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中国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显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对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短期内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长期则表现为倒U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
[关键词]协同集聚;城市经济效率;“本地-邻地”效应;空间异质性;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一、引言
纵观世界城市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两种现象：一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依赖传统重工业的城市，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严重衰退，如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德国鲁尔区、奥地利斯太尔冶金工业群等;二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政策重新得到审视，并得出过度发展服务经济会为经济危机埋下隐患的结论。其实，早在1890年，Marshall就指出依赖单一产业的地区容易走向萧条，世界范围内繁荣的大产业区早已形成“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双轮发展模式[1]。在当今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和疫情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优化经济结构并实现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有效的动力，成为这一阶段需要关注的战略核心点。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实现产业链升级的有力支撑，具有专业性强、创新活跃度高等特点，正悄然改变着全球产业的发展秩序。因此，如何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有机结合，通过二者的协同效应实现“双轮驱动”的现代经济发展，成为我们必须深思的问题。
城市经济效率是判断城市产业组织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有序的产业组织结构不仅能够强化城市的集聚经济，更能促进经济系统的优化与城市运行效率的提升。如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趋势明显，产业间相互融合渗透的动力日渐增强，正逐渐成为各国实施“双轮驱动”发展战略的制高点，推动着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到底是如何影响城市经济效率的?其内在的作用机制怎样?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内作用效果的差异性如何?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背景下，如何通过产业的协同集聚来促进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对于革除循环“孔隙”的堵塞因素，打通循环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明确其作用效果，以期为实现产业协同集聚下的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献计献策。
二、文献综述
截至目前，学术界关于产业集聚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仍未形成共识。大多数学者认为，产业集聚是一种有效的资源组织形式，能够显著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BrulhartandMathy，2008;刘修岩，2009)[2，3]。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集聚对经济效率的“无用论”甚至“抑制论”。Andersson(2004)[4]指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几乎未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任何作用。更细致地，有的学者认为产业集聚与经济效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孙浦阳等，2013)[5]。还有一些研究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惠炜、韩先锋，2016)[6]或制造业集聚(张平淡、屠西伟，2021)[7]的角度分析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不难发现，对于产业集聚是否能够促进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仍存在争议，且研究视角较为单一，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为切入点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缺乏对于“本地-邻地”空间效应及其空间异质性的深入分析。
Ellison和Glaeser(1997)[8]突破单一产业集聚的视角，率先提出“产业协同集聚”一词，认为相互关联的产业也可以在空间上实现有机布局，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产业协同集聚机制的研究，国外学者已做出了相对成熟的解释。不同产业之间究竟为何能够形成协同集聚，最先分析其决定因素的是Venables(1996)[9]，其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将产业协同集聚纳入垂直关联模型(CPVL模型)的分析框架，并从市场邻近度、产业关联与交易成本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这三者是影响产业协同集聚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围绕中心-外围模型进一步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机制。Koh和Riedel(2014)[10]建立了两国三部门模型，通过产业间的水平关联分析，得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在空间上形成协同集聚的结论。截至目前，学术上已经形成需求遵从论(Macpherson，2008)[11]、供给主导论(EswaranandKotwal，2002)[12]、产业互动论(Preissl，2007)[13]以及产业融合论(Cui，2012)[14]四种产业间的互动关系，佐证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在空间上形成协同集聚。目前关于产业协同集聚形成机制的研究已相对成熟，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是关于产业协同集聚影响效应的研究，目前研究相对匮乏。张虎等(2017)[15]通过研究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效应，得出中国产业间关联程度较弱，但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结论。唐晓华等(2018)[16]基于耦合的视角，测度了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性，结果表明，二者的协调度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这些学者的实证方法偏向于静态，伴随着产业集聚的转移，集聚效应的大小和方向都将发生改变，从而改变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如何从中长期来把握集聚的整体影响，还需要重点关注。蔡海亚和徐盈之(2018)[17]探究了产业协同集聚、贸易开放与雾霾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渗透发展，有利于引导贸易向质量型转变，从而改善雾霾污染。纪祥裕和顾乃华(2020)[18]实证分析了协同集聚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协同集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了城市创新。可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真得能够协同集聚吗?这些学者的研究忽视了微观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对于市场的选择，因此，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还需考虑微观主体的空间类分与选择。
综上，尽管当前不乏产业集聚对于经济效率影响的探讨，但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局限条件的讨论上仍存在一定的缺憾。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三个方面。第一，突破单一产业集聚的研究局限，基于“本地-邻地”效应，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同时，在理论机制上按照集聚理论的时间发展线索层层递进，由浅入深地论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更为细致地展现二者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效应。第二，在计量方法上，创新性地将静态空间计量模型与包含长短期效应的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纳入实证分析中，不仅克服了传统计量方法掩盖空间交互作用的弊端，而且在考虑时间、空间滞后效应的作用下，详细识别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长期与短期效应。第三，综合考虑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微观主体、中观产业及宏观层面区域的异质性特征，对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效应与长短期效应展开全面分析，为各地区差异化地制定产业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研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离不开对Marshall与Jacbos集聚外部性理论的追溯。不论是专业化还是多样化外部性，大量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均表明，集聚与增长相伴而生，生产要素的集聚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对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随着分工的专业化，内生于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从中分离，但不同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偏向于知识密集型产业，二者协同集聚不仅能够降低制造业成本与交易成本，而且带来了高端的人力资源储备及营商环境的改变，使制造业厂商能够实时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保证市场的良性互动。同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会进一步加速产业之间的知识溢出，从而盘活城市经济效率。在空间层面，成本关联和需求关联可以实现二者在空间上的协同定位，通过空间范围的联动形成知识溢出效应，也可以缓解地方产业同构、恶性竞争以及“资源诅咒”等困境，使城市经济结构得以优化，城市经济效率不断提升。当然，集聚也会产生负外部性，过度集聚会导致成本上升、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使集聚效应向拥挤效应转变，城市产业的投入产出比降低，致使城市经济效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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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范围城市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涓滴效应与虹吸效应、马太效应与贫困陷阱同时存在，城市是巨大的集聚经济体，因此，在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时，应充分考虑空间溢出与资源错配两种力量。传统区位理论表明，与制造业的区位选址思路不同，服务业企业的“最佳”选址区位是市场潜力较高的地方。如今，虽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带来更远、更分散的市场服务，但以劳动力技能为代表的“非标准化信息”会由于地区距离与差异引起诠释误差，导致其作用的发挥受到较大的局限性。因此，由于技术与要素结构不匹配等原因，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可能会对邻地城市经济效率产生负向作用，只有当协同集聚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正向溢出作用，促进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对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
但是，假设1中Marshall等学者的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假设上，同时也缺乏对规模经济的探讨，局限性很明显。这意味着要在现有产业布局的基础上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达到城市经济系统优化的目的，不仅要考虑空间溢出与资源错配的作用，更要注意到原有的路径依赖与生产要素的充分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后，Krugman将空间因素纳入产业集聚的解释框架，以此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该理论假设一个国家只存在农业和制造业两种基本的生产活动，考虑了以运输成本为主要变量的条件下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时工人分布的情况，并指出长期均衡时制造业为“中心”、农业为“外围”的结构是稳定的。同时，由于规模报酬的存在，集聚的产业存在“区域黏性”，其演化路径易按照特定历史事件的发展趋势进行，不会轻易发生改变。Villar和Rivas(2001)[19]在Krugman中心外围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探讨，研究表明，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会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为区域“中心”、制造业为“外围”的新产业空间布局。所以，在明确的产业政策导向作用下，虽然会吸引相应的企业在城市布局，但短期内难以打破原有的路径作用，生产要素得不到充分调整，这一举措会扰乱原有城市的稳态，短期内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负向影响。此外，城市的主导者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主体，为了城市自身的发展，往往会将落后的产业进行“战略性”转移，而这一过程会给周围城市带来冗余与负担。然而，当协同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路径依赖性逐渐得到缓解，促使资源在产业之间高效配置，从而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率(车明好等，2019)[20]。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站在生产理论“长期”角度来看，长期内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会得到充分调整，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的局面，形成集约化与高效率的城市要素配置，进而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城市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重新焕发城市经济的活力。可是，如果形成过度集聚，拥挤效应则大于集聚效应，城市经济效率又会表现出下降趋势。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短期内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出U型，但长期表现为倒U型。
Krugman将空间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并没有考虑空间异质性，且“同质性企业”的假设与现实相差甚远。最先将异质性纳入理论模型的是Melitz(2008)[21]，并指出异质性包含外部异质性和内部异质性两个方面。
外部异质性主要是由区位条件所导致的外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企业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从世界范围产业集聚的趋势来看，制造业厂商在考虑到运费、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率先形成集聚，以便与原材料厂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在自然资源禀赋较好、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制造业扮演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客户”，其集聚本身形成的循环累积效应影响着城市的经济结构与活力，从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种高级生产要素作用的发挥，这决定了产业之间能否形成良性互动，即在不同地区产业之间能否形成“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有效的协同集聚。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
内部异质性是集聚的微观个体之间的异质性，空间类分与选择作为集聚理论的前沿问题，为空间异质性研究提供了贴切的参考。空间类分是指企业在进入一个地区前会面临巨大的沉没成本与生产效率的不确定(BaldwinandOkubo，2006)[22]，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下，能力低的企业将无法生存，只有效率高的企业才会与大市场相匹配。因此，一些城市生产效率高并不仅是因为产业集聚的存在，而是由于这一过程伴随着更优质的生产要素，这是空间类分的结果。空间选择偏向于“事后进入机制”，企业根据自身部门性质、产业间的关联程度(Lafountain，2005)[23]等来进行选择，所以在某个特定区域内，只有最有效率的企业才会在此盈利、生存。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类型的企业都适合在某个城市集聚，从而达到一种协同集聚的理想状态。即使是每个地区都能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但地区间企业的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在企业进入与退出市场的动态变化中，不仅集聚效应的大小和方向发生改变，城市的经济效率也相应随着改变，因此会产生不同的短期与长期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长短期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论文作者：张明斗1，王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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