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了解上海市浦东新区建筑工人应对常见传染病的知识、态度、行为(KAP)现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该人群传染病防治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利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浦东新区10个建筑工地的120名建筑工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在调查的建筑工人中，96%的人是流动人口，建筑工人传染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为26
关键词:建筑工人; 流动人口; 传染病; 知识; 态度; 行为; 影响因素
建筑工地是城市流动人口重要来源之一，具有野外作业、工人流动性大、居住集中、居住环境差等特点，容易暴发呼吸道和肠道传染病，同时也是虫媒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的高发点; 建筑工人作为建筑工地中的流动人口则是传染病的高发人群[1，2]。调查建筑工人群体的传染病知识、态度、行为情况，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建筑工人等流动人口的身体健康，防范传染病疫情的发生，为此开展本次调查研究。
1对象与方法
以浦东新区内所有建筑工人为研究对象，按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根据不同区域、建筑规模、管理类型，从2014年浦东新区内登记的133个建筑工地中，抽取10家建筑工地; 然后在每家建筑工地中，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抽取12人进行问卷调查，共计调查建筑工人120名。
根据相关文献，结合建筑工地实际情况，咨询有关专家，初步编制建筑工人传染病知识-态度-行为调查表; 在预调查后，通过小组讨论和专家论证，形成最终调查问卷。调查内容一般情况(籍贯、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水平、工种、是否为农民工、工龄等); 传染病防治相关知识(共10道单选题，回答正确得1分，回答错误不得分)、态度(共10道单选题，态度积极得1分，态度不积极不得分)和行为(共10道单选题，有良好行为得1分，无良好行为不得分)。
调查时，采用匿名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告知建筑工人答案无正确错误之分，打消被调查对象顾虑，确保结果真实可靠; 对理解有困难的建筑工人，由调查者详细解读调查题目，通过询问的方式逐条完成问卷。采用SPSS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后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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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2.1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计对120名建筑工人进行问卷调查，应答率100%。被调查者中，非上海市户籍的流动人口115人(95.8%); 上海市户籍5人(4.2%)。流动人口中，以安徽户籍最多，有33人(28.7%); 其次为江苏户籍，有18人(15.7%)。被调查者年龄20~59岁，平均年龄为(38.43±10.417)岁，男性有113人(94.2%); 女性有7人(5.8%)。详见表1。
2.2传染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
传染病相关知识平均知晓率为59.7%。知晓率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重症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最明显症状”和“乙肝属于性传播疾病”，知晓率分别为82.5%和26.7%。对症状知识平均知晓率为76.7%，传播途径知识平均知晓率为69.6%，隔离知识平均知晓率为55.5%，详见表2。
3讨论
我国目前法定传染病有39种，其中甲类2种、乙类26种、丙类11种。2011-2015年浦东新区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8种102
本次调查表明，浦东新区96%的建筑工人是来自外省市的流动人口，以青壮年男性居多，平均年龄38岁，男性占94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是我国发展过程中最显著的人口现象。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本次研究表明，建筑工人传染病知识知晓率较低，平均总体知晓率为59在传染病相关态度方面，调查发现建筑工人对传染病患者接纳程度较低，40
本次调查还显示，建筑工人传染病相关不良卫生行为率较高，特别是部分建筑工人有食用生食生水的不良行为，增加了肠道传染病发生的概率; 而随地吐痰、打喷嚏或咳嗽时不掩住口鼻等习惯，则提升了建筑工地呼吸道传染病爆发流行的风险。此外，流动人口疫苗接种率显著低于非流动人口、传染病正确就医行为率偏低，流动人口的卫生服务利用较差，自我医疗比例较高，卫生服务利用存在不公平现象[16-18]。
知信行理论认为，知识决定态度，态度影响行为。知信行模式是认知理论和动机理论等在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是有关行为改变的比较成熟的理论模式[19]。本次研究结果再次验证了该理论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知识得分与态度得分呈正相关，而态度得分又与行为得分呈正相关，与刘彩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6]。同时，研究发现文化程度高者知识得分高，与施文平等人的研究成果一致[13]; 年龄小、知识得分高者则其态度得分高。此外，研究并未发现建筑工人的传染病知识得分与行为得分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与赵加奎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3]。结果提示知识转化为行为之间未必存在必然联系，仅仅依靠健康教育等手段提升建筑工人知识水平可能无法从根本上促进其良好卫生行为的改变，还需要各部门进一步创新监管措施，才能标本兼治。此外，还应注意建筑工人等流动人口不能获得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等深层次原因。如陈彬等人发现，政府对于向农民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民工健康认知程度较差、工作生活及饮食状况差等问题[20]; 程名望等人则发现上海市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对农民工具有明显“排他性”，其公共服务水平与本市居民有较大差距，而现存的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则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21]。
4对策与建议
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全面建立并落实转移支付制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 要进一步加强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因城因地施策，在控制人口规模的基础上，促进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融入，简化居住证办理程序，提升居住证含金量，大力推动居民同权，消除不平等现象，保障流动人口在居住地享受同等公共卫生和医疗卫生服务。
卫生管理部门要提高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视程度，将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纳入本地公共卫生重点工作内容，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制度建设，破除公共卫生服务“排他性”，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从制度上保障流动人口能够享有本地公共卫生服务。此外，要加强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投入，设立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提供资金保障; 丰富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合理配置公共卫生服务资源，发挥公共卫生机构作用，加强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宣传培训、疫苗接种、健康检查、疾病监测等工作，提升流动人口健康意识水平，培养人口良好卫生行为，促进流动人口形成自我保护和主动获取卫生服务的观念，帮助流动人口获取公平的公共卫生服务。
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控监管方式，形成政府重点管理、企业普遍自觉、行业组织自律、法制体系保障、信息技术支撑“五位一体”综合监管制度。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卫生计生监督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三级防控管理组织，明确部门职责，形成监管闭环，建立长效机制，加强部门联动，强化监督管理，做好传染病法律法规落实。企业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关怀，自觉组织流动人口定期健康体检，做好传染病防控宣传培训，保障流动人口工作或生活环境卫生。行业组织应发挥自律作用，将流动人口相关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情况纳入行规行约范畴; 加强法制体系建设，从立法角度彻底解决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机制问题，为流动人口的健康权、生命权提供保障; 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息系统，可将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控等健康情况纳入基础信息数据库，加强新媒体传播渠道的建设及利用，以便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好的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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