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侵财疑难案件定性有三个要点：一是案件事实清楚，二是行为实际造成财物损失，三是直接定性模式。三个要点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
关键词：事实清楚;财物损失;直接定性;法律论文
案例一，2011年12月2日，石某从某汽车租赁公司租赁一辆轿车。随后，石某用该车行驶证、登记证书、保险凭证上的信息，以“张杰”的名字伪造了一套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保险凭证;用其本人的照片、其朋友崔某的身份证号码和“张杰”的名字伪造了身份证，又到汽配城为该车配了一把钥匙。2011年12月3日，石某通过报纸上的广告联系到某公司放贷人员闫某，并当日用伪造的证件等将该轿车作为抵押物向闫某借款，并约定三日后去车管所办理抵押登记。闫某信以为真，借给石某人民币3.26万元。随后，石某跟踪闫某，发现闫某停放该车的地点后当晚用配得的钥匙将车(经鉴定，价值7.8万元)偷偷开走交还租赁公司。次日，石某更换手机号码致使闫某无法与其联系后案发。
案例二，2012年5月16日，李某向陈某借款3万元，期限三周，约定利息为3000元，同时将自己5.6万元价格购买的东南牌轿车一辆质押给陈某。18日凌晨，李某在回其暂住的某小区时，见上述质押轿车停放在该小区内，遂起贪念，用备用钥匙将该车开走予以藏匿。事后陈某及公安机关询问车辆去向时，李某否认开走质押轿车。李某并以质押车辆丢失为由要求陈某赔偿。当月30日下午，李某与陈某达成赔偿协议，约定陈某免除李某3.3万元借款及利息的债务，并另需向李某支付2万元赔偿款。经鉴定，该东南牌轿车价值2.598万元。
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财物的所有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四项权能构成所有权整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产关系日益复杂，四项权能彼此分离比较普遍。例如，房屋所有人将房屋出租给他人居住等等。尽管如此，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客体仍然是财物的所有权，而不是所有权四项权能中的某一项，例如占有权。近年学界有观点认为，侵财罪的犯罪客体是财物的占有权，而不是所有权。例如盗窃他人借用的自己财物不向对方索赔的，也成立盗窃罪。这种观点背离了社会通常的观念，是荒谬的。刑法理论需要与时俱进，但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和社会公众的常情常理常识。否则，无论是那位大师的“理论创新”，都将难以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只会成为少数人自娱自乐的玩偶。
疑难侵财案件通常是由多个行为组成的复合行为案件，定性需要对复合行为进行分解，拆分时需要把握好相对独立性。只有相对独立的行为，才具有独立评价的意义。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行为，不能单独评价，而要结合紧密关联的行为综合考虑。前述案例一石某实施了租车，伪造证件，将车抵押借款，将车偷回退还租赁公司等四个行为。这四个行为构成一个复合行为整体，使人眼花缭乱，容易迷失方向。拆分出不同的行为后，以是否造成财物损失为标准，确定具有成立侵财犯罪可能性的行为，为进一步的定性作准备。
法理论证出来的定性经常是靠不住的。法理讲到底都是主观的东西，各式各样的法理都有其局限性，法理论证很难做到滴水不漏，只要百密一疏，定性就会出现错误。很多时候出现错误了，论证人还浑然不知，坚信自己是正确的。疑难侵财复合行为案件通常存在多个行为，采用法理论证模式定性，很容易将不同行为的要件事实混淆起来，例如此行为的主观方面与彼行为的客观方面组合起来，得出行为人构成某种犯罪的结论。就是刑法学专家教授，都容易会犯这种错误。案例一是取自《人民检察》2012年第十八期疑案精解，文中的专家和实务人员都是采用法理论证的方式进行定性的，结果无一不偏离了案件事实而出现错误，问题就在于犯罪行为是人为地论证出来的，并非客观事实。类似的例子并非罕见，而是比较常见的。许霆案的盗窃行为也是人为地论证出来的，完全背离了客观事实。
确定疑难案件的性质，直接定性模式是行之有效的。所谓直接定性，是把目光集中在案件事实和法条上，舍弃法理论证，直接从案件事实中提取犯罪构成的要件事实，符合那个犯罪构成，就成立那个罪，一个犯罪构成都不符合的，就不能定罪。一个行为只对应唯一一个正确的定性，才是符合逻辑定律的。确定罪名犹豫不决，一般是案件事实不清的缘故。直接定性模式要求在解决定性之前，眼光和思维始终不要离开案件事实和法条。这里再次强调，案件事实清楚是准确定性的前提条件。对于事实不清的案件定性，许多人包括法学家在内，存在一种错误的倾向——不是想方设法搞清楚案件事实，而是企图通过法理论证的方式来弥补事实不清的缺陷——以法理论证来代替搞清楚案件事实，这种做法很容易犯相当然的错误，结果论证出来的定性，经常不符合客观事实。实务案例中的复合行为容易使人迷失方向，法理论证同样容易使人迷失方向。一个案件中如果这二个因素都存在的话，定性出错的机率很高。相比之下，直接定性模式可最大限度地符合案件事实和法条，出错的机率要低得多。
侵财罪的本质特征是财物遭受损失。以此为标准，再来看看案例一中的四个行为，不难发现，其中只有石某将车偷回这个行为能够造成对方财物损失，具有成立财产犯罪的可能性。由于伪造证件(成立非财产犯罪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后将汽车质押借款的行为，存在有欺骗事实，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构成诈骗犯罪。其实不然，因为该行为其实是双方的融资交易行为，借款人虽然借出了资金，但是取得了汽车。这笔交易尽管有欺诈成分，但总体上仍然是真实的，因为汽车货真价实，借款人并没有因此而遭受财产损失，故不成立诈骗罪。真正造成借款人财物受到损失的，是石某将车偷回的行为。因为石某将汽车质押时，对方是视石某为车辆所有人的，而石某偷回自己所有的汽车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石某偷盗质押权人占有的自己所有的汽车(质押物)时，并不只是偷回了自己所有的汽车，同时也偷回了质押权人的质押权凭证。可见，案例一的犯罪对象形式上是汽车，实质上是设立在汽车上的质押权，这里汽车又是作为质押权凭证而存在的。这个质押权凭证是有数量金额的，也就是3.26万元。故本案只成立盗窃一罪，金额为3.26万元。该案例在《人民检察》中，专家和实务人员都认为构成诈骗罪和盗窃罪，金额认定出现混乱，要么牵连犯，要么数罪并罚的观点，都是迷失了方向的结果。
案例二中的行为有三个，一是质押汽车借款的行为;二是盗回自己有所有权的汽车并藏匿的行为;三是索赔的行为。其中第二个与第三个行为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两行为都直接造成借款人财物损失。第二个盗窃行为直接造成借款人财物损失为3.3万元，成立盗窃罪无疑，理由同案例一。第三个索赔行为因不具有独立性，必须与先前的盗窃行为结合起来，属于骗盗结合的复杂情形。其中有盗窃行为，又有诈骗行为，前者起决定性作用，后者起次要作用，因而索赔行为也应以盗窃行为定性，金额为再次给借款人造成的经济损失2万元(赔偿款)，一个盗窃行为，先后成立两个盗窃罪，故案例二李某的行为应以盗窃罪定性，总金额为5.3万元。案例二若要进行法理论证来定性的话，同案例一一样，容易迷失方向而认为成立数罪，并且准确认定犯罪金额更加困难。
实务中疑难复杂侵财案件是多发的，准确定性难度大，成为制约办案效率与质量提高的主要矛盾之一。解决好此类案件的定性问题，必须把握住好三个要点：一是案件事实清楚，二是行为实际造成财物损失，三是直接定性模式。这三个要点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务部门的同志要熟练掌握好这三个要点，不需要看刑法理论书籍，只需要通过办案实践和大量阅读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训练，日积月累，当训练典型案例超过3000个以上时，必将达到得心应手、融会贯通的境界，显著提高办案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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