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问题不在“西式论文”□陆风亭顷阅2014年9月18日《文报告请示·笔会》刊谢泳先生《西式论文的负面影响》。此文对当下中文学术论文的一些弊病痛下规戒，是很有事理的。但谢先生因而学术写作重回古典学术诸体裁的子，且将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钱锺书的著作视为论文之典型，生怕有些不明实情。诚然，目前学术论文的欧化、繁琐无谓之弊，与学术量化的评价体系体例等要素相关，但所谓欧化、繁琐也只是概况现象，由于此类论文大量都是既无史料新发觉、也无学术真看法的浮泛之论，其所谓欧化也者，做的都是概况功夫，倘能真正把常规学术的严谨结实、前提清晰、言必有据、纵深阐发的长处学到手，则纵使繁琐一点，又有何妨？反过来看，中国古典学术著作之中，除了个体如《文心雕龙》《文史通义》体大思精外，其余笔记、札记、诗文评大都是一点小我的随兴感受罢了，写的人并没有系统阐述、深切阐发的意义，也多是自娱自乐，但今天的学术研究怎样可能就止步于零星零碎、肤浅率意的记述？至于保守的考据学，虽成绩凸起，但一般来说，考据学仍限于文献学（philology）、古典学（classical scholarship）的范畴，除了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等书存心于思惟问题，其余大多是对于某经、某子、某史的文献疏证，这与现代学术的重视分析阐发距离尚远。在现代学术中，考据只是论证的方式之一，现代学术不成能只限于文献学的范畴，而必然对研究对象、方式的分析阐发。胡适、陈寅恪、钱锺书的学术文章之所以比今人较优，一则由于他们本人确实学养好、见识大，二则也由于他们处在现代学术的发祥期，“破天荒”地使用新观念、新方式来从头审视旧文献，天然标新立异、发觉甚多，而且，他们除了原始文献，也没有几多现成的研究可资操纵，所以他们在征引原始文献的根本上就能够裁断，别出心裁。具体到大家，也各有特点：胡适、陈寅恪的著作，是在学术的前提下自创了保守的考据学而作，所以他们的论著也都不是简单的古典诗文评或小考据、札记体，而是系统阐述问题、阐发史实的现代论著，即便做考据也比一般旧学者绵密精细、严酷交接史料出处而且对史料不时加以，那归根结底是正统的学术。胡、陈之差别在于，胡适本自专攻哲学和逻辑，且有心尝试白话文，所认为文清通了然、畅达无间，而陈寅恪则受过主义史学的影响，且有一点名门令郎好炫耀旧学的趣味，所以他的次要著作大多累赘、滞涩、繁琐，正因而胡刚才说陈寅恪学问很好、文章不可，陈寅恪比力好的著作反而是他的一些纵深阐发的论文、学术评论以及简短的考据和札记，既富有见识，又比力精练清通并且隽永耐读，比旧学者漫笔为之的札记、考据等等当然大大前进了一步。钱锺书的正轨论文虽然不多，但那几篇出名长文既浩繁而注释却清通明快，且不无滑稽，避免了陈寅恪的累赘、滞涩之病，至于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其实由于要会商的问题太多，其时不成能也来不及都写成论文颁发，所以才采纳高度浓缩的札记、笔记的形式，集中引录相关文献，略加比力疏解即止，这在他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后人未必能够效法。至于傅斯年，虽然是学界的人物之一，但本人并无多大学术成绩，除《人命古训辩证》规模阮元之作外，几乎没有留下几多可读的学术文章，只要随谈、课本和著作提纲之类，在学术上陈义过高而实践乏力，可谓言过其实者也。不外，学术的形式虽然不必那么欧化，但学术内容的现代化倒是不必也不成的。盖自“五四”以来，不只文学和文化思惟要现代化，学术也同样要现代化——即必然要走分析阐发、系统阐述之，而在这方面，学术仍是我们的楷模，它的发觉问题的问题认识、分析阐发的学术思、逻辑化地呈现思虑过程的述学体例，都该当是我们勤奋进修，而不必一概的。至于具体怎样写学术文章，其实无须陈旧见解，而只能视具体环境而定——既能够写成系统阐发的论著，也能够写成简短的札记、精辟的考据，以致风趣的诗话、书话之类，都无不成，要之，则相体裁衣、取便表达罢了。纯真引用中国固有的学术文章之保守，并不克不及我们的学术必有起色——除非我们能有真见识、真学问。当然，身为中国粹人，我们还应在学术文章中有对中国言语文字的守护与更高追求，这是不待多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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