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一直凸显着现代化进程的特色，无论是从中华民族的抗争历史，从而额外具有突出的民族主义样态。这种多变姿态和多元格局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显得更为明显，又反过来增加了读解和品味这段历史的难度。
[摘要]上海从孤岛到完全沦陷，再到重回国民党统治，抗战时期共计八年，整个上海电影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在传统电影史书写中被置于二元框架下的归属，因而处于一种消声失语的状态。傅葆石博士的研究专著《双城故事》有助于我们重新读解这段历史。在那个复杂的场域里，借助电影剖解、阐发那个特殊语境下的社会生存状况，电影人及其作品呈现出的策略实践、反映出的文化政治，值得重新书写。
[关键词]《双城故事》;电影文学;中国早期电影;华莱坞
一、如何理解沦陷区电影?
中国电影事业的起步与发展都和西方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紧密勾连，而作为十里洋场的上海则是这种联系和纽带的见证及体现，即使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1938年上海沦陷之后，这种联系也没有中断。于是乎，当我们审视沦陷区电影时，也就没有理由忽视这层关系所带来的深层影响，甚至于，因为沦陷区的独特地位，以及因之而来的复杂纠葛，这层关系就更为微妙、多元和动态，考察它则更见阐释者的想象力与洞察力。傅葆石博士所瞄准的就是沦陷区电影在动态的历史进程中所呈现出的复杂面貌。
二、沦陷区电影对谁重要?
十里洋场的上海无疑是民国时期最具现代性的中国都市，这种“现代性”识别甚至在内地和东南亚都具有超高的影响力，“外地人一有机会到上海，就会迫不及待地去看好莱坞电影或到南京路购物，寻找融入大都市的感觉”[2]41。而在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电影版图中，上海电影一方面形成与“以北京为中心的非商业化的政治教化电影或称京派电影”相对应的“海派电影”，这“海派电影”既指一种“与特定文化形态密切相关的电影流派，同时也指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阶段”[3]7，它是以现代大众商业文化为基本特征的。
三、个案重审:《木兰从军》“遭焚”事件
如上所示，沦陷区电影成为一个多方力量角力的场域。而1939年由新华公司(张善琨所有)拍摄的《木兰从军》上映前后的遭遇则恰恰是一个极佳的分析案例。张善琨成立的新华公司可以说是淞沪抗战结束后，上海电影迅速恢复的一个标志。
四、华莱坞影史书写———另一种可能?
时经七十余年，当下的中国电影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发展契机。如果让当年的民族主义者看到这一切，不知当作何感想。历史不能假设，但却需要不断地书写。自国内传播学者邵培仁先生提出“华莱坞”的学理概念以来，有关的论述就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参考文献]
[1]LeoOu-fanLee.ShanghaiModern:TheFloweringofaNewUrbanCultureinChina，1930-1945[J].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
[2]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M].刘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盘剑.选择、互动与整合:海派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及其与文学的关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4]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9，(2).
[5]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M].张霖，译.刘辉，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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