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围绕1919年至1920年间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上海的开展情况，重点从为什么从上海出发，留法学生到上海报到，查验赴法资格和订购赴法船票，在沪候船期间的生活等几个方面阐述，详细分析以上海华法教育会为主的各种学生团体和机构，如何帮助约1600名学生有序地组织起来走上留法勤工俭学之路，以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留法勤工俭学;上海华法教育会;组织开展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的一件大事。青年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民主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抱着学习新思想、寻找改造中国途径的目的远赴重洋，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在勤工俭学过程中，切身感受和认识到中西方社会文明发展的差距，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并付之于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
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早起源于旅法的华工教育。1909年，旅法老同盟会会员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以自己“苦学之生活”的经验，开始在旅法华工中进行“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的活动。通过在华工中开展勤俭求学、勤工俭学的实践，他们逐渐意识到，勤工俭学是一种可以使更多人走出国门，继续深造的好方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参战”华工赴法，华工教育逐渐扩大。1916年3月29日，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汪精卫等和法国人欧乐(Aulard)、穆岱(Marius Moutee)等人，在巴黎自由教育会会所召开“华法教育会”发起会。华法教育会发起成立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和推动华工教育。但是随着国内青年学生赴法人数增多，其任务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开展华工教育，还担负起创办学校、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以及组织中法学术交流等工作。华法教育会的法方人士负责与法国有关学校和工厂的联系工作，如法国某中学教师裴纳，法国农科事业学校教育长法露，法国共和工商会代表宜士，这使华法教育会组织大批中国学生赴法务工和学习成为可能。
1917年起，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开始在国内推广留法勤工俭学。他们前往各地进行演讲，大张旗鼓地宣传留法勤工俭学的优越性，鼓动各县各省筹集经费派遣学生。1917 年夏，李石曾在直隶蠡县布里村开设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到 1918年左右，全国各地成立的中等、高等预备学校有20多所。华法教育会还在全国20个省市开设了分会。留法勤工俭学逐渐成为举国公认 的要途，自官员至学者都竭力提倡，法方也大力欢迎。各省各区的督军和当政者以及各地名人都大力支持，给予津贴，鼓舞志气。1919 年，在华法教育会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热烈地开展起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到法国去一般都走陆路，即乘火车由北京出发，经奉天(今沈阳)、长春、哈尔滨、伊尔库茨克、车里雅宾斯克、莫斯科、华沙至巴黎，途中换车八九次，快车12日，慢车15日即到达。十月革命后，俄境西伯利亚因有高尔察克等白匪盘踞和外部帝国主义重兵封锁，这条陆路已经断绝，于是勤工俭学生改由海道赴法。
走海路意味着上海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必经之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发展的新式轮运业使上海形成了包括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等四大航线在内的航运体系，尤其是上海的国际航运系统从19世纪后期开始形成。1850 年，大英轮船公司首先开行上海到伦敦的定期航线，此后各类航线纷纷开辟，航程不断拓展延伸，到20世纪初已逐渐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航运中心。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高潮的1919年和1920年，从中国前往巴黎的航线只有在上海和香港登船，因而对大部分内地学生而言，要去法国必先到沪。上海至巴黎的航线最早开辟于1862年，是由法兰西火轮公司运营的巴黎— 香港—上海的东方航线，即乘轮船由上海出发，途经香港、海防、西贡(今胡志明市)、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至马赛，再乘火车抵巴黎，这条路要走40天左右。
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留法勤工俭学从1919年 3月开始，到1920年12月结束，总计20批次约 1600人，历时将近两年。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求学之路上，上海成为旅程的起点和运动的枢纽。
二、上海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的枢纽
(一)留学生到上海报到。1918年3月25 日，上海华法教育会成立会召开，前参议院议长张继任会长。随后华法教育会又成立了上海留法勤工俭学会，同华法教育会合在一处办公。上海华法教育会的工作得到了租界当局的大力支持，其干事会成员中的法方代表有法国领事官魏武达(Veroudart)、法国公立学校校长高博爱、法国特派驻华管理华工委员苏荣理(Bergougnoux)。其中，高博爱直接负责上海华法教育会与法国方面的沟通协调，在两年的运作中，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做了大量工作。上海华法教育会的会所设在法租界霞飞路247号(今淮海中路375号中环广场)法国公学校内。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过程中，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副领事、法国商会会长等法方人士也给予了支持和配合，多次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各类留法学生欢送会，法租界当局还将法国公董局议事厅借给华法教育会用作送别会的会场。
上海华法教育会和留法俭学会建立后，主要职责是接待各地来沪赴法的勤工俭学生。学生到沪后，先到华法教育会报名入会，成为会员，便可由上海华法教育会介绍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为了减少或避免勤工俭学生在单独办理出国前各项手续时茫无头绪的困难，上海华法教育会承担起为勤工俭学生办理护照、订购船票等各项工作。赴法学生可以委托上海华法教育会代办护照，交纳四元五角费用和4张照片即可。也可以自行前往上海交涉署(静安寺路)办理护照，然后持中文护照前往法、英领事处签字。在上海办护照比在北京要简便，在北京要等三四个礼拜，在上海只要一星期就能办好。[1]兑换支票的方法在上海华法教育会印制的宣传册《赴法须知》中也给出指导意见，可以前往中法实业银行(在黄浦滩爱多亚路口)、东方汇理银行(在黄浦滩外国花园对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宁波路第九号)等处，“汇银时须向该行声明：在支单上注明‘除在巴黎银行有取银之效力外，概不发生效力’字样，以补救遗失支单之误”[2]。银行发给汇票正、副两张存根，正张自己带去法国，副张交上海华法教育会呈验并代为保管，以防遗失。
除了上海华法教育会，各种手续也可以委托寰球中国学生会所办理。《赴法勤工俭学指南》提示：“在国内定船位、申请护照、制装等事……可往上海请寰球中国学生会(在静安寺路跑马厅对过)朱少屏君或上海勤工俭学会(在霞飞路旧名宝昌路尚贤堂对过)招呼一切，均甚妥帖无误。”[3]寰球中国学生会所位于黄浦区南京西路216号(原静安寺路51号，今大光明电影院所在地)，也是襄办学生出国留学手续的专门组织，由1905年留美归国的爱国华侨李登辉在上海创办，以留学生为主要会员，其业务之一是为留学生提供中介服务。由于寰球中国学生会在办理出国手续方面颇具经验，从1919年开始，华法教育会在上海专门办理留法学生赴法手续，得到了朱少屏任总干事的寰球中国学生会的鼎力支持，承担了大量组织、协调、办理护照、购买船票等工作。陈毅的赴法手续就由朱少屏代办。朱少屏的女儿朱青曾回忆，新中国建立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时，曾与她谈及当年留法时，得到朱少屏先生的帮助，为他们办理赴法手续，陈毅还开玩笑说： “你父亲还敲了我五块大洋的竹杠。”[4]
(二)查验赴法资格与代订船票。留法勤工俭学虽然是勤工，但是预备留法的学生依然需要不菲的经济支撑，出行前购买船票、办理护照、整置行装，以及初到法国后学习、待工和生活的预备金都需要大量资金。所以留法勤工俭学的对象是“能办二三百元出洋川资及理装费，又能筹措每年五六百元之旅费者”[5]。而且随着中国学生赴法热情进一步高涨，要求留法勤工俭学的人越来越多，华法教育会不得不收紧条件，限制赴法人数。1919年12月开始，上海华法教育会将查验汇票作为介绍赴法的先决条件，入会学生没有3000法郎的汇票，则不予代订船票、介绍赴法。
但赴法学生大多家境清寒，有些省份的学生考取了当地的官费资格才能够成行，而官费资助办法都是直接由该省出国监督处按期汇款到海外，因而难以一次性备齐3000法郎的汇票，上海华法教育会因此收到不少请求放宽费用限制的信件。如安徽省教育厅为该省选派勤工俭学生致函上海华法教育会称：“此辈俭学生率皆清寒子弟，呈验支票势恐难能。相应函请贵会按实到人数核定船位。津贴系敝省定案，断不食约……”[6]又如河南教育厅为8名豫籍学生的费用背书：“俟该生等抵法后，汇由留欧学生监督按十二个月发给……其预备费一节似可免交。”[7]最终，在上海华法教育会的运作下，这些官费学生大多顺利成行，但未备齐旅费的学生只能在沪上等待蹉跎，很多人最终都没有成行。
上海华法教育会还有一项重要职能是代订船票。1919年前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法轮均忙于运兵回国，轮船公司应接不暇，船票十分紧张。为此，华法教育会与法兰西火轮公司沟通，专门为留法勤工俭学生提供优惠船票，还与轮船公司协商特设廉价的四等舱位。所谓四等舱不是轮船公司公开售卖的乘客座位，而是一种“特别舱位”，一般设在邮轮的仓库或病房，设施相对简陋，由上海华法教育会评议员高博爱去交涉，达到一定人数后另辟出来。上海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特地将购票方法印制成宣传品，发给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如会员欲乘某号邮船出发者，须在一月以前来会知照，以便预定，(凡会员不满三十人以上则不能有特别舱位)临时发给介绍书。俾得自往船公司(在黄浦滩十号)购买船票。”[8]
从上海出发乘船赴法船票为200至400多元不等，但经上海华法教育会介绍购得的优惠票仅需100大洋，即使给女学生的三等或二等船票也比市价优惠30至50元不等。在20批次的留法学生中，除了最初的四批学生因法轮忙于运兵回国改乘日本轮船出发外，其余均由上海华法教育会安排，乘法国邮船(仅第8批为美国船，第十批为英国)直抵马赛。
代定船票成了上海华法教育会最重要的业务。尤其在通信不发达的时代，在外地打听邮船什么时候到港、什么时候起航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只有上海分会的消息最准确。“订船位子在北京也是说空话，因为他没有上海的消息灵通。究竟几时有船，有了船有没有位子，都不能确实知道。在北京的同志们若是要减少麻烦或省点时间，尽可以由北京华法教育会写一封信到上海。”[9]在上海华法教育会的档案中，保存着大量信函，其中绝大部分是各地华法教育会、当地政府或各界名人为该省学生购买优惠船票的介绍信。其中，仅北京华法教育会为订购舱位之事给上海分会的介绍信就达84件之多，周恩来、刘伯坚的船票都是经北京华法教育会介绍由上海分会代购。[10]
(三)在沪候船期间的生活。从上海到法国的邮船每月通航一次，每次能够接纳学生百余人。一批批勤工俭学生来沪候船赴法，在吃、住等生活方面的困难很多。为了更好地为学生服务，上海华法教育会和留法俭学会设立了俱乐部和招待所。俱乐部设有“各种有益于身体之游戏，并另设一藏书室，专备各种有益之爱国小说，侦探小说及关系新思潮之书籍，以冀唤起国民之爱国心，增长国民之新思想”[11]。招待所设在二洋泾桥(今四川路延安东路口)全安栈，1919年6月，陈毅等61名四川籍学生到达上海后即借住在这里。这里离外滩法兰西火轮公司及其码头仅几十步路，方便学生购票和出行。
伴随着大批学生的到来，沪上出现各种留学自助团体，为留法勤工俭学做准备。1920年 2月，成立了赴法学生联合会，9月，在上海嵩山路56号(后迁至麦赛尔蒂罗路67号，今兴安路)组织了赴法学生上海会集所。有的省的留法学生为了团结起来，也组织起该省的留法同学会，如1919年12月5日，江苏、浙江两省的留法学生发起成立“江浙留法同学会”，设招待所于上海霞飞路协平里5号。1919年12月7日，安徽留法学生在霞飞路宝康里13号成立“安徽留法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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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们为了赴法勤工俭学，不仅需要在国内学习法语和工艺技术，还需要了解有关勤工俭学的各方面情况和各项具体要求。为此，《民国日报》《申报》《时事新报》等许多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论述和介绍勤工俭学的文章，上海华法教育会也会印发《赴法须知》以及国内报纸记者和巴黎通讯社等机构所发表的有关文章和报道给赴法学生。1919年秋，上海留法勤工俭学会和中华职教社共同发起创办了“上海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为江苏、浙江等地的青年学生以及各省来沪候船的勤工俭学生提供语言和技能培训。在沪期间，寰球中国学生会还组织学生参观工厂，如商务印书馆、纺纱厂等等，帮助学生增长技艺和经验。
每次有大批学生放洋，上海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寰球中国学生会以及各同乡会都会组织欢送会，邀请各界名人演说，鼓舞学生志气，向学生告知出行事项，传授出国经验，介绍法国风俗习惯、交际礼仪等等。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会为即将出行的学生组织茶话会，向学生发放《留法指南》《西礼须知》等手册，供学生途中学习;帮助同行的学生联络感情，指导他们提前组织起来，分设不同社团，如学术研究、卫生保洁、庶务等，选取代表，挑选出会英、日、法等语言的学生做团体翻译，为船上旅途共谋利益。
到出发当日，沪上各团体派代表前往码头为学生送行。1919年至1920年，经华法教育会代订船票从上海出发的学生，大都从位于外滩洋泾浜的法兰西火轮船公司码头出发。学生们坐上法兰西火轮公司安排的插有MM(Messageries Maritimes)旗子的小汽轮摆渡到黄浦码头或杨树浦码头的法邮大船上，从此开始了远渡重洋的艰辛求学之路。
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历史影响
1920年12月，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宣告结束。在1919年至1920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约1600名学生在以上海华法教育会和寰球中国学生会为代表的各种学生团体和机构的帮助下，走上留法勤工俭学的道路。
他们中许多人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奔赴法国，寻求革命真理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践证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学生赴法后陆续进入法国的大学学习，如巴黎大学、蒙百里大学、里昂大学、葛洛布大学、南锡大学等，后来成长为各方面的专家，如画家林风眠、左翼音乐家任光、生物学家童第周、物理学家严济慈等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生。
另一部分人则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政治的走向。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一边学习做工一边革命，艰苦的条件锻炼了他们的革命意志。正如《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所述，他们身居陋室，条件艰苦，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白水，干的是革命工作，表现出了职业革命者的顽强斗争、乐观向上的报国热情。除了条件艰苦，他们还要时常躲避法国乃至欧洲警察的搜查和追捕，被捕、坐牢、被遣送回国等遭遇经常要降临到他们的头上。[12]正是这种艰苦的革命环境和条件，将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一大批优秀分子和先进青年锻造为久经考验的职业革命家。
1921年，旅法华人中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主要是留法勤工俭学人员，如第8批留法学生王若飞，第9批留法学生李维汉、李富春，第15批留法学生赵世炎，第16批留法学生陈公培，第18批留法学生周恩来，第19批留法学生张申府、刘清扬等。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多方面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利用欧洲的便利条件大量收集、阅读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旅法的中国学生和劳工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旅法的共产党组织成为联系旅欧各国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中心，并于 1922年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旅欧党组织还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向警予、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蔡畅、聂荣臻、李维汉、邓小平等，他们都是通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走出国门，后来成长为党的杰出领导人。据不完全统计，到1923 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420人，旅法勤工俭学学生党员(包括在法国、德国、比利时，中途到苏联的和回国的党员)达77 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8%以上;到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994人，留法的党员达到210人左右，占全国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
可以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实践运动。进步青年和先进知识分子远渡重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结语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必经之地。从 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在上海乘船赴美开始，到19世纪90年代的留日热潮，再到 1908年开始的庚款留美运动，大批留学生从上海登上邮轮，驶出国门，走向世界。留学之风在上海劲吹不绝，因而催生出寰球中国学生会等各种留学机构和留学互助团体，上海成为有志青年寻求留洋深造机会的热土。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上海再次因其独特的经济地理优势成为运动开展的关键环节。可以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上海的组织与开展是历史的必然，上海也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论文作者：张 健 马亦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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