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未舟
《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我读到对于儒学评论最有性的一本书。这本书实际上是本长篇论文集，包括“现代儒学的困境”“钱穆与新”八篇长文。先生系史学大师钱穆亲炙，继承钱宾四先师亦史亦哲、亦史亦论的治学方法，对儒学既善于论说，又善于基于史料的实际分析。其实，在我看来，熊十力——牟三一系与钱穆——一系代表了海外儒学治学的两个现代进，前者以牟三为代表，后者以为代表。在我的思考习惯中，比较欣赏的文风与方法（从另一角度而言，钱余二师思上溯至章黄，比较符合中国思想的实质，从另一角度上讲，牟三一系似乎哲学味太浓。主观性也强，论证性不足，却正好相反）。所以对于著作，几乎悉数买得，悉数阅读。其隐藏于缜密分析中的思想火花一次次我。《钱穆与新儒学》就是其中一篇。此文中谈到了钱穆与现代新儒学的关系这一学界公案问题，由此来，在这里我谈谈与此相关的一个话题：门户与主。
章学成在《文史通义》中论及“浙东学术”曾有一句名言“学者不可无主，而必不可有门户。”什么是主，什么是门户？章学成的这句话意思是说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不可无学术研究的目的与理想，就此而言，似乎没人以异义，可是后一句话，而不必有门户，就难理解了。学术研究如何“不必”有门户？学术研究怎么可能无门户呢？哪种学术研究不是从特定的“门户”与“角度”出发研究特定的学术问题？实际上，章学成的这句话涉及到史学与哲学不同的治学方法与学术旨趣。史学强调，还原以求展观，回归历史具体性。哲学则强调概念逻辑与合优先，一个哲学家可以在研究或创作时，以之“孔见”而入大体，削繁就简，成一家之言，却可，而史学则认为把一个极端丰富复杂的学术思想史还原为几个概念，或原则是不足为论的。对于没有现代学术模式的中国学术思想尤不足取。
钱穆先生在《西汉今古文评议》自序中言：“盖清儒治学，始终未脱一门户之见，其先争朱王，其后争汉、宋，其于汉人，先则争郑玄王肃，次复争两汉，而后有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起。”论学不立门户，是钱穆先生一直的观点。在《朱子新学案》自序中说：“学者困于门户之见，治理学则必言程朱陆王王，……学者又有、理学、乃至汉学、宋学之辨，此等皆不免陷入门户。朱子学、广大精深，无所不包，亦无所不透，断非陷入门户者所能窥究。本书意在破门户，读者幸勿以护门户视之。”钱先生于此所立欲指这“门户”，比如“今、古文”、“理学”“宋学”“汉学”等。有些是完整的哲学视角或概念，有些是哲学——史学混合概念，其意在说明以“门户”一孔之见不足为论，只能阉割思想的完整性。不过问题就出来了，在进行思想研究时，制造概念吧，可能会以偏概全，不制造概念吧，又如何切入呢？这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从解释学的角度上讲，是解释学循环的问题。对于中国思想研究的史学与哲学之争，这个问题不太好办，钱穆先生有“通儒”一说，钱先生一向认为中国学术传统以贯通和整合为其主要的。经史子集虽分为四部，四部之内又各有万千众家，但都是中华文化特殊性的表现，因而也都可以互通互联的。“通儒”即由此提出。纵观中国历史少数通儒，凡是为通儒之人皆可成为“大家”，所谓“百科全书式”是也。
然则，学术发展日趋分化，专门化的今天，“通儒”如何可能？是否只是古代的学术状况的表达？比如说即使是，大家也都是“通才”，但自从怀特海写作《分析的时代》之后，二十世纪注定不再是体系的时代，怀特海在书中有狐狸与刺猬之说，詹姆斯则有硬心肠的与软心肠的之别。整体性思维由于太过描述性、空泛性与非现实性而让位于“分析性思维”。钱穆先生虽以“通儒”为最高鹄的，但也决非空泛尚谈之人，可以说“史学立场”为钱先生提供了章学成“道欲通方而业须”的境界的方视角。学术研究必以全部文化着眼始能做到中国传统所谓的“先识乎其大”的基本。然后，通过专业上达于文化整体，或“艺”通进于“道”。若不这样，太执于“专”与“门户”，可能造成“门户之”。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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