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宠物是唐代女性休闲生活的组成部分,猧子、鹦鹉、山鹊、斗鸡、蝉、蟋蟀等小动物共同丰富了唐代女性的休闲生活。宠物作为娱乐参与者、生活陪伴者和情感慰藉者,在唐代女性休闲生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关键词 ]宠物;唐代;女性;休闲
“宠物”自古以来在人们的生活中担当着娱乐参与者、生活陪伴者、情感慰藉者等角色,是人们休闲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唐代作为中国古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历史阶段之一,人们的休闲生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加之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唐人的休闲生活也呈现出明显的异域色彩,许多源于周边少数民族的“宠物”也随着其他物种的流入而进入中原人们的视野。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唐代女性生活相对开放、多姿,在其休闲生活中,猧子、鹦鹉、山鹊、鸡、蝉、蟋蟀等小动物的身影都有出现。本文即以“宠物”为视角,对唐代女性的休闲生活进行考察,以期对唐代女性的生活有新的认识。
一、“猧子”与唐代女性休闲
“猧子”即狗,是唐代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小狗,它的传入给唐人的精神文化和休闲生活带来了新的乐趣[1]。狗作为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单纯被当作看家护院的工具,而是被当作伴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带给人们许多情感的慰藉,成为人类心灵的守护者。
“猧子”进入中原社会之后便成为唐代女性的贴身玩物和精神伴侣,唐代的各种史料都为我们展示出唐代女性与“猧子”共戏的情形。唐代女性与“猧子”的不解情缘突出表现在诗歌、笔记以及画卷中。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了杨贵妃豢养的“猧子”,在唐玄宗与哥舒翰下棋将输之时扰乱棋局,获取主人欢心的“康猧乱局”的故事:“上夏日尝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于坐侧。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2]559这一故事广为流传,甚至到清代仍有人提及,如,梁清标《望江南》词:“将输楸局倩猧儿,薌泽乍闻时”;吴伟业《观棋和钱牧斋先生》诗:“深院无人看剧棋,三郎胜负玉环知。康猧乱局君王笑,一道哥舒布算迟”;董以宁《蓉渡词》:“小院铜镮双扣,何事堪消残酒?漫拂玉纹楸局子,赌个今宵无偶。半局便知郎欲覆,先逐康猧走。若使白头相守,应是橘中仙叟。一緉态盈娘子袜,输与儿家着否。输罢犹然第二手,好比吴兴柳”等。《簪花仕女图》《唐人宫乐图》等画卷中也对唐代女性养“猧子”自娱的现象进行了直观描绘。中唐周昉所作《簪花仕女图》中,描绘了贵族仕女手执拂尘与两只褐黑色猧子游戏的情形。沈从文对台北故宫所藏《唐人宫乐图》绘制时代提出:“其实妇女衣服发式、生活用具,一切都是中晚唐制度。长案上的金银茶酒具和所坐月牙兀子,以至案下所俯卧的猧子狗,无一例外均属中唐情形。”[3]350从中亦可看出,在中晚唐之时“猧子”作为女性的宠物已相当普遍。
唐诗中有许多借“猧子”抒发女性的思恋和苦闷之情的篇目,这说明“猧子”在女性孤独、寂寞、独守空闺时能给予她们精神的慰藉。无名氏所作《醉公子》是这类诗的代表:“门外猧儿吠,知是萧郎至。刬袜下香阶,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罗帏,不肯脱罗衣。醉则从他醉,还胜独睡时。”成彦雄《寒夜吟》云:“洞房脉脉寒宵永,烛影香消金凤冷。猧儿睡魇唤不醒,满窗扑落银蟾影。”王涯《宫词》云:“白雪猧儿拂地行,惯眠红毯不曾惊。深宫更有何人到,只晓金阶吠晚萤。”元稹在《春晓》中也写道:“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猧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薛涛也在《十离诗·犬离主》中借着对猧子失宠的描写,抒发自己的郁闷之情:“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着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
敦煌资料对于“猧子”广泛存在于女性生活之中的事实也有诸多记述。敦煌曲子词《倾杯乐》云:“观艳质语软言轻,玉钗坠素绾乌云髻。年二八久锁香闺,爱引猧儿鹦鹉戏。十指如玉如葱,银苏体雪透罗裳里。堪娉与公子王孙,五陵年少风流婿。”[4]67《鱼歌子·玉郎至》有云:“帘前,美人睡。厅前,猧子频频吠。雅奴卜,玉郎至。扶下驿骝沉醉。出屏帏,正云起。莺啼湿尽相思被。共别人,好说我不是。得莫辜天负地。”[5]348
正是由于女性对猧子宠爱有加,女主人和宠物狗之间的感情所以亲密异常。受唐代“因果报应”观念的影响,《玄怪录》就记载了一则女性因对其所养的一只名为“花子”的猧子呵护有加,后来得到善报的故事:洛州刺史卢顼表姨常畜一猧子,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为人所毙。后数月,卢氏忽亡。冥间见判官姓李,乃谓曰:“夫人天命将尽,有人切论,当得重生一十二年。”拜谢而出。行长衢中,逢大宅,有丽人,侍婢十余人,将游门屏,使人呼夫人入,谓曰:“夫人相识耶?”曰:“不省也。”丽人曰:“某即花子也。平生蒙不以兽畜之贱,常加育养。某今为李判官别室,昨所嘱夫人者,即某也。冥司不广其请,只加一纪,某潜以改十二年为二十,以报养育之恩。”……后二十年,夫人乃亡也[6]3082。花子化身为女子形象出现,也能反映出猧子与当时女性生活的密切联系。
二、鹦鹉与唐代女性休闲
鹦鹉是一种颜色艳丽、经调教后能言会道的慧鸟。在唐代,鹦鹉与人们的精神生活有一定关系,唐代女性与鹦鹉的关系尤其密切。
唐代宫中盛行养鹦鹉,其来源主要有洋贡和土贡。洋贡鹦鹉主要来源于林邑、天竺、波斯、陀洹、盘盘等国,土贡鹦鹉则多来自陇西、岭南[7]。如此多的鹦鹉为宫中女性的休闲生活增添了许多快乐。天宝年间,岭南进献一只白鹦鹉,养于宫中,颇聪慧,洞晓言词,唐玄宗和杨贵妃称它“雪衣女”,常以近代词臣篇咏授之,数遍便可讽诵。每当玄宗与大臣嫔妃博弈时,皇上稍露败迹,左右侍从就呼“雪衣女”,即刻就会飞到桌上,或用翅膀扰乱棋局,或用喙啄嫔妃和诸王的手,使其无法获胜。后有鹰至,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瘗于苑中,立鹦鹉冢[6]3769-3770。唐代除了皇帝、妃子对鹦鹉情有独钟外,教鹦鹉说话、逗鹦鹉戏乐也成为普通宫女生活的一部分,唐诗对此多有描写,如:“教来鹦鹉语初成,久闭金笼惯认名。”(王涯《宫词》)“鹦鹉谁教转舌关,内人手里养来奸。语多更觉承恩泽,数对君王忆陇山。”(王建《宫词》)“等候大家来院里,看教鹦鹉念新诗。”“碧窗尽日教鹦鹉,念得君王数首诗。”“羡他鹦鹉能言语,窗里偷教鸲鹆儿。”(花蕊夫人《宫词》)“莫把金笼闭鹦鹉,个个聪明解人语。”(吴英秀《鹦鹉》)能言的鹦鹉在给宫女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带来了麻烦,宫女们因此不敢在鹦鹉面前诉说心事,害怕鹦鹉泄密惹来杀身之祸,正如朱庆馀《宫词》所云:“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
唐代民间女子中也盛行驯养鹦鹉作为宠物,以为娱乐。许多唐诗都讲述了民间女子闲教鹦鹉的情形,白居易《邻女》云:“嫔嫔十五胜天仙,白日姮娥旱地莲。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李廓《长安少年行》云:“小妇教鹦鹉,头边唤醉醒。犬娇眠玉簟,鹰掣撼金铃。”芮挺章《江南弄》云:“春江可怜事,最在美人家。鹦鹉能言鸟,芙蓉巧笑花。”崔珏《美人尝茶行》云:“云鬟枕落困春泥,玉郎为碾瑟瑟尘。闲教鹦鹉啄窗响,和娇扶起浓睡人。”寒山《诗三百三首》云:“鹦鹉宅西国,虞罗捕得归。美人朝夕弄,出入在庭帏。城中娥眉女,珠佩珂珊珊。鹦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敦煌曲子词《倾杯乐》亦云:“观艳质语软言轻,玉钗坠素绾乌云髻。年二八久锁香闺,爱引猧儿鹦鹉戏。”[4]67唐代笔记中的记载也生动而真实地反映出民间女子驯养鹦鹉娱乐游戏的情景:陇右百姓刘潜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质。家养一鹦鹉,能言无比,此女每日与之言话[6]3370;安胜业坊霍小玉家驯养了一只鹦鹉,每逢有生人到访,鹦鹉就会大叫:“有人入来,急下帘者。”[6]4007
能学人语的鹦鹉除了能给予女子快乐外,还可陪伴女子左右,听女子倾吐心事,聊慰深闺寂寞。唐诗中经常借鹦鹉来抒发女子的愁闷之情,如窦巩《少妇词》:“梦绕天山外,愁翻锦字中。昨来谁是伴,鹦鹉在帘栊。”白居易《春词》:“低花树映小妆楼,春入眉心两点愁。斜倚栏干背鹦鹉,思量何事不回头。”张碧《美人梳头》:“芙蓉拆向新开脸,秋泉慢转眸波横。鹦鹉偷来话心曲,屏风半倚遥山绿。”白居易《人定》:“人定月胧明,香消枕簟清。翠屏遮烛影,红袖下帘声。坐久吟方罢,眠初梦未成。谁家教鹦鹉,故故语相惊。”
正因如此,鹦鹉与主人之间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王建《伤邻家鹦鹉词》讲述了一个女主人不幸去世后,鹦鹉伤痛欲绝、绝食悼主的感人故事:“东家小女不惜钱,买得鹦鹉独自怜。自从死却家中女,无人更共鹦鹉语。十日不饮一滴浆,泪渍绿毛头似鼠。舌关哑咽畜哀怨,开笼放飞离人眼。短声亦绝翠臆翻,新墓崔嵬旧巢远。此禽有志女有灵,定为连理相并生。”
三、山鹊与唐代女性休闲
鹊是一种叫声嘹亮的喜鸟,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所喜爱。鹊的品种有很多,其中较有观赏性的是“红嘴蓝鹊”,古代称之为“山鹊”。山鹊属鸦科,现代动物学认为鸦科鸟类智商普遍较高,故而能亲人,易驯化。山鹊的分布与鹦鹉相比更加广泛,《本草纲目》云:“山鹊,处处山林有之。”
我国古代对山鹊的认识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当时称“鷽”。《尔雅》:“鷽,山鹊。”郭璞注曰:“似鹊而有文彩,长尾,嘴、脚赤。”与鹦鹉一样,山鹊拥有亮丽的羽色,修长并微微弯曲的尾羽使其体态更加优美,加之食性较杂,易于饲养,因而成为重要的观赏鸟之一。晋人《拾遗记》载:“章帝永宁元年,条支国来贡异瑞。有鸟名鳷鹊,形高七尺,解人语。其国太平,则鳷鹊群翔。昔汉武帝时,四夷宾服,有献驯鹊,若有喜乐事,则鼓翼翔鸣。”其中条支国所献“鳷鹊”与四夷所献“驯鹊”的具体品类我们无从得知,但东汉章帝时期鹊的某些品种已作为一种“驯鸟”存在当无疑。关于“山鹊”的性情,清人李元在《蠕范》中说山鹊“性驯良易附”[8]9;清代《鸟谱》也说:“此鸟性最驯扰。人畜之,教以杂戏,取果衔旗往来,悉如人意。”
唐人对山鹊的驯养在诗词、壁画中均有反映。司空图以三首组诗《喜山鹊初归》描写了一只驯顺的红嘴蓝鹊。其一:“翠衿红嘴便知机,久避重罗稳处飞。只为从来偏护惜,窗前今贺主人归。”其二:“山中只是惜珍禽,语不分明识尔心。若使解言天下事,燕台今筑几千金。”其三:“阻他罗网到柴扉,不奈偷仓雀转肥。赖尔林塘添景趣,剩留山果引教归。”其一中的“翠衿红嘴”即山鹊。山鹊见诗人归来便在窗前相迎贺,诗人看到一向宠爱的美丽鸟儿在窗前恭贺自己的归来,心中想必十分畅快;其二虽系诗人以众鸟嫉妒山鹊羽色绚丽比喻自己因才德出众而受小人嫉恨,但山鹊羽色的出类拔萃仍可见一斑;其三中诗人还写到以山果引教山鹊。由于山鹊身形较大,尾羽甚长,故不宜笼养而适合架养。唐人吕温笔下也有一只被囚于笼中而仓惶挣扎的山鹊,其作《和恭听晓笼中山鹊》云:“掩抑冲天意,凄怆触笼音。惊晓一闻处,伤春千里心。”敦煌抄卷《百鸟名》中亦有“山鹊嘴红得人爱”之句。此皆可见唐人对山鹊的青睐。
山鹊不仅于人手中取食,还立于人手互动嬉戏。唐代壁画以直观生动的形式为我们展现了唐代女性豢养山鹊以作休闲的场景。如初唐韦浩墓壁画中,后室东壁绘一位侍女,一手提小篮,一手给站在肩头的长尾鸟喂食;懿德太子墓石椁内壁、永泰公主墓石椁外壁,以及韦泂墓石椁线刻画中均有仕女逗戏长尾鸟的画面。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石椁人物线刻画背景中亦有长尾鸟出现。嗣虢王李邕墓第三过洞东壁南部绘有调鸟侍女,其中一人手上架一只长尾鸟。唐安公主墓壁画花鸟图中,在群鸟嬉戏的水盆右上方,两只长尾鸟正展翅飞翔。由于壁画和线刻画中的长尾鸟画得并不十分准确和写实,故有关发掘报告及图录常以金丝雀、雉鸡,或直接以长尾鸟来指称这种鸟儿,但通过画中一些基本特征可以基本断定,这种鸟其实就是“红嘴蓝鹊”,即山鹊[9]209-219。
四、斗鸡与唐代女性休闲
唐代“斗鸡”之风尤盛,斗鸡是各个阶层都喜欢的消遣游戏,女性也参与其中。
唐代帝王多好斗鸡。唐高宗之子常聚在一起斗鸡;唐玄宗因属鸡,更是对斗鸡推崇备至,常与诸王“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10]3011。代宗、穆宗、文宗、僖宗都有此嗜好,“洎僖宗皇帝好蹴球、斗鸡为乐”[2]1804。上行下效,势在必然。其他阶层好斗鸡者亦大有人在,“武德功臣孙窦不疑,……常结绊十数人,斗鸡走狗”[6]2952。冯燕“少以意气任,专为击球、斗鸡戏。……与滑军中少年鸡、球相得”[11]7624。有人则因所献斗鸡勇猛而得到奖赏:“威远军子将臧平者,好斗鸡,高于常鸡数寸,无敢敌者。威远监军与物十匹强买之,因寒食乃进。十宅诸王皆好斗鸡,此鸡凡敌十数,犹擅场怙气。穆宗大悦,因赐威远监军帛百匹,主鸡者想其蹠距,奏曰:此鸡实有弟,长趾善鸣,前岁卖之河北军将,获钱二百万。”[2]776斗鸡之风的盛行还可从时人的诗文中得到印证。如李商隐诗云:“草草临盟誓,区区务富强。微茫金马署,狼藉斗鸡场”(《赠送前刘五经》);王建诗云:“百官朝下午门西,尘起春风过玉堤。黄柏盖鞍呈了马,红罗系项斗鸡回”(《春日午门西望》);孟浩然诗云:“喧喧斗鸡道,行乐羡朋从”(《李少府与杨(王)九再来》);杜淹《斗鸡》曰:“寒食东郊道,飞翔竞出笼。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距屡通中”。
在“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6]3991的近乎狂热的社会风气之下,唐代女性也参与到“斗鸡”中来,斗鸡成为女性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家女性常观看斗鸡,玄宗皇帝常“坐与妃嫔连榻,间击球斗鸡”[12]3793。花蕊夫人《宫词》中的“寒食清明小殿旁,彩楼双夹斗鸡场。内人对御分明看,先赌红罗被十床”;杜甫《斗鸡》中的“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帘下宫人出,楼前御柳长”也都描写了宫女观看斗鸡的情形。在皇家的影响下,民间女子也喜欢斗鸡,“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6]3991;有的妇女因喜好斗鸡,便将其绣在枕头上,“枕绘鸳鸯久与栖,新栽雾觳斗神鸡。与郎酣梦浑忘晓,鸡亦留连不肯啼”(史凤《神鸡枕》)。
五、蝉、蟋蟀与唐代女性休闲
除上述宠物外,蝉、蟋蟀等小动物也出现在唐代女性的休闲生活之中。唐代有的妇女以斗蝉为乐,据《清异录》中“清林条”记载,每到夏月,有人进城出售郊外所捕之蝉,“妇妾小儿”争相购买,置于笼中,悬挂于户间,“亦有验其长短为胜负者,谓之仙虫社”。另外开元、天宝年间,宫女妃嫔还常笼养蟋蟀,“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2]1723。可见笼养蟋蟀之风从宫中传到了庶民之家,成为唐代各阶层女子闲暇时的娱乐活动。
综上所述,猧子、鹦鹉、山鹊、鸡、蝉、蟋蟀等小动物是唐代女性休闲生活的重要参与者,既丰富了唐代女性休闲生活,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出唐代休闲文化的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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