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金川之役后，清政府仿照伯克年班之例，在四川西北和西南藏族土司地区实施了年班朝覲制度，以期实现教化土司的目标。清政府对土司年班制定了包括顶戴、夫马、口粮、筵宴、伴送、班次和贡物等方面的具体规制并严格实行，将川西土司有效纳入国家的行政治理体系。在要求土司遵守基本定制的前提下，清政府也通过按虚衔赏踢和免调等多项灵活性政策展示对土司的恩宠。清政府“恩威并施”的治边理念保障了土司年班制度的成功，川西地区保持长期安定，各年班土司主动奉调为清政府屡立战功，证实了土司年班制度的积极作用。
关键调：清代;土司年班;制度;恩威并施
.年班制度是清政府针对边疆民族首领建立的管理制度，“凡朝正于京师，内扎萨克王以下，各以其班至，曰年班”[11。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奖励协助平定金川的有功土司，清政府增设土司年班，将四川西南和西北的40多家藏族土司纳人朝觐年班之列。对于实行土司年班制度的意义，清朝皇帝和大臣均有明确的认识。乾隆帝多次强调让土司参与年班朝觐是为了“使其扩充知识，得见天朝礼法”H。将军阿桂也上奏：“査边外各土司僻处荒傲，不谙礼法，向虽立法羁縻，而野性未驯，往往滋衅仇杀。兹当僙拉、促浸以次荡平，各土司自应望风震慑，共凜天威，弥首贴服，不敢复行滋事。乃蒙我皇上悯其蠢愚，欲使胥臻王化，令各土司仿照回部伯克之例轮流人觐，以理藩院为之典属，俾其扩充知识，得觐天颜礼法，久之可革其旷桿之风，诚引掖渐摩、久道化成之至意”，?指出了通过年班朝觐以教化土司的主要目的。对于土司年班的具体制度，《清实录》仅载“仿照回部伯克之例，轮流人觐”[41，《清会典》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也无关于土司年班制度的具体记载，因而学界目前尚未有完整研究土司年班制度的成果。本文拟从相关档案资料出发，整理出土司年班有关顶戴、雇佣夫马和给驿、口粮、往返筵宴、分起和伴送、班次和调派、贡物和赏赐等方面的具体规制，以就教于学界同行。
一、顶戴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在首届土司年班出发朝觐之前，成都将军明亮等地方督抚即上奏了土司顶戴使用的建议：“査明正等处各土司、土舍、头人等所戴品级帽顶，俱于各原职品级上越级戴用，以饰观瞻，或因派兵助剿，运送军粮酌量赏戴，以示鼓励，相沿已久。兹当大功告竣，伊等人觐来京，与年班回部伯克及哈萨克等同仰天颜，其所戴用帽顶自应照《会典》所载以符体制，请令其各照原职品级带|用，其从前加用虚级之顶俱行撤去。理合奏明。”151明鋒亮等提出应撤去年班土司按虚级所使用的顶戴，要&求各土司照实职品级带用顶戴，以符合顶戴使用的￥体制。但为表彰土司参与平定金川的功绩，乾隆帝戎否决了明亮的奏议，颁发上谕：“四川边外各土司所戴帽顶，自应照阿桂等所奏各按品级戴用。但此次征剿两金川，该土司或多派土兵协同攻剿，或派出乌拉馈运军粮，已属奋勉出力。现在共抒瞻就，趋赴阙廷，其诚尤属可嘉。所有伊等官阶仍照原授品级外著加恩均赏戴二品红顶，并令子孙承袭后一体戴用。至随来之土舍、头人，向有于本职上越级戴用帽顶者亦著加恩仍旧赏戴，以示优奖。”1曰乾隆帝不仅赏给来朝的有功土司二品顶戴，还允许其子孙承袭戴用，对因功获赏虚衔的土舍和头人，也准照虚职带用顶戴，体现了对年班土司的极大恩典。
对来朝的无功土司和土舍，乾隆帝则严令必须按《会典》的规定带用顶戴。乾隆四十五年(1781年)，乾隆帝下令“隨征军营曾经出力之土司、土舍，准其本身照前戴用”，“各处并未隨征出力之土司、土舍及承袭子孙，均各照本职戴用，不得援以为例”，要求地方官员“明切晓谕”，使土司“知天朝体制严重，各宜凜遵，毋得稍有冒滥”。171
对有功土司赏给虚衔，准按虚衔带用顶戴并准子孙承袭带用，无功土司则必须严格遵守体制带用顶戴，体现了清统治者恩威并施的治边思想。故成都将军明亮盛誉乾隆帝“整饬边方，于鼓之中，仍各示以限制。该土司等服输诚，自必益生感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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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雇佣夫马和给驿
清政府为年班土司制定了由住地至成都，再经由陕西、山西和直隶三省进京的路线，并根据各省驿站的不同情况制定了详细的雇佣夫马和给释规定。
各土司自备骑驮往返成都，由沿途所经州县提供骡马草料，规定“各土司自备骑驮来至成都会集，其沿途州县，各照所带骡马，每匹每日给空草十斤，不给料豆。其抵省后，未启程以前，有暂留乘骑者俱照此支给。至其起程赴京之后，即令将原带马骡至出口处自行牵放回巢。俟该土司等回川预期赶赴成都应用，仍照来时一体支给草束”t9]。土司从成都出发，在四川省内所用夫马规定如下：“自成都至广元神宣驿，现定玖站，原设夫马仅供文报及勘合，往来不敷应付，应照向例，雇备民马应用。其行李物件亦照例称明斤数，雇夫马抬送。仍自临期核定需用夫马各数，知照沿途应付”，并规定“雇募民马连夫，每站每匹给雇价银壹钱伍分，每用夫壹名给夫价银伍分。”[w]行经陕西省时，“土司人等并所带行李需用骑驮各马匹，陕省均系由驿供送”%。山西省“永济县起至寿阳县太安驿止道路平坦，雇备车辆装载;太安驿起至甘桃驿止，车辆难行，拨夫抬送“土司回程所需车价麋粮因既有兵部发给车票勘合火牌，沿途应付历系归人驿站奏销案内报销。”1131
土司由成都往返京城，基本沿驿站行走，为减轻驿站负担，清政府严格限制土司所带跟役和行李的数量，要求“所有跟役数目，自应定以限制，应令该将军等悉心酌定，饬令遵照，不得任其携带多人，使各驿站应付纷繁，致多冗费
嘉庆二年(1797年)，军机处规定新疆年班伯克可带跟役和行李限量为：伯克三品带4人、四品带3人、五品带2人、六品及伯克子弟带1人。三品伯克带3500斤;四品伯克带2500斤;五品伯克带1500斤;六品伯克带1200斤;伯克子弟带600斤。来往皆给驿。多带跟役1名则减行李200斤。%因现已收集的档案中未有关于年班土司可带行李和跟役限量的记载，本文根据土司年班依照伯克年班办理的定制，选取嘉庆七年(1802年)土司年班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
嘉庆七年(1802年)土司年班清单中有关土司所带跟役数量和贡物、行李重量的具体记载如下：
瓦寺安抚司加宣抚司衔一员，索诺木荣宗，跟役六名，查该土司于乾隆四十四年进京朝觐一次，蒙赏二品顶戴……;土舍加游击衔丹巴巴图鲁名号一名，索诺木文錦，跟役四名……;土舍加游击衔一员，索诺木文魁，跟役一名……;大头人土守备一员张克，跟役二名。……以上进呈贡物并包裹行李等项共重二千九百六十五斤。
梭磨宣慰司土妇索朗卓玛遣土舍一名安朋，S艮役二名，查该土舍系初次进京并无顶戴……;小头人一名斯丹朋，跟役一名，查该小头人系初次进京，并无顶戴。……以上进呈贡物并包裹行李等项共重九百八十五斤。
松冈长官司土妇索朗各色尔满遣土舍一名阿朋，跟役二名，查该土舍于嘉庆元年奉派出师湖北案内打仗出力，蒙威勇侯额(勒登保)、前督部堂福(宁)奏请赏戴花翎并加土都司顶戴……;小头人一名木赖，跟役一名，查该小头人于嘉庆元年出师湖北案内打仗出力，蒙威勇侯额(勒登保)、前督部堂福(宁)奏请赏戴蓝翎并加土千总职街。以上进呈贡物并包裹行李等项共重八百七十三斤。
麦杂奢湾寨土千户一员策旺雅，跟役二名，查该土千户系世袭三品顶戴……。以上进呈贡物并包裹行李等项共重三百七十三斤。
对土司、土舍和头人可带跟役数量和行李重量的标准，还需要考虑清政府是按实际品级还是按加衔品级来计算限量。虽然目前所见档案中未有关于此项的具体规定，但从相关史料中可推知应是依加衔品级计算的。如索诺木文魁如依无品或子弟标准的话，只可带跟役1名，但四川总督勒保却奏明“查该土舍系土司索诺木荣宗于抵省后添带前往，是以所带跟役数目较少”m，证明了清政府是依加衔来计算土司、土舍和头人的行李与跟役限量的。
瓦寺安抚使有二品加衔，但伯克最高品级为三品，因而无二品的限量可供比较，只能选用三品的限量作参照，仍可大致了解年班土司限量的基本执行情况。瓦寺安抚使二品顶戴，至少可带跟役名4名，行李3500斤;土舍索诺木文锦从三品加衔，可带跟役4名，行李3500斤;土舍索诺木文魁从三品加衔，可带跟役4名，行李3500斤;大头人张克五品加衔，可带跟役2名，行李1500斤。四人至少可带跟役14名，行李和贡物12000斤，但四人实际带跟役11人，行李和贡物2965斤。梭磨土舍安朋可带跟役1人和行李600斤，小头人斯丹朋可带跟役1名和行李600斤。安朋实际带跟役2名，依“多带跟役1名行李减200斤”的规定，两人带跟役3名，行李则可带1〇〇〇斤，两人实际带跟役3名和行李985斤。松岗土舍阿朋可带跟役3名和行李2500斤，木赖可带跟役2名和行李1500斤，两人共可带跟役5名和行李4000斤。两人实际共带跟役4名，贡物和行李873斤。麦杂奢湾寨土千户策旺雅三品顶戴，可带跟役4名，贡物和行李3500斤。策旺雅实际带跟役2名，贡物和行李373斤。从以上分析可见，土司均严格遵守清政府对跟役和行李的限量要求，并按远远低于限量的标准来执行。
清政府允许土司使用沿途释站，接应能力不足的驿站准雇用民夫和民马为补充，为朝觐土司的顺利行进提供了保障。在恩准土司按加衔品级计算跟役和行李限量的同时，清政府也要求土司严格遵守限量标准，使雇佣夫马和给驿的制度规定得以严格执行。
三、口粮和筵宴
清政府依年班伯克例，提供土司和跟役朝觐往返途中的口粮，规定“回部伯克进京，口内沿途供支口食，每伯克日支羊肉二斤、白面二斤，米八合三勺，柴五斤，清油叁两;跟役壹名日支羊肉一斤、白面一斤，米八合三勺，柴三斤，清油二两，不分品级。今酌定，自成都起程，土司、土舍、土备、头人俱照伯克例供支;其余随带番目人等，均照跟役例支给，往返一体办理。其到省停留之日亦并照此供支。如番人有愿折支自行买食者，每名照跟役例日支银五分，以资口食。”1181
摘要抄录嘉庆十九年(1814年)年班陕西省的具体奏报，以展现这一制度的执行情况。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四月二十二日，陕西巡抚朱勋奏：
厦查西安、同州、凤翔、汉中、乾州五府州属将嘉庆拾玖年拾壹月内，四川省土司人等由陕西赴京，自宁羌州属之黃坝驿起至潼关厅止，按期头目每员曰支京升粳米捌合叁勺，共支过京斗粳米柒石贰斗贰升壹合，每斗市价不等，共用银贰拾捌两贰钱陆分壹厘;跟役每名日支京升粟米捌合叁勺，共支过京斗粟米壹拾伍石陆斗肆升伍合伍勺，每斗市价不等，共用银肆拾叁两卷钱柒分柒厘。头目每员日支白面贰斤，跟役每名日支白面壹斤，共支过白面卷千柒百肆拾壹斤，每斤时价不等，共用银柒拾贰两肆钱捌分伍厘。头目每员日支羊肉贰斤，跟役每名日支羊肉壹斤，共支过羊肉叁千柒百肆拾壹斤，每斤时价不等，共用银壹百玖拾捌两陆钱陆分。头目每员日支烧柴伍斤，跟役每名日支烧柴卷斤，共支过烧柴壹萬贰百玖拾伍斤，每斤价银壹厘，共用银壹拾两叁钱伍分。头目每员曰支清油卷两，跟役每名曰支清油贰两，共支过清油陆千伍百伍拾肆两，每两价银贰厘伍毫，共用银壹拾陆两叁钱捌分伍厘。
又，该土司头人等于嘉庆贰拾年贰叁两月内回巢，自潼关厅起至宁羌州属之黃坝驿止，照例头目每员日支京升粳米捌合叁勺，共支过京斗粳米柒石陆斗柒升柒合伍勺，每斗市价不等，共用银贰拾捌两叁钱玖分壹厘;跟役每名日支京斗粟米捌合叁勺，共支过京斗粟米壹拾伍石陆斗肆升伍合伍勺，每斗市价不等，共用银肆拾肆两壹钱柒分捌厘。头目每员日支白面贰斤，跟役每名日支白面壹斤，共支过白面卷千柒百卷拾伍斤，时价不等，共用银陆拾陆两卷钱贰厘。头目每员日支羊肉贰斤，跟役每名日支羊肉壹斤，共支过羊肉卷千柒百叁拾伍斤，每斤时价不等，共用银壹百玖拾柒两柒钱壹分伍厘。头目每员日支烧柴伍斤，跟役每名日支烧柴卷斤，共支过烧柴壹萬贰百捌拾斤，每斤价银壹厘，共用银壹拾两贰钱捌分。头目每员日支清油叁两，跟役每名日支清油贰两，共支过清油陆千伍百肆拾两，每两价银贰厘伍毫，共用银壹拾陆两卷钱陆分贰厘。〖19]
从这一奏折可见，土司朝觐所经陕西省的州、县严格遵照清政府的供应标准提供土司和跟役的口粮，根据食物价格的变化，“照依时价采买”的实际支出报销开支。
除提供口粮外，清政府也仿照伯克年班制定了年班土司的筵宴定例，规定：“回部伯克于会齐时筵宴一次，事竣回至会齐处又筵宴一次。每大伯克一员备宴一桌，小伯克或二三员共一桌。今川省各土司应于成都往返筵宴二次，土司照大伯克之例。土舍、土备、头人向系服内地之人，非回部新附者可比，令其入觐阙廷，躬逢盛典，已属恩荣逾格，其初时齐集成都，准其筵宴一次，将来自京回至成都，即毋庸更办筵宴。至沿途经过省分，除按例给与口食外，均毋庸备办筵宴，以昭体制。”
因土司内附时间早于新疆伯克，受管控程度更髙，清政府在参照伯克年班定例的基础上，减少了土司的筵宴次数。规定土司照大伯克之例，于往返成都时各筵宴一次;土舍、土守备和头人则只于出发时在成都筵宴，返回成都时不准筵宴，较伯克年班中小伯克往返均筵宴的标准减少了一次。关于土司筵宴的具体标准，已见档案资料中尚未见明确规制，仅见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土司初聚成都的筵宴奏报一折，可大致了解土司筵宴的具体食物供应和支出情况，抄录如下：“人觐土司、土舍、大小头人伍拾柒员名，在省筵宴査次，照甘省筵宴伯克之例办理，共玖拾贰桌，其中果桌叁拾畚桌，每桌食物银陆钱玖分贰厘叁毫零，满席叁拾參桌，每桌食物银陆钱玖分贰厘叁毫零。共支银陆拾肆两柒分肆厘贰毫。”
清政府对年班土司口粮和筵宴的规定相当之详尽，在大致仿照伯克年班定例的同时，又因土司内附程度更高而与伯克年班有所区别，虽节省支出仅几十两，却充分体现了清统治者对土司年班制度f必须“以昭体制”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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