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大姐作為老一輩無產階級家的光輝抽象，早就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腦海裡，但同她的间接接觸則是在全國六屆政協期間。那時，我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
給我思惟觸動最大的一件事，是六屆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閉幕后召開的第一次常委會上，鄧穎超建議召開一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她要我們和处所政協在三個月內對文史資料工作做一次總結，提交第二次常委會討論。這是六屆政協剛一成立放置的第一個全國性的會議。聽到這個动静，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和文史辦公室的全體同志無不感应鼓励，感应鄧大姐和周總理一樣，對文史資料工作具有一種特殊的關懷。
經過緊張的准備，會議於1983年9月如期召開。按照歷屆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的順序，這是第四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我們為會議准備的主題報告是《高舉愛國主義旗幟，開創文史資料工作的新场合排场》。這個報告充实必定了文史資料工作20多年的成绩，同時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撥亂归正取得严重，統一戰線愈加廣泛的發展，一個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场合排场正在构成的形勢，提出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必須明確把“高舉愛國主義旗幟”作為本人的工作标的目的，搞好為統一戰線、為兩個文明建設、為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三個方面服務。
鄧大姐很是關懷這次會議，她仔細閱讀了會議文件和簡報，並在大會上作了長篇主要講話。她完全同意會議提出的“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的指導方針，並以“動”和“靜”的辯証關系，高度評價了文史資料工作在政協工作中的主要地位。她說：政協的工作包罗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活動性的工作，根據政協的性質，要協商、要開會、要討論、要作決定。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另一方面是靜態性的工作，文史資料工作就是屬於這一類。它需要動腦筋、看東西、思虑、研究。這是從形式上來講的，若從结果看，這又能够發展為活動性的工作，能够擴大統一戰線的對象和統一戰線的影響，發揮對人民、對青年進行愛國主義、共產主義思惟教育的感化。這兩方面工作，看來是一“動”一“靜”，判然不同，但又不成截然分開。這兩部门工作都是政協工作的主要組成部门。聽了這個講話，大师心裡感应熱乎乎的，更進一步認識到周總理當年倡導這項工作的主要意義，從而愈加增強了我們從事文史資料工作的光榮感和責任感。
1986年11月，全國第五次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在京召開。鄧大姐因身體不適沒能參加，但還是發來了賀信。信中說：“社會需要你們，你們也需要社會。你們要在工作中多交伴侣，特别是多交新伴侣，同國內外人士一道，為促進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為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這個目標勤奋奮斗！”這表白，鄧大姐是要我們把這項靜態性的工作勤奋做活，使之發展成為一個生機勃勃的開放性很強的工作，以共同政協其他方面的工作，組織起浩浩蕩蕩的統一戰線隊伍。
鄧大姐把本人的终身都奉獻給黨的事業，奉獻給統一戰線事業。在大半個世紀中，她結識了許多愛國人士和國民黨的上層人士，並同他們成立了真摯的友誼。她同周總理一樣都很尊重這些人士，重視他們的經驗和知識，但愿他們把它記錄下來傳之后人。鄧大姐深知歷史的經驗能够鑒今，記錄今天的統一戰線史，恰是為了更好地推動今日的統一戰線大業。張治中將軍就是這許許多多愛國人士中的一個。他同我黨有著長期歷史關系，是我黨的親密伴侣。1924年起，他在黃埔軍校與周恩來等同志相識過從，曾為維護國共兩黨的團結而勤奋。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他是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軍人。抗日戰爭息争放戰爭時期，他代表國民黨和我黨進行過多次和談，“三到延安”成為歷史佳話。1945年冬他奉令入疆前夜，周恩來同志和鄧大姐專程登府，面托他設法營救被盛世才關押在迪化的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他慨然承諾。經過他的斡旋和勤奋，一批共產黨人得以在內戰重開前夜獲釋，安返延安。1949年4月，他率領國民黨代表團同我黨擬定“和平協議”。當“和平協議”遭到南京國民黨拒絕后，他决然選擇了轉向人民的立場，留在北平，和共產黨一道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他生前留下了一部——《張治中回憶錄》，記錄了他熱愛祖國，追求谬误的人生經歷。鄧大姐十分關心這部回憶錄的出书，多次向文史辦公室领会編輯進度，並於1983年親為這本書寫了“序言”。此中寫道：“為人民做過功德的人，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這部重現歷史風雲人物生平的著作的出书，在海內外惹起反響，為早日實現祖國統一的大業發揮了積極的感化。
鄧大姐對於名不見經傳而確為人民做過貢獻的人，也同樣予以親切的關注。曾任四川省婦聯副主任、成都会民政局局長、蟬聯三屆政協委員的陸秀同志（女），曾為嬰幼事業默默工作了60個春秋，鞠躬盡瘁。1949年大軍南下解放大西南時，部隊的許多嬰幼兒無處安设，幸得她辦的嬰幼機構了這些孩子，使得部隊無后顧之憂，在前方奮勇殺敵。她生前曾輾轉托人把反映她终身從事的助幼福利事業的照片冊轉交鄧大姐，請鄧大姐題詞並設法聯系出书。但因種種缘由此事沒有辦成。后來，鄧大姐從全國政協中國文史出书社創辦的《縱橫》雜志上看到吳?梅同志懷念陸秀同志的一篇文章——《盡瘁嬰幼六十載》，很是欣慰，當即建議吳?梅將登有此文的《縱橫》送給陸秀同志的外甥女逯斐同志，以暗示對死者的，了卻她長期縈繞於懷的一項責任。鄧大姐這種為人盡責的使我深受感動。
若何使青年上茁壯成長，成為靠得住的事業人，這是鄧大姐最為關心的問題。在“”中發生的一件事，惹起了她的深思。“”中的一天，周總理的侄兒來問她，有人提出，周恩來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當過國民黨黃埔軍校的部主任。這事实是怎麼回事兒？侄兒對共產黨員做國民黨的官，參加過國民黨感应驚訝。鄧大姐說這一問題給她敲響了警鐘。過去因為工作忙，也覺得還用不著告訴他們，哪曉得告訴晚了，糟了！年輕的紅衛兵不领会歷史，把凡是參加過國民黨、或者我們派進國民黨機關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或者從國民黨關押中營救出獄的人，不分青紅皂白，統統當成“”、“特務”來整。有鑒於此，她建議要加強對青年的歷史知識教育。要使他們晓得民國成立以來，孫中山怎樣當的總統？為什麼當不長？軍閥怎麼割據、混戰等等。因而，不僅要“搶救”健在的老一輩的活的歷史資料，還要從近代、現代史中再劃出一個民國史來。她號召大师都來學一點民國史。
出於對青年一代的愛護，她特別關懷青年歷史知識讀物《縱橫》雜志的創辦。該雜志1983年創刊時，她同葉劍英、、楊尚昆、許德珩、胡厥文、周建人、胡愈之、王昆侖等老前輩題了詞。鄧大姐的題詞是：“辦好《縱橫》叢刊，生動、具體地介紹中國近、現代歷史知識，對年輕一代進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惟教育，這是很主要和急需的工作，是一件成心義的工作”。在《縱橫》創刊五周年紀念之時，她又一次題詞：“但愿青年們在學習歷史中，認識本人的歷史，把追求夸姣糊口的願望建筑在勤奋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基礎上，積極投身到的實踐中，與祖國一道未來”。這些題詞絕不是應景之作，而是她白叟家關懷青年一代的。她與青年伴侣脈脈相通，對他們期望殷殷。
她關懷《縱橫》，是《縱橫》的忠實讀者，每期《縱橫》她都要瀏覽。同時她也很樂於操纵《縱橫》這個陣地登载一些成心義的歷史作品，啟發教育青年。例如1986年《縱橫》第6期刊出的《張嗣婧傳》就是一例。遠在1923年，鄧大姐在天津領導學生運動時，在《女權運動联盟會直隸支部特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張嗣婧傳》的文章。該文是傳記體裁的作品，描述了一個普通俗通、在間僅僅勾留了21年的女青年張嗣婧慘遭舊禮教的真實故事。這裡沒有驚天動地的業績，也沒有故作驚人之筆，但卻使人感应這是一篇用血和淚向舊社會抗議和吶喊的檄文，它能幫助人們深刻领会舊社會的丑惡，從而激發起對共產黨、對新社會的熱愛，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理解。這篇文章，由常委會的齊一飛同志收藏多年，1986年獻給中國文史出书社，我們向鄧大姐建議在《縱橫》上重刊，她欣然同意。
鄧大姐很是重視歷史資料的真實性。她認為文史資料可否起感化，感化大小，起首取決於它的質量，它的真實靠得住性。脫離真實的資料不僅是一堆廢紙，并且謬說流傳，貽害無窮。有一次，一些老同志向鄧大姐反映，有些搞史料搜集工作的同志，為了從老同志手中征到史料，說什麼“記憶不清寫點印象也能够”。大姐聽后，心裡很不是味道，感应問題嚴重。她反復在常委會議上、會議上提到這個問題。她說：“文史資料不单要講求數量，特别要重视質量。文史資料是歷史的真實記載，憑印象寫是不可的。要把搜集來的資料，經過拾掇、阐发和研究，去掉此中不真實的東西，把合适歷史真實的東西留下來，這樣發表出來的東西才能發揮較大的感化。”她要我們認真抓一下質量問題，採取办法改進。
鄧大姐對文史工作的關懷和指導，以及她對這項工作意義的高度重視，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相處中，我深感她那的胸懷，嚴謹的作風，恰是文史工作者應具的高貴品質。
《憶鄧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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