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水滴筹案冲击主流财政学的“非市场即政府”的思维逻辑，除了理论传承因素外，信息采集、传输与运用模式也是财政学逻辑形成的重要原因。信息网络技术改变主流财政学的市场失灵分析逻辑，拓展了市场交易广度与深度，更加重要的是，它激发了社会互助互惠交换机制潜能。为了利用和适应信息网络技术发展，财政学家需将社会互助互惠交换功能纳入财政理论框架，对市场交易、社会互助互惠交换和政府转移交换三种资源配置机制进行再平衡来重构财政学，尤其是重新界定财政边界和精准财政转移。
[关键词]信息网络信息模式社会互助互惠政府转移
一、案件简述与其所涉及的财政问题
水滴筹案对于不同背景的人来说关注的焦点不一样。2019年11月，全国首例因网络个人大病众筹求助引发的纠纷在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宣判。一审判令，筹款发起人莫某违反约定用途将筹集款项挪作他用，构成违约，全额返还筹款153136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莫某违约使用筹款被举报后，2018年9月，“水滴筹”向北京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莫某返还全部筹集款项153136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2018年8月31日起的利息。法院审理查明，莫某除在“水滴筹”筹得的款项外，还先后在其他慈善基金会内获取8.88万余元的资助款。莫某因未披露真实情况，将筹集款挪作他用，法院令其返还筹集款，并支付“水滴筹”自2018年8月31日以来的利息。媒体报道，莫某已经履行法院判决。
此外，朝阳区法院还同时向民政部、北京水滴互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水滴筹公司)发送司法建议，建议健全规范，完善资金监管使用，推进相关立法，加强行业自律，建立网络筹集资金分账管理及公示制度、第三方托管监督制度、医疗机构资金双向流转机制等，切实加强爱心筹款的资金监督管理和使用。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水滴筹案就是一个普通民事案件，然而，水滴筹以市场化的网络平台进行众筹来帮助病患，实现社会互助济困，引发了人们对于政府财政范畴的思考。这个案例涉及政府职能以及财政范畴的讨论就是由于其网络平台经营注册、日常经营监管和司法服务等，政府财政没有直接介入社会救助。在信息网络时代，信息传递便捷和信息不对称的平台纠错机制使得传统社会和市场领域的信息问题得到较好缓解，不再需要政府直接介入。水滴筹平台的经营模式使得外部性明显的传统社会救助领域可以市场化运作，不需要政府直接营运。具有公共产品共享特性的网络平台使得参与者之间没有排他地实现共享，这意味着借助信息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特性的平台不需要政府营运，市场主体可经营。这些对以公共财政为主流的财政学理论是一个巨大冲击，因为其所涉及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公共产品的共享性并没有引发市场失灵，也不需要进行直接政府干预而产生相应的财政行为。
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英美主流财政学将市场失灵作为政府干预和实施财政政策的出发点，并将市场失灵主要归罪于外部性、公共产品共享性与非竞争性、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和垄断，这种理论分析的逻辑性和现实解释力在网络化时代受到了挑战。信息网络时代，所谓市场失灵的原因需要重新解析，李俊生(2014)[1]、李俊生和姚东旻(2016)[2]曾经批判主流财政学在市场失灵与政府财政关系上“乱点鸳鸯谱”。水滴筹案表明，社会救助通过水滴筹市场平台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引发市场失灵的因素，让社会互帮互助的互惠关系在水滴筹市场网络平台上得以实现。社会互助与市场网络平台解决了主流财政学需要政府干预及其财政行为介入的社会问题。在现代经济社会环境中，主流财政学的市场失灵还存在吗?市场失灵依然是财政边界吗?政府财政需要覆盖所有市场失灵领域吗?水滴筹案是实际事例，也不会是孤立案例，它不仅仅提醒财政学界须将社会互惠关系和互助功能重新纳入财政学分析框架，更加重要的是，它促使财政学界重新思考市场失灵与财政边界问题。个体解决问题并不仅仅依靠市场交易与政府救助这两个机制，大量个体问题可以依托于社会互惠关系及其互助功能来解决，这在我国尤其明显。个人问题解决往往先通过社会互助关系和市场交易，政府机制往往是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社会互惠关系及其互助功能一直是个体应对问题的重要依托机制，比市场机制还要古老，也早于政府财政转移救助机制。遗憾的是，宏观经济学与主流财政学放弃了社会互惠关系中存在且行之有效的互助机制，构建了市场与政府二维理论体系。英美主流财政学将市场失灵作为起点进行政府干预而形成财政理论体系，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则批判政府失灵①并发展出回归市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市场与政府二维世界里，找平衡、兜圈子的财政学无法应对像财政赤字这样的财政理论与现实困境，忽略社会互助功能的财政理论缺乏现实基础，导致市场与政府关系扭曲，进而使财政越位和缺位(严维石，2020[3])。
二、基于信息网络视角的主流财政学批判和修正
经济学与主流财政学都在市场与政府的两维世界里寻找两者的平衡点。水滴筹案凸显了社会互助的自发性，社会互助救济所需的社会同情从来没有泯灭。信息网络不仅仅改变了市场边界(张旭昆，2019[4])，也改变了社会互助的功能空间。群居生活的人们已经进化出利他互助的生理机制。德奎尔万和费切巴赫等神经科学家论证了为惩罚破坏社会规范很多人自愿承担相应的成本(DeQuervain，2004[5])。演化模型和经验证据表明，此类利他主义的惩罚是人类合作演化中的决定性力量。通过PET技术，他们研究了在经济交易中对背叛者利他主义惩罚的神经生理基础。将不减少支付的象征性惩罚与减少支付的有效惩罚情况对照，对社会规范维护者脑扫描显示，对背叛者的后一种惩罚更加激活维护者的背侧纹状体，背侧纹状体负责处理回报。而且，背侧纹状体活跃的维护者愿意承担更多利他成本，惩罚背叛者所得到的满足通过维护者的背侧纹状体激活来体现。社会同情和互助机制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水滴筹案表明，信息网络技术已经拓展了社会互惠关系及其互助功能的边界，使其从原来的天生社会同情与互助局限于社区等局域扩展到全国等更大空间，表达社会同情的扶危济困借助信息网络发挥着更大作用。局限于社区等局部空间的社会互助容易被熟视无睹，被信息网络拓展的社会互助功能就不能再被财政学忽略，而理应进入财政学分析框架。它是市场以外社会横向联系的重要纽带，是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途径，信息网络技术将这种横向联系向更广的空间拓展。也许有一天，网络时滞消失将使社会互助机制不再受以前的时空限制，其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一)主流财政学的“非市场即政府”逻辑
主流财政学的分析逻辑是，市场失灵就需政府干预，也就是说，市场不能有效运行的领域就由政府干预和财政介入。这种分析逻辑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主流盎格鲁·萨克逊财政学承接经济学的市场与政府两维认知。直到现在，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依然坚持这样的两维认知，并据此构建了相应理论及其模型来分析经济问题。不同经济学流派仅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平衡程度上有所不同。凯恩斯学派从来不避讳政府干预，它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曾经似乎有效的干预历史使得该学派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有恃无恐，政府职能和财政边界不断扩大。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和财政扩张摆脱不了的梦魇，20世纪的滞胀让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风光不再。后来，新古典经济学逐步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其实，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回归古典经济学的重视市场传统，反对、至少不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和财政边界扩张。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在市场与政府干预间相互借鉴，不断寻找平衡。主流财政学自认为是经济学的一部分，接受经济学分析逻辑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大陆财政学的市场与政府关系传统影响主流财政学。财政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就是从大陆财政学到盎格鲁·萨克逊的主流英美财政学(张旭昆和赵静，2019[4])，它们对财政理解有分歧，但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一脉相承，主流英美财政学传承大陆财政学的市场与政府二维认知。至于大陆财政学为什么形成市场与政府二维认知，大陆国家脱胎于欧洲封建割据社会，政府强力干预有助于国家融合一体，打破原有割据状态，避免任由社会互动促使原有割据固化。政府介入社会领域将公众视线引到政府政策与管理，政府财政转移机制逐步取代传统社会群体互助交换，割据状态下形成的有力社会机制在强大政府干预与财政支持面前渐渐消融，原有封建诸侯和贵族的影响力不断下降，有助于民族国家融合和发展。
三是信息缺乏和较低的信息效率是财政采取市场和政府二维认知的重要因素。信息网络技术之前，信息采集、传输与甄别运用的成本与时效性制约了社会互助互惠功能的发挥和效果。在强大的政府及其财政行为面前，社会互助效能因信息效率低下而表现不明显，进而在理论构建和实践中被忽视，这可能也是早期大陆财政和英美财政采取市场与政府二维认知逻辑的原因。政府转移替代社会互助的时效性也让曾经在无政府社会存在的互助互惠功能不受重视，也掩盖了政府干预的后果。
财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使得财政学形成了市场与政府二维认知，而且不断固化，以至于财政理论和实践创新总是局限其中，很难进行治本性财政创新(李玲，2019[6])。显然，巨额财政赤字正是这种二维认知和市场失灵误解的必然结果(严维石，2020[3])。
(二)信息网络技术消释市场失灵的基础
主流财政学将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视为市场失灵，这种解读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方面市场失灵意味着市场相关机制不能修复。如果市场主体创新和机制完善可以使市场修复资源配置功能，那么市场失灵实际是市场自我完善和修复的时机与窗口。对于这种所谓市场失灵的政府干预将破坏市场自我修复和市场主体创新的机会，进而影响市场主体对市场理解和认知的升华，延缓公众市场认知水平的提高。经济环境变化都可能使原先无效的市场变得有效，市场机制演进和完善需要时间，在此过程中，市场配置效率有起伏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市场在实践运行中发展完善。主流财政学以市场失灵为由进行政府干预和财政行为，但市场机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发展完善过程中，科技、产业和环境的变化需要市场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张昴和王一鸣，2019[7])。企业家的创新、市场法律制度调整和社会市场适应性都需要时间，市场不会一直天然有效。市场机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在运行实践中发展完善的，一旦政府代替市场干预所谓的失灵领域，这个领域很可能永久市场失灵了。比如，像水滴筹平台从事的社会互助会被经济学和主流财政学依据外部性或者信息不对称和公共产品等原因将其判定为市场失灵的领域，但企业家通过经营模式创新将其经营成市场有效的领域。进一步讲，随着科技和经营模式创新，原来一些市场效率低下的领域可能成为有效市场的新天地，政府开放这些领域，鼓励企业家进行创新，有助于精简政府和提高财政效率。
主流财政学以市场失灵作为政府干预和财政行为出发点，并对市场失灵进行似是而非的归因。所谓外部性、公共产品供给、信息不对称和垄断四大主要原因不必然导致市场失灵。
首先，外部性是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造成市场效率下降的成本或收益外溢。也就是说，因技术和经营模式等原因，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收益与成本出现不对称。社会成本超过经营个体成本即为负外部性，社会收益大于经营个体收益则为正外部性，主流财政学将外部性视为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市场调节让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过度供给，而具有正外部性的商品供给不足。水滴筹平台免费为患者众筹医疗费用，这是典型的正外部性服务供给，但公司通过经营模式创新，使参与社会救助众筹的注册会员构成一个很大群体，其本身就拥有保险产品不小的市场，也是该平台的宣传者。在会员及其宣传中，平台通过推销商业保险获得收益。具有正外部的公益众筹和商业保险推广创新融合的经营模式不仅可以使市场有效运行，而且不需要政府直接介入而增加财政负担。至于像污染这样负外部性的情况，公众参与和媒体监督是遏制负外部性的有力机制。信息网络时代公众参与将使得经营者将生产经营成本转嫁给社会变得很困难，试图转嫁可能会付出更高代价。公益性环保组织、网民和媒体努力让不少环境污染案件曝光，对相关企业和个人的震慑是不言而喻的，这减少了环保执法成本和财政开支。国有企业环境污染也许是主流财政学关于负外部性进行政府干预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在信息网络时代，经营模式创新、公众参与和媒体监督等经济社会机制抑制外部性引发的市场失灵也无须由政府代替市场而扩大财政边界。
其次，公共产品市场供给不足。相对于私人产品，公共产品通常具有共享性和非竞争性特点，市场竞争机制似乎对公共产品配置不那么有效。这里涉及产权界定问题，公共产品之所以市场供给不足源于产权界定成本比较高，缺乏有效收费机制。其实，很多先验被认为是公共产品的商品与服务实际不具有公共物品特性(Rosolino和Candela，2019[8])。信息网络技术发展使得相当一部分公共产品的产权界定更加便捷，实时数据信息采集与传递成为可能而且电子数据留痕可追溯，通过远程监控系统能更加便捷地经营管理公共产品，这样一来公共产品的共享性就不必然导致肆意侵占与免费使用。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基础上的自助式缴费使得收费机制成本大幅度降低。而且，公共产品信息网络化经营管理可以形成海量数据信息，据此可以分析这种产品的需求规律，可以改善公共产品经营管理，提高效率。随着界定产权的技术进步和公共产品灵活定价及收费机制的完善，市场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并不突出。收费公共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运行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共设施不足。部分公共产品供给的国有企业逐步市场化改革从一个侧面表明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的。另外，经营模式创新和公共产品附属业务拓展有助于提升公共产品经营利润空间，推动其市场化经营(姜晨和赵兴华，2019[9])。
再次，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是市场的共生体。这些信息特征一直伴随市场运行，本身不会长期阻止市场有效运行。而相应的经济社会机制创新不断应对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它们不是阻碍市场有效运行而是刺激企业家创新。网络信息技术有助于缓解市场主体间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信息搜索更加便利，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和数据追溯系统帮助消费者跨越其与生产者之间关于产品信息的鸿沟。电商平台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使得卖者与买者交易记录被储存，相关信息有助于各方追溯，抑制利用这种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的机会主义行为。张五常对科斯定理的解读表明，信息完全对称会让政府计划管理有效，市场没有优势，界定产权毫无必要。也就是说，市场面对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能发挥其优势，相对来讲，市场是一个节约信息的机制。传统的经济社会机制和创新性制度安排有助于市场缓解信息问题，同时，利用这些信息特征衍生发展很多相关产业，在市场有效运行中扩展，比如法律、会计、保险和各种中介服务等。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阻止市场交易可能是相应的机制没有建立，或还没有完善，企业家的创造性经营模式可以缓解信息问题，相应的市场交易可以进行，况且，政府替代市场也会面临信息问题。
最后，垄断曾经是经济理论和实践非常关注的问题，然而近年来，随着技术变迁和世界市场的融合，垄断不再像工业经济时代那样受到关注。反垄断只是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之一，依托于规模化经营的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很少演变成卡耐基和洛克菲勒时代的破坏性垄断，新闻开放和媒体监督使得那样的垄断失去存在的土壤。信息网络技术已经使一个社会开放程度更加深化，个体采集发送信息的能力前所未有，企业垄断的破坏性很难长期掩盖。企业大规模经营的经济效益有助于其技术和产品创新的研发投入，也可能更加便利于消费者，其社会收益更好。各国反垄断更多针对外国企业而非国内企业，这表明各国政府监管层对垄断态度的变化。
综上所述，信息网络技术消释了原先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外部性、公共产品定价、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和垄断在信息网络时代不再像原先那样阻碍市场有效运行。信息网络改变市场失灵的技术条件，使得一些曾经认为市场失灵的领域市场化经营成为可能且有效(张旭昆和赵静，2019[4])。再加上企业家经营模式创新和公众认知水平提高，曾经的市场失灵领域可以成为企业经营与市场化运作的空间。水滴筹平台的经营实践不仅仅启发关于市场失灵及其相关财政问题的思考，更加重要的是，它唤醒财政学界遗忘的社会功能，社会互助互惠交换是市场交易和政府财政转移之外的一个重要资源配置形式。解决财政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需要将社会互助维度纳入视野和融合到分析框架。
(三)构建市场、政府与社会三维财政理论框架
水滴筹案涉及市场、政府和社会三个层面。众筹救助病患是社会互助，是社会公众之间出于社会同情的守望相助，不同于市场交易，也不同于政府财政转移救济。水滴筹平台依赖于向会员推销各种保险公司合作保险产品获得收入，同时作为众筹平台筹集资金帮助特殊个体摆脱困境。政府及其财政则是提供市场和社会运转的基本监管和法律服务设施。当然，此案显示，信息网络技术节约信息成本不仅仅增强了市场交易功能，也扩大了社会互助的地理空间。大陆财政学和主流英美财政学坚守“非市场即政府”的理论在信息网络技术时代不合时宜了，轴心改变的时代需要与其相适应的财政理论，大陆财政学被英美财政学取代也因时代轴心改变(严维石，2015[10])。在网络技术时代，人和其它要素的流动更便捷，资源共享与竞争并存。社会互惠与互助空间已经不再局限于社区与单位等狭隘地域，信息网络帮助我们与更多志趣相投的海内外人士组成朋友圈，形成超越地域的互助互惠社会群体。
1.三维经济社会交换。
群居的核心是交往与交换，克服个体技能单一性局限。非法获取在法制社会受到抵制，合法交换方式不外乎三种:市场交易、社会互助互惠交换和政府转移交换。这三种不同交换方式发展史不同，其自身机制不同，其效果和影响也不尽相同。在各自领域里，它们都发挥着各自的交换功能。
首先，市场交易是已经被实践证明的有效交换方式。市场交易是历史悠久的交换方式，买卖双方在交易中各取所需资源而进行交换。逻辑上讲，非胁迫性市场交易会使得交易各方都从中获益。然而，并非所有交换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方式高效进行，市场交易需要产权明晰，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与产权理论表明，明晰产权是有成本的。巴泽尔(1997)[11]将交易费用定义为界定产权的成本，交易费用过高的情况下界定产权来交易就是不经济。市场交易通常银货两讫，其跨期与长期交易的优势不明显，因信息问题可能引发机会主义行为(严维石，2013[12])。因此，为了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一些复杂交易通常需要履行繁杂交易手续，也需要付出相应成本，比如保险和担保等。
其次，社会互助互惠交换是社会群体间的互惠行为，这是人类群居以来的古老交换方式，不同于市场交易，它不需要支付等价，也不需要复杂交换流程。这种交换强调互惠性，不在意对等性，施惠者和受惠者自愿加入这个群体，一次行为的受惠者会成为下一次行为施惠者。参与社会互助互惠的个体施惠过程中对受惠者的遭遇感同身受，自发的社会同情本身就是一种回报。小群体互惠行为机理涉及复杂的生理、心理和行为机制(严维石，2016[13])。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小群体逐步摆脱社区和单位等地理空间束缚，水滴筹平台众多注册者参加的社会救助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区域。更加重要的是，这种互助互惠群体内的个体可以很好地解决个体理性的信息困境，抑制信息不完全不对称可能引起的信息问题(严维石，2013[12])。信息、知识与技能交流在群体内不会因机会主义行为受阻，交流互鉴比较顺畅。社会互助互惠交换既实现资源交换，也达到情感交流;也不同于其后的政府转移交换，个体享有群体的社会互助互惠交换收益，也自愿履行相应的责任，个体间互动交流中表达感恩与回馈社会。社会互助互惠交换特有信息传递机制能很好地缓解信息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促进市场交易和个体学习交流，进而减少政府干预和财政压力。显然，社会互助互惠交换也有助于社会融合和凝聚力提升。
相关期刊推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创刊于1981年，是由中央财经大学主办的综合性经济理论刊物。为中国经济类核心期刊。作为财经类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本刊属于财经类社科学学术性期刊。主要刊登财政、税收、金融保险、财务、会计、济经管理、经济法等财经类理论研究和实践等方面的学术论文、课题研究成果、调研报告、会议综述等及有关国外财经方面的著文等。荣获2002年北京高等学校社科学报一等奖。
最后，政府转移交换是通过政府系统征收后转移给接受者，被征收者义务性付出而接受者因特殊原因获得的交换。这种交换特殊性在于，征收者和接受者之间没有关联，征收者不知道也不关心自己被征收标的给谁了，接受者也不知道接受的所得来源于谁。两者间不形成互动，也不可能有情感交流。这样，接受者既不需要像市场参与者那样为获得支付等价，也不需要像接受社会捐赠需要获得同情。除了人道主义需要外，政府转移交换会挫伤个体的积极性，鼓励不劳而获。建立高福利制度是饮鸩止渴，财政支持的高福利已经变相地成为这种政府转移交换的一部分，财政难以为继，经济发展受到掣肘。政府财政陷入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泥潭是一种国际普遍现象，发达国家改革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来摆脱财政困境努力举步维艰，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步入发达国家后尘。
2.信息网络技术对三维机制进行再平衡。
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已经深刻改变着人们生活，对前面分析的市场交易、社会互助互惠交换和政府转移交换的三维机制影响不尽相同，它也可再平衡这三个机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范围和程度。
首先，信息网络技术能拓展市场交易的广度与深度，扩大市场交易边界。其所产生的影响包括:一是扩大市场交易规模。各种电商平台不仅极大地方便了消费者搜寻商品与服务，节约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而且让地域性产品变成全国性，甚至全球性商品。远程网络与视频系统已经降低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地理距离的阻隔作用，减少中间环节，不仅有利于消费者，也惠及生产者。二是抑制各方机会主义行为，深化市场交易。消费者、生产者和快递员的相关数据保留平台，有助于有关各方进行产品质量与责任追溯。平台交易数据电子痕迹与评价系统抑制各方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交易双方可信度，一些无品牌的商品与服务可以进行市场交易，就像淘宝平台上的许多商品。三是交易数据与客户评价直接反馈给生产者，有利于改进生产与服务和强化市场交易。生产者和供应商可以根据消费者交易数据信息和评价，了解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和期望。这样一来，生产者与供应商就可依据客户数据与评价改进生产与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刺激进一步的市场交易。
其次，信息网络技术能扩大社会互助互惠交换的空间。水滴筹案显示，信息网络技术不仅仅推动及时高效的社会互助互惠，也能让这种互助互惠行为摆脱地理区域的限制。传统上，社会互助发生在社区、亲朋和单位同事等小群体范围内，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这样一来，社会互助互惠能力受到一定限制，无论是施惠者还是受惠者，信息网络技术扩大了社会互助互惠的覆盖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技术使得社会互助互惠行为的成本更低廉，运作更规范，更高效。借助市场化的网络平台高效完成社会互助众筹，水滴筹平台经营模式实现了市场交易和社会互助互惠交换的互动融合，相互促进。社会互助的众筹全过程电子化信息痕迹约束着有关各方，随着相关技术发展和运作制度规范化，社会同情救助行为将得到进一步释放，社会交流和社会生活得到加强。另外，此案发生的全过程中，政府提供一般企业监管和相应的民事司法服务，没有额外的财政负担。对于目前各国承担巨额社会保障支出的财政现实来说，此案对“非市场即政府”主流财政学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政府及其财政究竟应该做什么?其边界在哪里?
最后，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可精准实施政府转移交换，避免破坏市场交易和社会互助互惠交换。信息网络技术助推市场交易和便捷社会互助互惠交换，让更多个体参与市场交易与社会互助互惠交换。政府利用信息网络和远程监控技术实施精准政府转移救助，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对贫困家庭的未成年人和失能人员在鼓励社会求助的基础上进行全程救助保障。未成年人的教育和基本生活借助教育系统进行全流程帮扶，避免家庭变故影响其教育与基本生活。失能人员可依托社会救助机构进行救助，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或者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参与其中，提高政府救助效率。另一方面，对于游离在市场交易和社会互助互惠之外的个体则需要政府提供公益性岗位或者购买培训服务方式帮助其重返市场与社会，发挥其劳动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清理现存的各种社会保障与救助制度，区分社会保障与政府救助，让社会保障脱离财政独立运行。这样能提高经济社会配置资源的效率，减少政府转移交换的负效应和财政压力。——论文作者：严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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