痨菌等6种微生物的显微照片，随后又介绍白喉之症状、病因和血清免疫疗法。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已将德国的微生物学家埃德温·克莱布斯(EdwinKlebs)、罗伯特·科赫(RobertKoch)和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EmilAdolfvonBehring)等人19世纪80年代后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教科书，而且科赫与贝林二人为师徒关系，并分别于1901年和1905年因发现白喉的血清疗法和发现结核杆菌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论文作者：付馨悦/FUXinyue1，2张大庆/ZHANGDaq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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