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概念是由外国学者米凯尔·伯恩斯坦(Michael S. Bernstarn, 2002)提出，本意是指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务实的中国经济政策。(P391)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资深顾问兼中国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再次提出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雷默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由外国学者提出的“北京共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有学者认为“北京共识”是一种正在形成的，“可能具有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优越性而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的，对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的共识。”(P33)也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不过也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是否存在一个所谓“北京共识”是存有疑问的。中国经济转型的独特道路的确与众不同而且成效引人注目，但是这种独特的道路的理论意义能否上升到“北京共识”的高度，需要冷静思考和谨慎论证。“北京共识”是从中国道路概括而来，但并不是中国道路的同义语。“北京共识”应该包含具有普遍适应性和借鉴意义的政策和理论原则，而这种所谓的“共识”目前还没有得到认可。有鉴于此，我们很有必要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对中国改革总体思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探索，看看中国的独特改革道路是如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甚至形成一种中国模式，这种中国模式有哪些是可能具有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优越性的“共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性
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出要走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和外国经验相结合的思想。① 中国理论界能够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改革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模式，是由于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在理论上破除崇拜，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随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反映了中国改革主导者在理论上的巨大勇气和务实精神。胡耀邦在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提出要冲破一切禁区，肃清理论专制主义和理论恶霸作风。在理论上的开放态度为中国理论工作者探索科学的中国模式提供了基本的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承接了社会主义的改革理论，特别是东欧改革理论。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并没有刻意去为追求独特性而忽视对外国经验的借鉴。由于东欧早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实践经验以及理论探索都相对成功和完善，也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等复杂问题，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借鉴了东欧社会主义改革模式。东欧模式的理论形成了一个与苏联模式相对独立的比较完善的体系和自成一家的经济学家。东欧的改革理论以及东欧国家的改革成果受到中国改革领导者的特别重视，于光远、刘国光等中国理论家在1979年到匈牙利考察也是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模式的制定。当然，是否需要制定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建立什么样的目标模式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仍然存在争议。由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制定一个完善的体制目标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成熟，所以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没有条条框框，总的原则还是有的，那就是要形成一整套把计划与市场、微观搞活与宏观管理、集中与分散有机结合起来的机制。要达到这个目标模式的总原则的要求，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从理论上解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国在解决“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的问题上，关键的争论是：计划与市场谁主谁辅?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4个阶段的理论变迁。(P13)在改革的初期，强调的是计划为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重要原则。”(P3)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在计划与市场主次问题上实际上是逐渐向市场调节倾斜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改革的大趋势看，与其强调计划，不如强调市场。”(P40-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首先确定的是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刘国光教授对中国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总体特征作了很好的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模式实质是从集中决策转向多层次决策，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从实物型经济转向商品交换型经济，其要旨是围绕增强企业经营动力和竞争压力，把微观经济搞活，把宏观经济控住。”
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的确定，中国模式的中心内容也就确定了，在改革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包括发展阶段、战略步骤、基本路线等具有理论的体系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的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简要的表述可以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的战略步骤来概括。其中在两个基本点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集中反映了中国改革设计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有机结合的对待经典理论的务实性和灵活性态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遇到挫折，在不断改革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虽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还在建设之中，但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理论的成功所包含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有如下三点值得重视：
(1)自我主导的制度设计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和理论探索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理论到政策都始终是以中国自己的力量为主导，这一点与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国家由外部主导和被动制度改革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我主导的制度设计是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的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P2-3)这一核心指导思想。坚持这一指导思想是与中国始终强调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指导思想相联系的，体现在制度设计和具体改革模式上面，就是坚持自我主导的制度设计。
自我主导包含着深刻的理
论思想。自我主导首先意味着在理论上破除崇拜。在理论上破除崇拜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坚定的实践精神。这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表现。破除崇拜一方面是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另一方面是破除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崇拜。
自我主导还意味着在实践上破除崇拜。在实践上破除崇拜有利于坚持实事求是，依靠自己发展的思想。拉美国家在进行改革的时候有一种依赖思想，为了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而放弃了许多应当坚持的自我发展的原则。同样，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许诺过分轻信，对西方的经济援助有过不切实际的美好想象。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不时表现出对西方崇拜的倾向，但是这种崇拜没有形成一种盲目的潮流，而是始终有反对的声音在提醒。
以西方经典的发展理论为指导的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能够发展起来，而恰恰是日本、韩国等没有遵循经典的发展理论的国家发展起来了。最近的苏东国家又是遵循西方的经典转轨理论而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国家，而恰恰是中国这样的没有照搬西方经典转轨理论的国家反而逐渐走向了市场经济。这些反差让人深思。这种自我主导的制度设计思想可以说是“北京共识”的重要原则之一。
(2)制度试错与分步推行
由于是自我主导的制度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因而特别强调制度试错与分步推行。这种思想的最形象的表述就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比喻。这种制度试错与分步推行的方式与华盛顿共识的整体性的、大爆炸式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为什么特别强调制度试错与分步推行?根据自发秩序理论，制度的生发和演进是一个自发的演进过程，而不是一个理性设计的人为制造过程。在经济制度的生成演化过程中，人们并不能事先预知最后的确定结果，往往是依照自己的认识，自我创造，自发选择，最后的制度结果往往与人们设想的不相一致。制度同时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好的制度是人们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所能及的预先设计，所以需要在改革时序上采取先易后难的方法。那些在意识形态上约束少、行政管理阻力小和在技术上较简单的改革往往被率先实施，而阻力大、困难多和复杂的改革一般在后期进行。先期进行的改革往往是僵化的计划体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例如中国的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就是一种制度试错与分步推行的典型方式。
强调制度试错与分步推行，还因为在改革过程中，许多新的基本理念存在争议，因而需要从实践上不断总结和修正。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个新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能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制从本质上是不是与市场经济相矛盾，这些理论上的争议必须用实践来检验。尽管这个基本问题至今在理论上还有不同看法，但是中国的实践却表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种创造是行得通的。
强调分步推行也是一种战略措施。这种战略措施把改革的总目标分为几个阶段分步推行，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例如中国制定的分“三步走”发展战略就是一种阶段性的有益的措施。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是1964年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战略② 的继续和修正。邓小平1979年提出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设想就是针对“四个现代化”要求在1980年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而言的。到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③ 中国的分步推行的改革发展战略就完全形成了。
(3)经济转型过程中特别强调政治因素和社会其他制度建设的配合
中国的改革过程不仅强调改革的分步推行，而且强调改革过程中的制度配合。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这丝毫也没有不重视其他制度建设的意思。比如中国的人口政策就被视为基本国策，政治稳定也被认为是压倒一切的重点。就中国的政治因素来说，保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的基本要求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有机的结合极大地促进了的中国经济的发展，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是一个实践证明符合中国国情的有益的生产关系的制度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或何种生产关系更为优越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它能否最好地促进当时当地的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除了这个标准之外，就再不能有其他标准了。”[10](P16)邓小平在1979年3月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1]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12](P118)这样才能保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经济改革过程其实是人们利益的巨大调整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场革命。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3](P113)强调改革是一种革命过程也就是强调改革是影响全局的重大利益调整，因而是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配合才可能成功。中国把改革、发展、稳定这三个目标并列强调，就含有这个意思。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放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否只能在中国具有意义?目前对这个问题虽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自己的经验和理论总结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和理论价值。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仅仅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过渡政策和理论，中国经济的成功并不能说明中国模式具有普世意义。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与西方经典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也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原则，因而西方学者常常感到有“中国之谜”的困惑。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还处于低水平，如果这时就强调一个“北京共识”，不符合中国奉行的韬光养晦的策略。[14]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关注，特别是世界上的“中国威胁论”对我国的影响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如果把中国模式上升到“北京共识”的高度，一旦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中，就不仅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而且还带有浓重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意图。
但也有许多学者认同“北京共识”。吴树青教授认为，“北京共识”是一种正在形成的“可能具有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优越性而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的，对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的共识。”(P33)中国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引起世界关注，不仅在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它跳出了当今世界固有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虽然还不成熟，但
是正在继续探索和研究之中，并逐渐取得了一些规律性的“共识”。这些共识对世界其他后发展的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开放性。这个理论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并形成一种有益的“北京共识”，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并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道路对全世界那些正在寻找既能发展自己，又能融入国际经济秩序，并希望保持独立和保持本国特色与政治选择的国家来说，中国提供了一条新路。世界各国学者对于“北京共识”的认识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俄罗斯的转型相比，人们就会发现一个并不深奥的道理：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应该由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任何由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中国模式之所以可以逐步总结成为一个具有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可借鉴性的“北京共识”，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实践经验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实用的新的发展理论。这种发展理论没有条条框框，但并不是没有基本原则。它强调的是自我主导的灵活的发展道路，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务实地处理发展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例如，就中国农民问题和人口控制两个在国际上经常受到指责的议题来说，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背后隐藏的巨大牺牲，特别是中国农民的巨大牺牲?在中国农民问题和人口控制问题上，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务实的、又是不得已的政策，以至于在中国的基层法院基本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计划生育和土地问题的诉讼一般不受理，不得不受理时也要尽量在基层化解。这样的政策如果以民主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人口政策就会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强烈攻击。这种人口低增长能够脱离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结构的约束是强大的政策效应的结果。所以，不能单纯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这样是不可能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的。
“北京共识”的理论意义还在于它不仅仅是中国的特殊情况的理论总结，而且包含其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的理论总结。中国模式首先是针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发展模式，它在人口、资本、知识和制度等经济增长内在系统方面，以及在政治、文化、环境和资源构成等经济增长的外在系统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这些要素的独特性是构成中国模式的基础。④ 然而，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在许多方面仍然有共性。中国改革是以经济为主导的，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有相似之处。东亚国家在倾向于“集权”或“家长式”领导的同时，也善于倾听技术精英和私营部门领袖的意见，并赋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在东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走在政治民主的前面。中国的改革也是特别注重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独立性，强调改革的秩序和步骤。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模式并不完全是特殊情况下的过渡政策和理论。
中国模式所形成的共识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正在探索的，有益于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新的道路。中国不可能沿着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这是中国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所决定。一个最简单的估算数字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如果中国人均拥有的汽车达到美国的水平，世界石油资源仅仅够30年的消费。所以，中国应该找出一条新路，也必须找出一条新路。不仅是中国，就整个世界说，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可能沿着固有的模式继续走下去了。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在脱贫、儿童死亡率、普及小学教育、清洁饮用水等人类发展指标上，总人口近9亿的50个国家至少在一个指标上有所退步。其中24个国家位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更令人痛心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呈现继续增长之势，2008达到12.4亿人，约占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的21.9%。[15]要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人与人的和谐问题，必须找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有益的探索。
中国模式的实践经验正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广泛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南边的印度、越南，北方的俄罗斯，东北的韩国还包括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正在着手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以期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北方的俄罗斯十分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早在苏联解体时，当时俄罗斯大多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对俄罗斯能否移植或者参考“中国模式”表示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俄罗斯人也开始深刻反思自己的模式。俄罗斯原来采用的是激进改革模式，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同时进行。尽管这一激进模式曾被西方世界称颂一时，现在的俄罗斯领导人已深刻意识到，这一模式并不是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关注、研究“中国模式”，在很多领域里自觉不自觉地借鉴中国的做法。连普京总统在一些内部场合也透露，俄罗斯要学“中国模式”。
当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模式的问题，在“北京共识”问题上要采取谨慎而务实的态度。我国经济发展在取得令人称奇的同时，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末端，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微薄的加工费，致使企业依赖低成本的发展模式，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与经济大国极不相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大量进入世界市场，过高的贸易顺差导致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日益尖锐，还有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和福利水平落后，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尖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瓶颈，经济结构长期失衡，没有形成自主产业等等。中国的发展问题也正受到国际上的批评。例如西方媒体上的国际舆论指出，中国的发展存在诸多隐忧。这些批评指出：其一，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是高消耗、低产出。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2004年夏季号的一篇文章《中国的胃口与日俱增》，将中美对原料的消耗进行了对比，中国消耗世界的铜、铝都超过美国。其二，中国的整体环境不容乐观。2004年8月的一期英国《经济学家》的封面报道即是《中国成长中的痛楚》，集中提到了污染问题。报道说，世行认定的2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有16个在中国。其三，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在加大。其四，中国未来社会的老龄化问题严重，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掣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公布的《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报告称，到2040年，中国将有3.97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目前法、德、意、日、英等5国人口的总和还要多，这是一个必须面对但又不好解决的难题。上述数字和结论可能有偏颇之处，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如何化解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最后成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长远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更加开放，才能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也是在理论上如何形成一种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有益的“北京共识”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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