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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目前的资料而言，关于杨朱的思想，学术界已经阐发得几近完备了。大抵而言，杨朱以“为我”为根本观念，与儒墨法三家分别构成两个极端。就儒家和杨朱的关系论，有着忠君无君的区别。孟子隶属儒家一脉，儒家一派人物中，孟子抨击杨朱方面也最为激烈。然而孟子与杨朱的抵触是否直接代表着儒家与杨朱的关系呢?其实不然。孟子对杨朱的评判毕竟是一面之词，其观点不免存在偏颇，实质上杨朱思想亦有众多可贵成分。鉴于很少有人详细论述过孟子和杨朱之间的分歧。本文意欲就这一问题作一点补充并提出自己的些许见解。
论文关键词：孟子;杨朱;分歧
一、孟杨二人及其时代背景
孟杨二人皆处于战国中期，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是诸侯强大而周室衰微，诸侯争霸而社会混乱。原先周王朝的封建体制分崩离析，天下谋求新的一统。国君们亦渐次开明，之于各种救时济世学说表现宽容。士一阶层遂得以怀抱利器，奔走游说，或为功名或为利禄，或针砭时弊或治国平天下。既流派纷呈，便不免摩擦冲突。孟杨二人即为鲜明佐证。
说到孟子和杨朱两个人，孟子我们了解得比较周详，在此不赘。至于杨朱，有必要做一个补充，因为杨朱在先秦典籍中称谓甚多，这些称谓是否就是杨朱异常重要;再有杨朱的生卒年问题，是判断秦汉典籍中关于杨朱记述真假与否的重要因素。先秦典籍中，庄子、孟子、韩非子、荀子等思想家都明确提到过杨朱，故杨朱这个人的曾经存在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杨子、杨氏、阳子、阳子居、阳生这些称谓是否即指杨朱本人呢?有人认为不完全是，有人认为都是，笔者偏向于后一种说法(至于原因，前人已经作过详尽探讨，可参看陈此生的专著《杨朱》以及葛然的《杨朱及其思想学派研究》)。也就是说阳子居就是杨朱，阳生也是杨朱，杨子、杨氏、阳子亦然，这也构成了先秦旧籍中关于杨朱思想记载的可信性，而本文展开讨论正是以周秦旧籍为宗的。但杨朱的生卒年近乎扑朔迷离，因为我们知道，甚至连孟子的确凿生卒年也无定论。关于杨朱的年代，比较可信的是门启明关于“最早必在墨子后，而最晚必居孟子前;大概他生卒年代上的约数，当是在西纪元前450至370年之间”一说。葛然也认为杨朱当在孟子之前，墨子之后，但同时提出“杨朱之生卒年约在公元前381年—公元前300年”。尽管两种观点的具体时间有别，但杨朱处于墨子孟子之间这个史实是为不假。以上是关于杨朱的一些生平资料概要。最后，稍微提一下本文对于文献的引用问题。事实上，记载杨朱的书籍甚少，迄今为止，只有民国时期的两本著作是专门讨论杨朱的，一是陈此生的《杨朱》，一是顾实的《杨朱哲学》。另外，杨朱的言论散见于《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有的可信，有的不可信。而记载杨朱言行最为详尽的《列子》一书中有《杨朱》一独立篇，遗憾的是，今传《列子》被证明是伪撰。但是，陈此生认为《杨朱篇》是真的，理由之一是“《列子》书里各篇，差不多有十分之八是东抄西袭的，若细细将它分解，大概有十分之六见于《庄子》，十分之二见于《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其中尤以《皇帝篇》抄袭的厉害，最少有十分之九是由各书聚拢而成。但只有《杨朱篇》却不如此，这篇里头的话很少发见在古代书籍……和列子原来无涉。”陈此生的话实际上是不可靠的，既然我们掌握的杨朱史料本来就少，那么又何以证明《杨朱篇》就不是伪撰呢?难道仅仅因为《杨朱篇》很少或者基本没有抄袭古籍内容?如果仅因为这样而断定《杨朱篇》本来就是独立的，逻辑上是不通的。为什么不可以理解成“抄袭不成，索性杜撰”呢?故愚意以为，杨朱大抵不是著作等身之人，否则，他的学说绝不会如此迅速就湮没无闻。因为，自汉以降，关于杨朱的事迹便资料残缺，难以考证;再者，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也未曾提及杨朱。而和杨学同样遭到摒弃的墨学则不然，其有《墨子》一书传世，关于墨家的资料也比较丰富。总而言之，千百年来，学者混淆是非之事不一而足，几近积重难返，以致今人看来，杨朱不过无名小卒。实则不然，仅从孟子对他的重视来看，便可证明杨朱并非小人物。非特不是小辈，而且自成一家，独立于儒、道、墨、法等家之外，为当时显学之一。那么，孟子和杨朱的分歧究竟在哪呢?
二、人性的论争
实际上这是孟子和杨朱对人们情感、价值观、态度、社会风气的不同判断和选择，即对人类德性的不同理解。基于对德性的不同理解，便引发了社会控制方式上的差异。因为德性发展存在着多种可能，一种可能性将指导一种行为，当这种行为扩至一个比较大或者相对复杂的整体时，就必须考虑对它的调节和控制问题。譬如一个民族从来就是好动尚武的，就不能拿农耕民族的温和礼仪对其说教;若一个民族从来就是诙谐浪漫的，就不适宜用严肃拘谨来捆绑它。只有顺着人类本来的德性，才能发挥出较好的社会形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考究德性呢?其一就着重表现为关于人类天性问题的思考，即人性问题。而人性论的差异，暗中成为了辩者们的原动力。孟子尚仁，认为仁应当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通过仁可以达到人生的方方面面。的确如此，总括孟子的思想，可概括为两点，一是为人处世的“仁者论”，而是治国平天下的“仁政论”(准确的说是王道论)。只是，不管是为仁者还是行仁政，均不能抛开孟子所谓“人性本善”这个大前提。然而，杨朱究竟提倡性善还是性恶，抑或持中立?明确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判断杨朱德性取向之所在。但是，先秦典籍并未明确说到杨朱的人性论。即便如此，仍然可以断定：杨朱不是性善论者，至少孟子不这样认为。例如《孟子·滕文公下》曰：“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邪说暴行又作;……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天下大悦。书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以上孟子的言辞，洋洋洒洒，充分运用了逻辑思辨的方法，从治乱的角度去证明杨朱实为邪说的煽动者，乃“率兽食人”者。孟子看来，杨朱之流，实在当诛，而能距这“充塞仁义”之人的堪称圣人之徒。可见，孟子绝不认为杨朱属于善类，其依据就是杨朱不仁不义，即有邪说暴行的嫌疑。杨朱的确不是性善论者，但不能以此断定他就是不仁不义之人，这点容易找到例证。《韩非子·说林下》有“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朱曰：“子勿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墨而来，子岂能毋怪哉?”的一段载文，推敲文意，可以发现，杨朱实际上是在“推人及物”，从人和狗的立场交换来思考问题，可以说这一点甚至比儒家“推己及人”的境界更高一筹。这样的人不算仁义，那么世间何来仁义。孟子把杨朱一棍子打死，拙意以为，纯粹是门户之见了，把杨朱描述得类似妖民更是不妥的。那么，杨朱的人性论究竟如何呢?答案是“性朴论”。根据周炽成先生的观点，荀子、董仲舒均持这种观点，其要义在于“人性本身是质朴的;从不足的方面说,它不够完美,而从好的方面说,它可以加工和塑造为善。虽然人性不够完美,但不能说它是恶的;虽然人性可以加工和塑造为善,但不能说它已现成地善”。至此，不禁让人瞠目结舌，杨朱竟和儒家这两个重要人物的主张暗合，孟子若知，当作何感想。下这样的结论并非牵强附会，《吕氏春秋》将为此提供更加有力的证据。《吕氏春秋》一书已被学术界证明是可信的，事实上，此书对杨朱的评价也最为公允。《审分览·不二篇》中有“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的说法，这与《淮南子》里对杨朱所谓“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的评价是所见略同。再者，杨生的“贵己”思想实质上是《吕氏春秋》中《本生》、《重己》、《贵生》、《先己》等篇章思想的糅合和提炼(诚然，我们可以存在这样一种理解，就是杨朱本身有一套关于贵生的学说，只是被后人分述在不同篇章罢了)。“本生”即以生为本，“全”就是指天性，人的自然的生命过程。故作者呼吁“全性”、“全生”，方法上便要求正确处理生和物的关系，注意不要以物害性，而是以物养性，总的来说就是不能重物轻生，违反“全性之道”。至此，可以瞥见杨朱“轻物重生”的思想影子。既然要不以物累形，就意味着“重己”，就意味着克制，更意味着“先己”(把保全纯真的生命作为头等大事)。可见，杨朱要保存生命的真，刻意对外物采取了一种超脱。他认识到人会因受到外物的迷惑而失却本性的，但也认为，只要身体力行，“轻物重生”，便可将人类的好的天性延伸下去，甚至将其完善。(不然，何必要“轻物”，还不如极尽五官的娱乐与享受，终此一生。)这正是“性朴论”的主旨所在。值得一提的是，杨朱的性朴不是荀子、董仲舒范式的复制，虽要义相同，但手段相去甚远。荀、董靠“王教”，而杨朱靠“为我”(而这也正是被孟子斥之为“无君”的依据所在)。杨子的“为我”，是一种顺性的善意之举，是主动的脱离身外之物的羁绊，任由生命合乎纯真的自然规律，而不是对能害人性的“物”采取毁灭的态度。杨朱以为人人不为所牵，则人人自得其乐，世间不必讲等级，讲君讲王教就意味着徒添束缚，逆天而行。故“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悉天下奉一身不为”。就是说，不要给天下“一毛”的拖累，但也不主张拿整个天下来扰乱自身。这是什么样的人性观呢?笔者认为，这包含了人的终极关怀，它极端强调独立纯朴的原始人性。根据杨朱的观点，不把万物放在心中，那么心中就囊括了万物。这一点，是孟子一派的儒家所达不到的境界。综上所述，孟子和杨朱在普世价值或说人性观点上是相异的，孟子主张“人性善”，杨朱主张“人性朴”。孟子所以唾弃杨朱，很可能是因为他把“朴”看成了“空的”、“无物”的东西，具体的可以表现为“无君”。儒家重现世，轻超越，斥责杨朱自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反观历史，孟子留给后世的现实价值则是杨朱所不能及的。(但儒家最终为历史记住，并不是因为什么普世价值上占了多大的优势，而是他们对周礼的传扬和进一步规定。“礼”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已然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为世所用。)那么，二者的价值观存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应该说根本没有谁好谁坏的问题，两者可同时存在，两者都只是表达了一种愿望，一种追求美好世界的愿望。退一万步，那就是杜维明先生的“因为不能并存,在它的冲突紧张中必须考虑价值的优先的问题,希望关于优先的理解能建立在价值的互补之上,乃至相辅相成。”中国人显然优先选择了儒家!但没有人会冒险的认为杨朱一无是处，他无疑教给世人一种“静心”的方法。
三、孟、杨的政治观
孟子的政治(国家)观可概括为“仁以王天下”，而杨朱则为“人人皆国王”。孟子的政治理想就是王天下，不是陶潜式的“桃花源”，也不像老子“老死不相往来”般的封闭、落后、愚昧，更不是很多年后西方人在《利维坦》里描述的那般情景。在孟子的“国家”里，无论是谁，立德为首要，直接点就是立仁德，从这可以看出，孟子是“继往圣之绝学”的绝对拥护者。故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大胆假设，爱民是符合大德要求的。事实上，这个假设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从手段一层讲，它有利于限制君权，从目的一层讲，是为了王天下。他相信也希望“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人不挟利只怀仁的话，百姓的“小康生活”便无忧了。如此之后，孟子认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诚然，他的政治观里还有许多其他的规定(比如应该怎样做一名士)。总之就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语)般先进带后进，整个社会温温润润，既有适度的活力，又能一片和气。观其要旨，孟子是为君主立言的。他第一步就要求君主成为模范人物，当然最好是圣人，起码也要是个道德高尚的人，然后才把整个社会凝聚起来，成为王天下的境况。和后世西方的一些政治观比较起来，将更能发现孟子政治观的特点。孟子不会认同霍布斯，霍布斯的《利维坦》是以人人平等为前提的，而且他非常欣赏君主专制(注意，孟子甚至先秦儒家并未言明他们要建立的就是君主专制，而是对君主应当如何做出了规定而已。认为儒家学派主张的是君主专制不过是一种误解)。霍布斯还认为君主一旦选定，他便拥有无限权力，可以任意确定继承人，而公民的权力马上就微乎其微，这和孟子的思想是相背的。孟子更不会附议于马基雅维利的那一套，这个西方人竟然教导君主效法狐狸和狮子，这在孟子看来，注定是恶人恶事。因为狐狸奸诈而力量不足，狮子尚力不尚智，二者互为补充，故《君主论》提出：“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运用法律，一种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比较之下，可以清楚知道孟子政治观的实质，就是“仁者无敌”，即德主刑辅，和西方的“功利主义”以及但求目的不顾手段的做法相去甚远。
再说杨朱。杨朱固然有他洒脱的一面，但绝不是政治盲。杨朱的政治观充满了理想的色彩，说它是理想的源于他的非务实性。它和道家的无为而治有相似的地方，但不能完全划等号，老子的著作根本上和《孟子》一书均是为君主立言，代圣人施教化。杨朱不是。杨朱的政治观大体可在《说苑·政理》中得到体现。试看其表述，“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君不见乎羊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率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鹄高飞，不就污池;何则，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之舞;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欲东就东，欲西就西，这是何等境界呢?是随心所欲，不为一切束缚，完全凭意志而行。这样的事五尺之童可以为之，然尧率羊，舜荷杖却没有这样的高妙，反而生乱，是尧舜不及童子吗?非也!原因在于尧是尧，舜是舜，同为圣人，但政理不一，前后不一，不必说治天下，仅驱羊一小事便糟糕透顶。杨朱认为执政的标准或途径在于效法吞舟之鱼等。是杨朱蔑视深渊、污池吗?不是。这倒类似于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不是同一意思。孔子站在等级制度下说话，杨朱并无此意。他更可能表达的是“吞舟之鱼就吞舟，高飞之鸿鹄就只管高飞，黄钟大吕就是区别其他乐律的庄严、美妙的乐调，而不是其它。各行其是，各安本分，各自求善，人人幸福，各人在自己的王国里寻得真谛。把这些一个个的完美有效叠加就是天下的幸福。这又正是杨朱“贵己”思想的复制和无限放大化。同时，杨朱还表明：一个独立的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不可把一人之头搭在另一人之肩上，因为这样会滋生不和谐因素，造成混乱;放大到整个国度，一套理政制度最讲究的就是它的浑然天成，自始自终是自生的，本生的东西。换言之，排斥一切外在强加的因素，这正是杨朱朴素生命观的延伸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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