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间是师生更是追求真理的同行者。本文以亚里士多德《诗学》的重要概念为理论背景，论述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摹仿说、艺术的功能以及诗人等方面作出比较，从根本上理解他们的学说的异同及其发展。
关键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学;比较 文学期刊
本文以亚里士多德《诗学》的重要概念为理论背景，论述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摹仿说、艺术的功能以及诗人等方面作出比较，从根本上理解他们的学说的异同及其发展。
艺术的功能即艺术对社会、人生的作用与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有着明显的分歧。柏拉图肯定艺术对于人的功能，艺术对人的情感、审美和判断力都有深刻的影响，艺术可以让人产生快感，但大多是不好的，毫无价值的功能。他对多数的艺术持贬斥态度，认为艺术乱人心智，败坏道德，损害城邦管理，因此他严格限制艺术。在《国家篇》第二、三、十卷中他历数诗人的罪状，认为荷马史诗和许多悲剧、喜剧宣扬诸神、英雄之间的争斗、谋杀战争，或者摹仿愚者、坏人、懦夫、卑贱者，他们表达的情感，产生的快感，都来自于灵魂中那些非理性的情欲，逢迎人性中的卑劣，因此他宣称除了赞美神和善人的是除外，其他艺术都应当被驱逐出城邦，只有能都证明自己的诗对国家和人生有意义时才能回归。他主张对诗严格限制只有摹仿最崇高生活的真正的悲剧才能进行表演。
亚里士多德的艺术哲学则指出，艺术是受理性指导的人的求知活动，并且各种类型的艺术表现，史诗、悲剧和喜剧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在《政治学》第八卷中，他论述了音乐，并阐释了净化和艺术的功用。他以悲剧为最高的艺术范式，肯定了一切优美的艺术，他提出净化说用以解释悲剧的目的。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悲剧激发起的观众的情感局限于“怜悯”与“恐惧”。怜悯和恐惧在柏拉图看来是一种人无法被俘的负面情绪，而亚里士多德对肯定了这些情感，并将他们转化为有益的东西。克林伍德对此清晰地解释说：“他观察到，悲剧所产生的情感实际上不会在观众精神上留下重负，这些情感在观看悲剧的体验中就释放了。悲剧演完之后，这种情感的澄清或净化留给观众心灵的东西，不是怜悯和恐惧的重负，而是摆脱这些情感之后的轻松。因此，这种效果与柏拉图所设想的效果正好相反。”在《诗学》中净化(希腊文katharsis，音译为卡塔西斯)一词在第五章出现，这个词也是亚里士多德得出的艺术的功能之中心。柏拉图在其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明确讲到“净化”一词，但在某些部分我们可以找到类似于“净化”的这种概念。比如在另一个例子中，酒神狂女在向神抵献祭时伴着笛声狂舞，然后从暂时的疯狂中摆脱出来，恢复清醒的头脑。”但是柏拉图并没有将这种思想用到悲剧中去，他认为这样的结果是人的情绪引发的。
亚氏在之前的《政治学》中对净化一词也已经有所提及：音乐应该学习，并不只是为着某一个目的，而是同时为着几个目的，那就是：(1)教育; 2 净化 关于“净化”这个词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只是约略提及，将来在《诗学》里还要详细说明 ; 3 精神享受，也就是紧张劳动的安静和休息从此知各种和谐的然各有但是特殊的目的宜用特殊的乐调。要达到教育的目的，就应选用伦理的乐调;但是在集会中听旁人演奏时，我们就宜听行动的乐调和激昂的乐调。因为像哀怜和恐惧或是狂热之类的情绪，虽然只在一部分人心里是潇民强烈的，一般人也多少有一些。有些人受宗教狂热支配时，一听到宗教的乐调就卷入迷狂状态，随后就安静下来，仿佛受到了一种治疗和净化 这种情形当然也适用于受哀怜、恐惧以及其它类似情绪影响的人。某些人特别容易受某种情绪的影响，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音乐的激动，受到净化，因而心里感到一种轻松舒畅的快感。因此，具有净化作用的歌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音乐可以达到净化的目的;出于恢复紧张情绪，伦理或教育的目的，以及对人们的哀怜、恐惧、狂热等强烈情绪和迷狂状态，音乐可以产生净化的作用，将这些负面情绪转化为正面轻松无害的情感，与柏氏功能说形成鲜明对比。
亚里士多德说明净化的功用问题，从三个方面做出解释。其一，净化和艺术的认知作用。亚氏认为情感的净化以“知”为前提。艺术源于摹仿，而摹仿源于人的求知本性与经验，人们在求知的过程中获得快感。以悲剧为例，悲剧摹仿人的行动引发并净化情感，这不是简单的道德感化或是清洗，情感净化的先决条件是澄清见识和了悟真谛。悲剧描述某种类型的人物、事件，表达普遍意义的哲理;悲剧不是要造成恐惧和同情的效果，实为产生人执行的怜悯与恐惧。随着悲剧的演出一步步的认知产生强烈的情感又通过对这种情感的净化，使观众开化心智，明辨是非，领悟到人生真谛，避免柏拉图的悲剧影像成为现实。其二，净化与艺术的伦理道德功用。悲剧摹仿世间百态，通过高尚与卑劣人物的演绎，让观众认识到寄予其中的普遍哲理，其中主要的是伦理关系和道德品质。其三，净化与艺术的审美移情功用。净化情感在某一方面也是审美移情作用，他有益于培养审美情操和心理健康。艺术的这种审美心理效果，柏拉图也已经看出，在《国家篇》第十卷中，借由苏格拉底之口表示出来：“听到荷马或其他背景诗人摹仿一个英雄遇到灾祸，说出一大段伤心话，捶着胸膛痛苦，我们中间最好的人也会发生快感，忘乎所以的表示同情，并且赞赏诗人有本领，能这样感动我们”。但是柏拉图对这样的倾向缺乏理性思想，对于艺术审美移情作用他吃讽刺态度，这更表现在他对待诗人的处理上。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审美移情作用可以带动宣扬道德伦理，他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是中情感的净化。
柏拉图批评诗人，他将人分为就等，似乎诗人可以分为两类：慧者，爱美者，或是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属于第一等人”，而“诗人或其他摹仿的艺术家”被列在第六等。他对于荷马的驱逐又让我们看出诗人在他眼里应当是第二种，也就是位列第六等人群。在《申辩论》中将诗人与先知并列，认为他们是神的俘虏。他们的一切优秀作品都凭借“灵感”，即所谓的“神灵的凭付”。在他看来，诗人的创作与画家一样，是模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实则毫无价值。艺术家的工作地位比木匠更低，与真理之间的距离最远，这也在他的理想国思想中有所体现，他认为诗人带给民众的是非理性的，冲动的情感。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科学分类方法中将诗学属于创造性科学，诗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为诗人，以此看出亚氏将诗人的地位放在很高的位置。对于被柏拉图驱赶的荷马很是尊崇们认为他是希腊最伟大的诗人。亚氏闭口不谈灵感和理式对是人的作用，他肯定天赋与才能在诗的创作中的影响。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历史阶段中的人，都在哲学史中画出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没有对或者错，理论亦是如此。因此，在研究他们之前，首先要注意到我们既不能说柏氏的观点是错的，也不能理解亚氏的思考是对的。本文对于他们的比较也只是客观的讲述了他们的有关说法，并在诗学概念下进行些许比较，对柏氏和亚氏在艺术哲学领域的异同做了分析。柏拉图没有具体的艺术哲学，我们只是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搜索到有关艺术的独特见解。亚里士多德也并没有体系化的艺术理论，《诗学》仅是亚里士多德研究艺术哲学的部分成果。
当然，除艺术哲学之外，在其他领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体现出独有的见解。就他们的理论核心——观念为世界的绝对本源这一点，他们就各有所重。首先，亚氏尊重事实，他所要求的是科学的可以确定的事实。柏氏则不喜欢事实。他们间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柏拉图对于感觉界的轻贱，他认为感觉对象毫无价值。
其次，柏拉图创立的理想主义，却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给予了神话和诗歌很大的分量，明确表现出神秘主义色彩。而尊重事实的亚里士多德则反对这种以诗歌代替合理的解说的做法。再次，就是他们的文体的明显对照。柏拉图文章辞藻华丽，文采飞扬。亚里士多德全力摒除这些，注重真理的表达。因此他的文字很务实，甚至有些粗涩，但都可以以其准确的概念表述来补足。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理论，是对柏拉图的观念论的诘难产生的：诘难一，柏拉图的观念不能说明万物的存在;诘难二，柏拉图没有吧观念对于万物的关系解释清楚;诘难三，他没有说明万物的运动;诘难四，观念被柏拉图设为非感觉的，而实则是感觉;诘难五，也是亚氏反对柏拉图观念论的最重要的理论。柏氏将观念和个别两分，而亚氏则是将它们放在一起，指出普遍相固然是绝对的存在，确实这个普遍存在于各物之中。
他们的差异还出现在理想国的设计中，亚里士多德没有把不同形式的国家做相近的分类，因为没有一种整体式最好的，一切视环境而定。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体系并不完整，但是他们作为哲学家的光辉是不会减少的。纵然理论各具特色，他们对于真理的不懈追逐是相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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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斯塔斯, 著. 批判的希腊哲学史[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3] 李 平, 著. 神祗时代的诗学[D].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4] 苏 宁, 著. “卡塔西斯”与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再认识[J]. 社会科学研究, 1993(6).
[5] 余纪元, 著. 亚里士多德:作为存在的存在[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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