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杨飞将被转岗，这让出身教师世家的他，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为了保住岗位，他尝试去发表论文，结果没有如愿。于是，他写下那篇8000字长微博，追问高校量化考核之下教师需要的论文、科研课题等等“面子”。
“全校2000多名教师，转岗的只有7名，我是工商管理学院唯一被转岗的，是不是给工管院了?”杨飞问同事。
他那条原意“给同事做个解释”的微博，在转发近4万次之后，他才感觉到“事情有点闹大了”。
2013 年10月4日晚，杨飞发了条长微博，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完成科研任务被转岗，这条微博对花钱买版面文的现象予以了，并提出了自己的“三个凡是”：凡是行贿的事不做，凡是不属于自己的应得的钱财不拿，凡是没流传价值的文章不印刷。微博在国庆假期被大量转发，赢得了许多网友的认同与支持。他说不后悔这么做，也不打算删除。
杨飞今年43岁，一身打扮仍显年轻。平头，牛仔裤，休闲卫衣。“既然已经转岗，那我肯定不需要再去上课了，学院也不会给我安排课程。但我也还没去图书馆那边报到我还在等人事处的电话。”
尽管他说，“被转岗还是一件让人不爽的事，校长约我谈话比较好。”但他不承认这是“对事情还抱有转机希望的表现”。
转岗
杨飞说，一些此前知道内情的同事几乎都以相似的口吻问他，“你怎么就转岗了?不就一篇论文的事吗?”而他，。
杨飞出身于教师世家。父亲是湖南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南大学教授。
1992年，杨飞在湖南大学财院毕业。之后，在溁湾镇附近一家建设银行上班。1997年，他去新加坡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MBA)，同时在新加坡的一家金融公司做财务总监助理。
这些经历，在后来杨飞的生涯中，多次被拿来“”，以至听他的课的学生说，“杨老师从不照本宣科，他的讲课案例，很多都来自于自己的从业经历。”
一位熟悉杨飞的同事说，杨飞有些“刺头”。这不仅表现在课堂上，在新加坡的第5年，杨飞因为顶撞新，差点被。之后，他反过来炒了鱿鱼，选择了回国。大他两岁的姐姐，则留在了新加坡做教师。
一家人都是教师，杨飞也想到了当老师。他最早任教于湖南计算机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这所学校被并到湖南大学软件学院。32岁的杨飞档案到了湖大，人也顺理成了这里的老师。
2002 年至今，杨飞一直在湖南大学教学，为本科生讲授管理学、经济学等课程。杨飞认为自己的教学没问题，很多时候还超额完成教学任务。但这种“自信”，在湖大负责资料收集和宣传的老师那里，却有另外的呈现，“没问题不代表就好。事实上，杨飞在教学上一直表现平平，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
200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名张姓同学选修了杨飞的课程。她印象中的杨老师，“上课从来不点名，哪怕来的学生不多”，“上课没有教材，讲义都是自己写的，每次几千字，上完课就会分发给我们。”
她说，自己挺喜欢杨老师，觉得他“与别的老师有些不同”，“他讲话很直，有时会一些现实，讲课联系实际，比如，会要学生预测沪指的，然后让写原因，纸条被收上去，如果跟最终结果相吻合，他会给高分。”
她没有对杨飞是否是一名好老师做评判。“因为好老师的标准是多元的，他的学识涵养、讲课方式等等，都应该是评判条件之一。我只能说他的讲课方式是学生欢迎的。”
这名同学打算在新学期继续选修杨飞的管理学课程。然而，她没有在选修课课程名单上看到杨老师的名字。
同样没有看到杨飞名字的，还有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一名老师。他跟杨飞一起参加学院的羽毛球训练，在训练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杨飞，他觉得很奇怪，给杨飞打了电话。
当得知杨飞被转岗图书馆，他说，自己“吓了一跳”：“我们一直都了解他从不发表论文，但到最后时刻还是没有补救，让人吃惊。”
他说，杨飞作为一名，教学应该是合格的，“至少没有学生投诉说他课上得不好。”
类似的电话渐渐多起来，让杨飞“感到和厌烦”。这其中还包括知道内情的同事。杨飞说，这些同事几乎都以相似的口吻问，“你怎么就转岗了?不就一篇论文的事吗?”而他。
论文
由于执教期间没有发表一篇论文，他被学院领导喊去谈话，“领导说，给你最后两个月时间。”这样的谈话前后总共进行了三次，领导言辞一次比一次“不留情面”。
一贯淡定的杨飞“坐不住”了。
那篇热传的名为“致工管院的朋友们及湖南大学教研同仁的一封信”的长微博，早在2013年7月份杨飞接到湖南大学人事处电话的当晚，他就坐在电脑前开始构思了，最终洋洋洒洒写了8000字。
最开始，他打算将信件寄给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让教育部的官员们看到高校教师考核目前存在的弊端”，但他又觉得，“不一定看得到，看到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这个问题已经不新鲜了”。
后来，他又想过把信寄给校长，又觉得“太”。
“我已经碰壁太多。”他说。早几年前，他在国内考驾照，全组7个人商量掏钱买烟给教练以求顺利过关，他不干，因此被。
2013年9月份开学，同事们都陆续开始上课，母亲也开始询问他，“怎么没见你备课?”
越来越多关心他的同事也在打电话询问，杨飞觉得自己的解释很无力，“对，就是被转岗了”，“为什么不写(论文)?因为嗨。”他叹口气，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
事实上，早在今年3月份，他就已经预料到了。由于执教期间没有发表一篇论文，他被学院领导喊去谈话，“领导说，给你最后两个月时间。”
这样的谈话前后总共进行了三次。杨飞注意到，领导言辞一次比一次“不留情面”。
为保住岗位，杨飞也急了。他通过学校出版社的朋友，先后找过4家，3家省外的，1家省内的，其中3家都是一般期刊。杨飞说，自己心想问题应该不大。
但这4家在收到他的论文《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综合分析》和《真实的谎言论一切低碳经济学都是“纸老虎”》后，回应都是：达不到论文发表要求。
有编辑跟杨飞说，“如果要发表，可能需要交些版面费”。
“文要交钱”，这佐证了杨飞此前的判断。“论文要发表，就要交钱，这不仅在同事间司空见惯，连本科生都知道毕业论文淘宝上有卖。”他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行贿”，。
然而，对于杨飞“论文”质量的质疑，在他发布长微博的第二天就开始了。杨飞应网友要求将论文贴了出来，并注明是“科普版”。但引来质疑无数，评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文章不仅缺乏严谨论证，甚至连论文的格式都没有，“即使是科普类文章，也要有论据，而不是假大空似的自说自话。”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剑、美国斯坦福教育学院硕士黄斌认为这篇“论文”缺乏最起码的专业水平，“实在太烂”。
杨飞说，“我一直承认我论文水平不行，如果真的优秀，那我可以拿去国外期刊发表，那边不要钱。”同时，他承认，全国高校包括湖南大学，依然有大批潜心科研、并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同仁，比如，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贺川生，界哲学期刊《综合》上发表的论文，就破解了“罗素百年难题”，给逻辑语义学界做出了“实质性贡献”，“这些同仁，都常值得我尊敬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那篇博文只是揭露部分存在的问题，在表述上还是有失严谨。”
真格
2011年湖大教师的科研考核标准公布，杨飞在“部分达标”之列，他需要在最后的两年时间里，完成学校对论文发表的任务要求，即两年发表一篇论文。
然而，不是所有同仁都是贺川生。在湖南大学，跟杨飞有类似情况的，不在少数。
2011年8月，湖南大学在官网上挂出招聘启事，公布145个教学科研系列岗位，全部面向校内外公开招聘。这也意味着，只有符合一定教学、科研条件的教师才能被聘任教学科研系列岗位，不符合的，只能转岗或低聘。
其中，考核的主要标准之一是教师的科研情况，比如具体到教授，需“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1项”、年均科研经费不低于1万元或5万元、发表论文6篇(重点期刊是2篇)，副教授和的要求，依次放低。
同时，学校为一些部分达标的教师设立了过渡聘任期，督促他们在过渡期内提升教学、科研履职能力。
杨飞在“部分达标”之列，补救的措施是：他需要在最后的两年时间里，完成学校对论文发表的任务要求，即两年发表一篇论文。
湖大动了真格。那些没有过渡期的教师，直接面临解聘、转岗或低聘的命运。2012年7月，湖南大学共解聘22人，转岗和低聘90人，辞聘23人。其中低聘的人员中，有不少是教授和副教授。
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唐珍名解释，“全国总共只有39所985工程高校，80%以上是研究型大学，湖南大学作为其中之一，对教师确有一定的科研要求。”
他说，学校对于“花钱文”的现象也深恶痛绝，在考核过程中，虽做不到百分百的甄别，但会有所。与此同时，他说，还是有很多教师的确在科研方面付出了很多，并在重量级的权威或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杨飞不能一打翻一船人。”
尽管杨飞承认需要某种评价体系，以客观认定大学教师的科研教学水准，但在他看来，“挣扎在象牙塔内，很多高校教师感到身心俱疲。项目、课题、考评、指标、论文、职称，几近构成了卧龙岗上的散淡人生活的全部，是一个老师全部的脸面。更重要的，这些也意味着更好的待遇、平台、荣誉和资源。”
“但总有一些人，不愿为此”，杨飞说他并不是“第一个发声的人”。
他熟悉的名字，包括西北大学的谌洪果、海南大学的张江南、湘潭大学的李开盛以及浙江工商大学的徐斌等。
2012年的第一天，时为湘潭大学副教授的李开盛通过一份声明公布自己的决定：不再申报和参与各级社科基金课题。
他承认课题制存在的意义：可通过资金支持的方式，为学术的产生和出版提供径，是促进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
“但是，它已经由本来的学术创新推进剂变成了一个拦石。”由于硬性评价指标的存在，课题的级别和数量而非内容和质量，成为越来越多的教师、学科和高校的追求目标，杨飞认为，“当一个教师或研究人员被置于课题这个指挥棒之下时，他很可能再也无法静下心来去读他所想读的书，也无法不受外部干扰来十年磨一剑，思想的火花慢慢缺氧，最终被窒息。”
去留
杨飞说自己在科研方面可能不是最专业的，但如果同学们愿意听课，课后又能成为朋友的话，这不妨碍他成为一名好老师。
在考虑一番后，杨飞还是决定把信件通过微博形式公之于众，算是给同事们一个交代，也为自己一点颜面。
他说，私下里，不少同事其实也对论文买卖现象嗤之以鼻，但具体到自己的利益，愿意站出来说的人不多，“我没结婚，父母也不需要我多操心，我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我敢。”
微博最早只在几个同事之间。杨飞说，微博发出去当天，就有同事打电话给他，说他“说出了大家想说不敢说的话”。
但是，也有同事杨飞，说他“这种论调对于潜心科研、论文发表途径正当的人不公平”。微博中，杨飞提到了一个被调任中科院的前同事，这个同事打电话给杨飞，大发脾气，说他“了同事，太坑爹”。
“我唯一的压力就是来自这里，我也在想，是不是真的了他们?”杨飞说，为了保险起见，他的信件中没有提任何小系统的名字，包括那位前同事，他都没有点名，他无意谁。微博之广让他意外，但心情却是“喜忧参半”。
开学已经月余，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课程名单上已没有了杨飞的名字，而去图书馆的同学，也找不到这位杨老师。杨飞说，他还在等人事处的最后消息。目前为止，学校领导还没有人找他谈话。
父母都是高校退休教授。两位老人都不上网，杨飞写的微博他们看不到，也无从知道儿子发生了什么。杨飞说，不管是离职还是去图书馆上班，他都觉得可能是对二老的。
杨飞曾问过教授母亲一个问题，“你编过教材、写过论文，对数学的贡献在哪里?”母亲答不上来。杨飞有话想说却没狠心说出口，“教材和论文都是白忙活。”
这个喜欢摄影和写作，曾在《国家地理》等多本刊物上发表图片文字的老师说，“在科研方面我可能不是最专业的，但不妨碍我成为一名好老师。我热爱教学，如果同学们愿意听我的课，课后又能跟我成为朋友的话。”
他和朋友合伙在山上购置了一块土地，打算建个休闲农场，那是他向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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