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播符号学是费斯克于20世纪80年代初将符号学正式引入传播学之后形成的研究范畴，在其被自觉地建立起来之前，有着较长的“史前史”，尤其是巴尔特将符号研究从语言转向其他媒介的符号之意义生产时，传播学与符号学的交叉研究就已然展开。传播学者们自觉地以传播学为本体、以符号学模式为路径而展开的理论建构，发生在符号学的“生物学转向”之后。符号学作为一门“学说”而非“学科”，因其和传播学共同经历的范式演变和共有的文化传播批判机制而得以结合：在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传播符号学从以信息和文本为中心，转向了对传播过程中的差异性和对话性的研究，并将偶然性、风险性等动态要素纳入了对系统的考察，从而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传播符号学;学术史;范式
传播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大众传媒兴起的背景下诞生，并于20世纪下半叶成功地实现了学科建制。然而，传播学在问题域和方法论上较为杂糅，加之传播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不足，这些要素都阻碍了传播学的深化发展与理论创新。尤其因为传播学本身是在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下产生的，研究范畴和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文艺学等学科多有重叠，这种拥抱多元话语的开放性姿态，也反过来形成了对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质疑和挑战。对此，克雷格(RobertT.Craig)在1999年写成了著名的《作为领域的传播学理论》(CommunicationTheoryasaField)一文，他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应只将传播学作为各种理论在运用层面的演练，而是应当把传播学的模式作为建构性的元模式(theconstitutivemetamodel)，使传播学本身成为不同理论学派以传播问题为中心进行“辩证对话的领域”(adialogical-dialectfield)。沿着这一中心思想，他提出，在这个辩证对话的领域内，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等学说可以彼此激发，围绕传播学的主要议题，进行理论的相互挑战和融合。[1]以此为前提，本文试图讨论，符号学之于传播学学科本身的意义何在?传播学与符号学的交叉研究已经非常丰富，而两者之间的联结到底有何基础，能够对传播学本身的发展起到什么促进作用，其未来的发展可能如何，是本文旨在探索的主要问题。
一、作为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符号学
传播学对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之借镜，对于学科的自身整合有何益处?在《作为领域的传播学理论》一文中，克雷格提出了传播学自身发展的四大要点：第一，传播学的理论研究者们尚未找到超越目前割裂的、单独的传播学实践的方法，因此，传播学未能形成整一性的研究领域。第二，传播符号学的潜力不是通过某种统一的理论来实现的，而是在一个辩证对话的学科矩阵中，通过一系列(尽管是可争辩的)但却是共识性的假定来实现，以确保传播学理论的不同传统中富有生产力的讨论。第三，通过使用建构性的传播学元模式，来开启一阶的理论模式可以互动的概念空间，传播学理论作为理论的元话语与日常生活的实践元话语在其间建立富有成果的关联，以发展出一个学科矩阵。第四，基于这些原则，对传播学理论之多学科传统的探索性重建，可以由七种将传播学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理论化的替代性语汇构成。[1](PP.120-121)
何谓“建构性的元模式”?首先，这样的模式将传播研究放置在更为广阔的文化和知识语境中去讨论，考察的是意义传播的建构性过程。其次，传播学理论是“反身性的”(reflexive)，它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但是反过来可以作用于日常实践，甚至改变日常实践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的理论和实践是“互构”(mutuallyconsitutive)的。再者，尽管传播学研究对其他领域的理论保持着开放性，但只有从传播的角度去考察社会实践时，所运用和再阐释的模式，才是对传播学研究本身有意义的建构性的元模式。在此基础上，克雷格提出，应当将其他领域的理论作为一阶的(firstorder)的理论和模式，将其和传播学的实践研究相结合，并以传播学的理论和话语作为二阶的(secondorder)的元话语，来讨论和检验这些理论之间以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可建构性。在此框架之下，尽管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和社会心理学的模式有着相互排斥和矛盾之处，我们却可以在传播学这个辩证对话的领域内对其进行整合和重构。而对符号学之于传播学的理论意义，克雷格一言以蔽之：符号学“将传播作为通过符号的交互主体的调节”(intersubjectivemediationbysigns)[1](PP.125-126)。
符号学主要处理的是意义的呈现、再现与传输，以及主体之间的意义缺口是如何通过共享的符号系统来部分地填平的。从洛克(JohnLocke)出发，符号学理论经由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皮尔斯(C.S.Pierce)等人的发展，融合了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的媒介论：尽管符码、信息和媒介的关系越来越被强调，但符号学研究的基本着眼点，仍在于符号与其使用主体之间的意义调节;因此，符号学之于传播学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为符号如何在主体间产生意义和误解，提供语言和文化结构上的透视。[1](PP.125-126)这一看法，无疑和首位将符号学正式引入传播学研究的学者费斯克(JohnFiske)的观点是一致的：后者认为，符号学将传播视为“意义的生产与交换，它关注的是讯息以及文本如何与人们互动并产生意义。”[2](P14)因此，符号学关注的是传播的符号和文本如何在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运行。符号学是传播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必须以传播现象和过程为对象，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建构中，对传播学的理论模型和关心的议题，做出创造性的贡献。
在这一前提下审视传播学与符号学孰为主体的问题，就能够对“传播符号学”与“符号传播学”之争，做出一个清晰的解答。从符号学本身的现实发展历程而言，它与传播学的结合已经成为这一门跨学科性质的研究最为重要的面向。从学科建制来说，在全球范围内，学者们普遍认为符号学已经脱离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在不同层面上分属两个学科：探求形而上的意义呈现机制的部分属于哲学学科，而建立传播实践活动中的意义描述机制的部分属于传播学学科。在符号学发展最为活跃、研究排名最为靠前的两大研究机构，塔尔图的符号学系和多伦多的符号学研究中心，符号学分别被放置在哲学和传播学的学科范畴之下，这也是中西方学界所通行的做法。因此，应当认为，符号学在非语言的传播实践层面上的研究，本身就隶属于传播学。缘起于西方学术界的符号学本身在和传播学的交互发展中，其研究者们至多将其作为与传播学并置的名词来加以讨论，并不存在孰为中心语的问题。事实上，将符号的表意和传播分开论述，是语言符号学研究的传统研究方法;在当今的传播学和多媒介的符号学研究中，符号表意过程已被视为个体和文本自我传播的一部分，符号学本身的研究就是对广义上的传播过程之意义形式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以符号学方法切入对传播学理论及现象的研究，可以被视为传播学这一“辩证对话的领域”中的一块版图，一个研究的分支。
对此，有学者认为，区分“传播符号学”和“符号传播学”的根本在于究竟以何为本体：前者是将符号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其研究属于符号学;而后者是将符号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其研究属于传播学。[3]然而，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符号学，皆是对意义机制的探求;如果“符号传播学”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是否意味着意义还有“非符号”的传播呢?而如果说“传播符号学”只是作为世界观的符号学对于传播过程的研究，那么，它所形成的形而上理论论述，又如何与传播哲学中的符号机制研究相区分?这是此种分法无法解答的问题。事实上，德古意特出版社著名的“符号学与传播学”序列丛书的主编科布利(PaulCobley)就曾明确指出，符号学和传播学的发展是交叉的、连续的，难以对其进行硬性切分。[4]符号学并非一门边界清晰的独立学科，而是分布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学说”(doctrines)，就如彼得里利(SusanPetrilli)等人所指出的，它的研究边界是由符号边界所决定的，其本质就是“打开边界”的。[5]这种学科上的跨越性与开放性，正是符号学本身最大的活力所在。故此，为了简便起见，本文建议，文化实践层面上隶属于传播学科的符号学研究统称为“传播符号学”，这与文学领域的符号学研究统称为“文学符号学”，而生物学领域的符号学研究统称为“生物符号学”同理。由此，可将“传播符号学”视为传播学这一开放性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部分，而符号学被放置在传播学的“建构性元模式”之下，在理论和实践中相互地建构，并不断地拓展着传播学的版图。
二、传播学与符号学融合发展的基础
既然传播学和符号学的发展是交叉的、连续的，那么，两者之间是如何融合发展的，是接下来应当厘清的问题。就两者融合发展的历程来看，在当今符号学的“生物学转向”发生之前，研究不同媒介的信息传播之机制、过程与效果的传播学，是符号学家们展开论述的最主要领域之一。符号学缘起于语言学：索绪尔将语言符号系统视为具有深层结构的系统，这个系统由“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双重分节，其表意是经由“组合轴/聚合轴”(syntagmatic/paradigmatic)的操作实现的;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的是任意武断关系。这种双层意指模式，在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的语言学研究中得到了深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叶尔姆斯列夫(LouisHjelmslev)在对语言进行了“表达层/内容层”之切分的基础上，提出了“直指/涵指”(denotation/connotation)模式。而这一模式被巴尔特(RolandBarthes)继承性地发展之后，被他本人和后来的研究者们用于对各种媒介的表意系统的研究，包括服装、饮食、电影、图像、新闻、广告等等领域，其文本表意都被视为是在类似于语言的符号系统的运作下完成;语言符号学的研究也由此全面扩展到了传播学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但因其和结构主义的关系紧密，受到不少学者对其静态性和封闭性的批判。另一方面，皮尔斯建立的、更为广义的符号学传统，在20世纪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成为了西方符号学、尤其是美国符号学发展的动力。皮尔斯的符号学体系将对符号的认知和解释作为研究的重点，确立了一种开放性的三分范式，在动态符号过程无限衍义(unlimitedsemiosis)的前提下透视符号和文本意义的发展与流变，它强劲地推动了符号学对不同媒介的符号和文本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嬗变的探究。随着符号学研究在包括影视、广告、新闻、品牌设计等领域的全面展开，西比奥克(ThomasA.Sebeok)于20世纪90年代在德古意特出版社推出了著名的“符号学与传播学”丛书，该丛书涉及的理论繁多、范畴宽广，不少代表性的研究都清晰地显示出，传播学已经成为符号学理论与模式运用最为广泛和深入的领域。然而，随着传播学和符号学彼此卷入越来越深，这些交叉研究到底应当如何划分自身的界域，开始成为学者们关心的话题。当然，简略地说，任何意义的传播都必须使用符号;因此，符号学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对任何意义活动的研究。然而，“可以”并不等同于“必然”和“应当”：科布利就说过，“任一事物、任一地方都须作为符号加以思考这种观念过于荒谬。如果符号学只是这样一种观念，那么它必定缺乏生机。”[6](P2)可见，用“任何意义的传播都必须使用符号”这样的表达，是无法有力地证明传播学与符号学之间的融合发展的必然性的。本文认为，这两者之间为何存在关联，以及两者如何相互区分，可以从以下两点来说明。
首先，就如巴兰等人(StanleyJ.Baran)为传播学提出的定义显示的，“传播学通过发展可以验证的理论，来理解符号与信号系统的生产、处理和效果，这些理论包含合乎自然规律的概括，能解释与生产、处理和效果相关的现象”[7](P343)，传播学关注的是符号和信号系统的生产、处理和效果。这种对系统和结构的关注，与现代符号学正式确立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任何学科都必须通过符号才能进行研究和讨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科在理论基础上和符号学具有一致性：只有将符号及其系统、尤其是系统的结构和机制如何赋予单个符号或文本以意义作为观察点，其研究才有可能与符号学发生联结。符号学认为符号的意义是系统赋予的，从索绪尔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经典结构主义研究都确证了这一点;尽管符号学在当下已经转向了开放的后结构主义，但是它所关心的，仍然是在变动的系统中符号如何持续互动并进行意义生产的问题;这就和传播学曾经以控制论为主要视阈、随着媒介的发展逐渐转向个体性和物质性面向的趋势是同步的。当传播学一再强调想象力之展开对于学科纵深发展的作用时，引入了生物学之主体世界(Umwelt)理论和自生系统论(autopoesis)、热力学第二定律和二阶控制论的符号学研究，其超强的跨学科性和开放性，能够为传播学的想象性建构带来对传播现象的深刻透视和“元传播”层面的理论展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播中的批判学派，无论是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论者，都致力于传播现象中体现的社会结构，而符号学作为剖析系统深层结构的有力工具，自然能够为传播学所用。
其次，传播学与符号学相一致的批判立场，还表现在两者对表象和现实之断裂(discontinuity)与矛盾(discrepancy)的关注之上。在传播学发展的初期，李普曼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大众媒体所表现出来的“事实”与真实事件之间的差异，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拟态环境”论。在虚拟技术、VR技术急速发展的当今，“拟态环境论”的观点值得被一再重访，尤其是在媒介学研究中，需要具身卷入的媒介如何建构感知与传播的幻象，是需要被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而符号学，正是“对幻象与现实之间差异的研究”[6](P1)，它悬置人们对符号的反应，“从而对它进行审视。”[6](P2)从索绪尔开始，符号体系就被认为是藉着符号与符号之间差异性而建立的、可以自我指涉的体系，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以此为基础，他敏锐地指出，通过大众媒体对拟像的大量生产，人们凭借对物的差异性区分将其符号化，在符号世界的炫耀性展示和消费力催生中，不断地构筑、延展着以对欲望的堆积和再生产为动力机制的幻象之境。[8](PP.161-183)
以大众传媒技术为媒介构建起来的符号世界，是如何与现实之间产生断裂、由此完成对神话的建构，是符号学关注的焦点所在。因此，符号学在越过语言学向其他领域迅速发展的阶段，相当关注对包括电影、广告、电视剧在内的大众传媒所生产的神话的批判，主要通过话语研究、符号修辞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等理论，去透视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种种纠葛与角力。李彬在将传播符号学研究引入国内学界时，就已经清楚地指明了符号学作为批判性理论之于传播学的意义。[9]不仅如此，随着媒介学的进一步发展，传播学对物质界面越来越重视，对于传播中的身体和科技共为媒介进行符号传播、并构造人的符号认知的现象，有了越来越多的探讨：这种对于如何在物质现实中建构认知的关注，正是当代符号学的着力点所在。随着认知符号学和媒介学、认知传播学向纵深发展，符号学和传播学的联结也必将更为紧密。
三、传播符号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符号学作为批判工具被正式地列入传播学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其标志是费斯克1982年将过程学派与符号学派并置，并认为它们是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基础学派。[10](P2)这一看法和将传播学研究分为过程学派和批判学派的方法类似，传播符号学的批判性姿态由此可见一斑。以此为界，本文将传播符号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传播符号学”较为漫长的史前史阶段，包括从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建立和早期发展，到符号学研究被正式确立为传播学的重要学派之一(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发展重点：其一，是符号学跃出了语言学的范畴，转向对各种媒介的广义符号的讨论，考察它们在其他媒介文本的传播过程中的意义生产机制，包括其意指延伸、语义结构和修辞等。在这方面，巴尔特和鲍德里亚的研究较为突出。巴尔特在雅柯布森及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以“神话”为基本视阈，将对符号学的研究从语言符号拓展到图像、服装等流行文化符号，开启了从符号学视角对语言媒介之外的传播过程的观察和探索。[11]而鲍德里亚则将索绪尔符号系统论中的“差异”和“价值”观念，引入到了对消费社会将物体系转换为象征体系的批判，并由此进入了对欲望之转喻本质和消费符码的揭示。[12]其二，麦克卢汉在六十年代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即信息”这一论断，这为符号学家重新考察媒介和信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雅柯布森在提出了符号传播六要素模式之后，转向了对多媒介艺术的考察，开始从媒介与符号的形式关系出发考察电影的表意与传播效果。[13]鲍德里亚则直接受到麦克卢汉的影响，他提出了当今媒介的“仿真”与“拟像”问题，尤其是由此引发的“意义的内爆”(meaningofimplosion)，认为媒介对事件的再现和对信息的传播已经失去了“指称物”，从而形成了一种“超现实”(hyper-reality)。[14]
在这个阶段，学者们运用符号学对传播现象进行分析和批评，并不是有意识地将前者作为传播学学科本身的建构方法或路径，而是更多地考虑符号学理论在更广阔范畴内的生产力和适用性，因此，对符号学理论之于传播学学科本身的建立和发展能够起到何种作用，并未有专门的讨论。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相对于将符号学研究从语言符号向其他媒介符号的拓展，由麦克卢汉引发的媒介符号学的研究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后文将会论及，媒介符号学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理论范式的领域，并且成为当今传播符号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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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为“传播符号学”的初步发展期，自1982年费斯克正式将符号学引入传播学起，经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符号学内部发生的“生物学转向”止。在费斯克之前，尽管符号学已经成为研究传播现象的重要工具，但是，它并没有被特别地强调为一种方法论，传播学者们对符号学这一研究方法的使用是自发的，并不带有理论的自觉意识;而费斯克的讨论，正式地唤起了对作为传播学基本研究方法的符号学的关注，使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讨论符号学和传播学能够为彼此带来什么样的发展可能。前文已经提到，费斯克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为“过程学派”和“符号学派”，认为前者视传播为影响他人行为或心理状态的过程，关注传播的效果和正确性;后者视传播为意义的生产和交换，关注的是文本的文化角色。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传播学与符号学彼此借镜，在各自的领域内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双方研究的互为本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者运用符号学模式丰富了传播学的研究理论与实践，如弗莱等人(DonaldL.Fry&VirginiaH.Fry)将艾柯提出的多重符码理论引入对大众传播的研究，在皮尔斯的动态符号活动框架中讨论不同媒介文本的符码和附加符码如何成为连续的、差异性的解释项，从而提出，在传播过程中，媒介文本的信息其实是一个潜在的解释项矩阵，其可能性是有待接收者在不同程度上落实的[15];这就为符号学与传播效果论的研究建立了初步的综合模型。卢曼(NiklasLuhmann)引入符号自生系统论来描述大众媒体的系统结构，将其视为一个不断分出的、有自我生产时间的二分性符码系统，并以悖论性的二阶观察视角引入了动态性、偶然性和风险等要素，这就为修正大众传播的控制论范式做出了努力。[16]另一方面，通过对不同媒介的符号传播现象的分析，学者们也不断地更新着符号学理论模式。如麦茨(ChristianMetz)的电影符号学研究，就提出了电影语言的语段分析模式，将电影的文本内时间片段和语言进行类比，从而为广义的符号叙述学理论打下了基础[17];达奈西(MarcelDanesi)透过对青少年的“酷态”、尤其是电影对青少年的传播效果的研究，从巴尔特的神话模式出发，提出了符号学的“意指渗透”模式[18]。
在这一时期的华语学界，随着传播学的蓬勃发展，传播学者们如台湾的张锦华，大陆的郭庆光、陈卫星等，都敏锐地捕捉到了符号学与传播学交叉发展的前沿动态，开始对经典的符号学理论，尤其是巴尔特、叶尔姆斯列夫等人的理论，进行翻译、介绍和在传播学领域内的引入。在这方面，丁和根的研究较为集中，他强调符号学是传播研究的批判性工具;并且，对于传播学和符号学孰为主体，丁和根很早就做出了观察和判断，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结合具体语境才能探讨的问题。[19]总而言之，由于费斯克明确地强调了符号学对于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地位，加之符号学本身的发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一个以中后期的巴尔特研究、格雷马斯研究为代表的兴盛期，符号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作用得到重视，并引发了丰富的讨论。在这一阶段，符号学和传播学已经开始了理论“互构”，或者通过吸收对方的概念和模式，或者通过实践层面的总结和提升，对自身理论进行了丰富和推进。——论文作者：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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