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对约瑟夫·熊彼特贬低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做法提出了许多批评，但这些批评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实践似乎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经济分析仍是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经济政策仍没有得到经济思想史学家们的应有重视。本文讨论了加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必要性，论证了创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为经济思想史分支学科的必要性。本文认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目前和未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经济政策问题，运用“创造解释学”和政策范式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相关经济政策的得失进行探讨，挖掘并创新既往实践中蕴含但并非理论化的经济政策思想，直至为现实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一系列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经济政策史经济政策思想史学科建设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提出“经济分析”应该成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贬低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熊彼特，2001)。这在经济思想史学界曾引起一场争论。本文第一部分首先界定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概念，并简述其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第二部分概述经济思想史学家们针对熊彼特的观点对经济思想史学科主要研究对象的争论，提出笔者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将论述创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为经济思想史分支学科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扼要讨论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及其研究目的;第四部分则阐明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框架和意义。
一、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概念及其研究状况的历史发展
经济政策史，顾名思义就是经济政策的历史，但研究对象并非只是具体的经济政策，它还涉及经济史中影响经济政策制定的经济结构、制度安排、经济发展战略、政策能力以及经济政策的历史变迁等诸多方面的研究。经济政策思想史是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中影响经济政策制定的经济思想、经济理论、意识形态和哲学观的研究。张林等将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视作同一件事情，认为其研究内容应该主要包括经济思想、经济方略和经济政策(张林、周济民，2020)。在笔者看来，他们所说的“经济方略”就是笔者所说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西方经济学中最早使用“经济政策史”这个术语的是19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List)，他在1837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中，三十五章中有六章专门讨论了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美国和俄国的经济政策史(李斯特，1997)。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李斯特就用了约占全书五分之二的篇幅讨论了当时西方主要国家国富国穷的经济史，特别是经济政策史(李斯特，1961)。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是将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分开处理的，笔者沿袭了这种处理办法。在笔者看来，将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分开处理更有利于这个分支学科的发展，虽然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联系非常密切，但毕竟处理的是不同的事情。经济政策史主要处理的是经济政策史的结构与变迁，包括影响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制定的制度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制定政策的行政机构及其政策能力、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政策效果评估等，以便为人们借鉴经济史中经济政策的得失提供更深邃的历史分析;而经济政策思想史则是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受到哪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影响的研究，也包括对经济政策制定者的世界观、人生经历、意识形态、阶级立场和潜意识结构的研究，其目的之一是揭示经济思想史中两大思想传统对一个国家的命运产生了何等影响、有哪些经验教训需要借鉴。①
在现代学者中，挪威著名经济学家埃里克·赖纳特(ErikS.Reinert)最早提出要发展“经济政策史”的子学科，并付诸实践。赖纳特指出，“由于没有一个诸如‘经济政策史’的学术子学科，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强国现在似乎都对它们自己的过去形成了错误的看法，忘记了国家在带领它们走上脱离贫困之路时所发挥的作用”(赖纳特，2005:225)。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赖纳特在爱沙尼亚塔林理工大学专门开设了“经济思想史脉络中的经济政策史”课程。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Chang)的成名作《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张夏准，2007)实际上就是一本从经济政策史角度对“华盛顿共识”进行批判的通俗读物。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赖纳特出版有关“经济政策史”作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一门交叉学科应该如何被建设的论著。
虽然没有使用“经济政策史”这个术语，但《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工业经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发展》(马赛厄斯、波拉德，2004)实际上就是一部对美欧国家经济政策史不大全面的研究专集。威廉·莱特温(WilliamLetwin)出版了《美国经济政策:从革命到“新政”》(Letwin，2007)。最近的一本专著则是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思想史教授劳伦斯·怀特(LawrenceH.White)出版的《经济思想的大冲突:过去100年的重大经济政策争论与实验》(White，2012)。此外，最近几年还出版了不少从经济政策史方面对罗斯福新政和货币战争等问题进行研究的专著，笔者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经济史学界对中国经济政策史和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也比较早。已出版的专著计有:上海社会科学院马伯煌主编的《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朱英、石柏林合著的《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1998)，刘勉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发展史》(2001)等。
近年来，在外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方面，美国杜克大学华人学者高柏教授的成名作《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高柏，2008)是一本优秀的著作。因此，笔者在这里要做一点评。高柏教授的这本著作首先研究的是，政治家、官僚阶层等非经济学家较能普遍接受的经济观念和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对日本这一时期实际的产业政策制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他将经济观念放在了日本产业政策分析的核心位置。在这本著作中，高柏(2008:13)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几乎没有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任何显著影响，所以他不得不通过对1931—1965年间相关的日本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和一般公众就重要政策问题所进行的政治争论进行研究，探寻究竟是哪些经济思想对日本崛起时期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和直接的影响。结果他发现，在政策制定中产生的“实践派经济学”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并把这种“实践派经济学”的历史渊源追溯到了德国历史学派。
高柏(2008:51)指出，“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显示了与盎格鲁-撒克逊式道路截然不同的另一条工业化道路;这种工业化道路被认为是对西方国家巨大的经济挑战。然而，来自日本的意义更为深远的挑战却是思想上的，因为日本发展主义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的另一种传统。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历史学派，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分庭抗礼”。但如果人们了解笔者命名为“演化发展经济学”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赖纳特、贾根良，2007a，2007b)，①那么，日本发展主义所代表的经济思想史上的这种传统可以远溯至重商主义经济学，而高柏教授所指的德国历史学派只是其后裔之一。更重要的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道路和历程也并非像高柏所认为的与盎格鲁-撒克逊式道路不同，英国崛起和美国保护主义时期的发展道路是日本模式的老师和先驱。②笔者将日本发展主义的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提出了与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及加州学派“大分流”相当不同的一个概念———“中日大分流”(贾根良，2015)，对近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提出了新的解释。
二、经济思想史学界有关经济思想史研究主要对象的争论
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一直受到经济思想史家们对其学科研究对象认识的制约，这在熊彼特的论著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虽然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珀尔曼(MarkPerlman)将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称作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三大权威性著作之一(Perlman，1986)，但它本身并不是一部被熊彼特狭义地定义为“经济思想史”的著作。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①是在其去世后由其夫人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ElizabethBoodySchumpeter)编辑出版的，正如伊丽莎白·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编者绪论》中指出的，在熊彼特撰写《经济分析史》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强调这是一部经济分析史而不是一部经济思想史”(熊彼特，2009:6)。《经济分析史》主要研究的不是关于现实经济问题的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而是经济分析工具或者说经济分析手段发展的历史。
熊彼特所定义的“经济思想史”实际上是本文所说的“经济政策思想史”的一部分。熊彼特对“经济学史———经济分析史———和政治经济学体系史以及经济思想史”的概念进行了如下区分，“所谓经济分析史，我是指……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熊彼特，2001:69、17)，而所谓“政治经济学体系”指的是“一整套经济政策的阐述，而这些政策是作者根据某种统一的(规范的)原则，例如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等，而极力主张的”(熊彼特，2001:69);“经济思想”则是指“浮现于公众头脑中，或者可以归因于立法与行政官员的有关经济政策上的观念”(熊彼特，2009:6)。英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特伦斯·哈奇森(TerenceW.Hutchison)指出，在通常情况下，“经济思想”是指囊括了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有关经济问题、经济现象或经济事务的一切思考和讨论;而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所说的“经济思想”指的只是非经济学家有关经济政策的意见和看法。因而熊彼特所定义的“经济思想史”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思想史并不是一回事(哈奇森，1992:359—360)，它实际上指的就是笔者所定义的经济政策思想史中由非经济学家们不成体系地提出的有关经济政策的思想史(贾根良，2010)。实际上，经济政策思想史也包括了经济学家们对“一整套经济政策阐述”的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思想史。
(一)对熊彼特贬低经济政策思想史的批评
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指出，熊彼特将经济分析史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他自己的偏好，异于在他之前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常规做法。丹麦经济学家安德森(2013:254)指出，“熊彼特在对经济学史的描述中包含了一个特殊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他放弃了经济思想史强调政策问题的常规做法”。马克·布劳格(MarkBlaug)对熊彼特偏好经济分析史而贬低学说史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当熊彼特为思想史辩护时，想的是经济“分析”史。可是，后来几乎所有为思想史教学辩护的主张都是关于经济“学说”史的，这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社会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先入之见对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经济学大师的方法论观点，经济学界的社会学，经济思想的国际传播，以及如何把思想史应用到经济学的诸多问题上(Blaug，2001)。也有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专家指出，熊彼特专注于经济分析史是其一贯的偏好。熊彼特在1914年出版了德文版著作《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该书在1954年被翻译为英文版(Schumpeter，1954)。奥雷斯特·波佩斯库(OrestePopescu)通过梳理经济思想史学史发现，在熊彼特出版该书之前，带有批判性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的研究对象都是“学说”(即理论与政策主张的总和)，专门将理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撰写经济思想史著作的做法正是由熊彼特的《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所开创的(Popescu，1964)。作为《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的扩充版本，《经济分析史》很自然地延续了这种做法。
贾子尧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熊彼特倾向于赞扬“为科学而科学”的经济学家，而贬低以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为目的的经济学家，是其贬低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贾子尧，2018)。贾子尧引用理查森(G.B.Richardson)的研究说明了这一问题，理查森认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被熊彼特按照他们从事理论研究的动机和目的分为了大致两类:一类经济学家出于纯粹的科学好奇心，致力于把尽可能多的个别现象概括在简洁的、统一的一般性原理之下，尽可能地实现“思维的经济”;另一类经济学家则为了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试图通过他们的理论将那些对实际目的至关重要的经济关系凸显出来，从而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理查森指出:熊彼特倾向于赞扬第一类经济学家，如莱昂·瓦尔拉斯(LéonWalras)、卡尔·马克思(KarlMarx)、约翰·海因里希·冯·屠能(JohannHeinrichvonThünen)、安托万·奥古斯丁·古诺(AntoineAugustinCournot)等;批评和贬低第二类经济学家，如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等(Richardson，1955)。在笔者看来，熊彼特的这种划分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例如，将瓦尔拉斯、屠能和古诺划为第一类经济学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只将马克思和凯恩斯划为其中某一类就是不成立的了，因为他们两人同时具有这两类经济学家的特点。
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出版后，针对熊彼特贬低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问题，许多经济思想史学家提出了批评。熊彼特认为，他所定义的经济思想，即非经济学家有关经济政策的观点和看法，“与其说属于经济学史的范围，毋宁说属于经济史的范围”(熊彼特，2001:89)。对此，鲍勃·科茨(A.W.BobCoats)指出，熊彼特明确地表示过对经济政策史没有任何兴趣(Coats，1993:1)。针对熊彼特将非经济学家有关经济政策的观点和看法归于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做法，哈奇森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两个领域的分隔和成见进一步提出了批评:经济思想史学家对经济思想史感兴趣通常不是由于经济思想对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是出于思想观念本身的吸引力;而经济史学家如果对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感兴趣，则一定是因为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实际行动和政策制定(哈奇森，1992:351—352)。
针对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两个学科对经济政策的不同态度，钟祥财教授指出，经济政策思想史是联系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重要纽带，“这种纽带作用集中体现在两种关系上，一是理论与政策的关系，一是个人和阶级的关系”(钟祥财，2015)。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离不开对经济政策史的深入研究，因此，笔者一直是将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连在一起加以讨论的，并将之看作是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两个学科的交叉分支学科。
(二)经济政策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无进步可言的吗?
熊彼特对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采取了截然对立的评价态度。在他看来，经济分析是客观中立的，在人类经济思想史的长河中，经济分析是存在进步的;而经济政策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其时代和阶级利益的产物，在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上是没有进步可言的。
首先，熊彼特将经济分析史定义为独立于环境因素特别是独立于哲学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历史，而经济政策是哲学观和意识形态的产物。熊彼特承认通常所说的“经济思想”的确受到了经济学家所持的哲学观点的影响。Chalk(1958)指出，熊彼特觉得当经济学家处理本质上是规范性的问题时，哲学常常会对他们产生影响。Meek(1957)总结道:在熊彼特看来，“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经济思想”无疑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污染，但幸好在某些重要的意义上，“经济分析”可以被证明相对而言是没有受到损害的。
其次，熊彼特对理论和政策、经济分析与经济政策思想采取了截然可分的态度，声称只有经济分析才有进步可言，而包括他所谓的经济思想和政治经济学体系在内的经济政策思想则完全是某一历史时期和不同环境的产物，谈论它们是否取得了进步没有客观意义(熊彼特，2001:71—72)。熊彼特明确地指出，“在经济政策或其他任何政策问题上，进步这个名词是没有客观意义的，因为人与人之间在比较时没有一个适当的标准”(熊彼特，2001:72)。总之，在熊彼特看来，在经济思想史中，只有分析工具存在着进步，人类在认识经济世界的思想上是不存在进步的，因此，经济政策思想也不存在进步。——论文作者：贾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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