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先后爆发，国际经济形势大幅下滑，我国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遭受了严重的冲击。于是，为保证我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国内学界围绕“劳动政策是否会成为压倒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而其中的一个政策焦点就是最低工资制度。
最低工资制度自 1993 年实施至今，在我国已走过了 17 年的历程，其在提高低工资劳动者收入水平、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等方面都发挥了诸多积极作用。为论证该制度是否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存在负面影响，进而有损我国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这一问题，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其政策效果作一经验估计和论证分析。
一、最低工资制度效果评价的理论依据
(一)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目前，劳动政策对劳动力使用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但劳动政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却一直存有争议。因为有些旨在提高劳动力使用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却可能同时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令劳动政策对人均 GDP 的总体影响变得模棱两可。
虽然有些劳动政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看似比较消极，但这并不代表应该尽量弱化制度和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干扰”。此外，即使有些劳动政策从短期看抑制了劳动生产率增长，但若以国家发展和社会福祉的长期目标来衡量，或许是一条刺激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路径。
近年来，国外不乏关注结构性政策(如税收制度、产品市场规制等)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经验研究(比如，Nicoletti and Scarpetta，2003;Aghion et al.，2006)，但探讨劳动政策效果的文献却十分有限(Bassanini and Venn，2007：1)。表 1 总结了最低工资制度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可能关系。基于既有研究成果，发现该制度对劳动生产率同时存在正、负两面性影响。
(二)最低工资制度效果评价的计量模型
当某项政策作为外生事件改变了个人、家庭、企业、城市的运行环境、行为表现或其他条件时，所搜集到的数据便可被 称 为 是 源 于 自 然 实 验 (natural experiment) 或 准 实 验(quasi- experiment)。自然实验与真实实验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设计机制是出自某个具体的政策变化，政策是外生给定的，并总有一个不受政策变化影响的对照组(control group)和一个被认为受政策变化影响的处理组(treatment group);后者的设计机制则是建筑在严格随机抽取之上的对处理组和对照组的确定。经由 Ashenfelter 和 Card(1985)的开发，近年来，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methods，DID，又称倍差估计法)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自然实验中针对各类政策问题因果关系(casual relationship)的评估上(Imbens andWooldridge，2007)。
假设总体中有两组或多组群体，在两期或多期可以观测到其中的个体数据，并且某些个体在某些时期会受到一个新政策的“处理”(treatment)。受到政策影响的样本被称为处理组，而不受政策影响的样本被称为对照组。要评估政策的因果效应，如果单纯比较政策发生后不同群体间(如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变化，或同一群体在不同时期间(如“处理”前与 “处理”后)的变化，都可能得到有偏结果。因为前种方式忽略了不同群体在同一时期可能会存在不可观测的系统性差异(如个体自身禀赋和特质的不同)，而后者则忽略了在政策发生期间可能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双重差分法通过衡量由某项政策带来的在横向截面 (cross- sectional) 与 时 间 序 列(time- series)上的“双重”差异，以识别该政策的“处理效应” (treatment effect)(Wooldridge，1999)，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前述两类问题的出现。为控制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实证研究需要至少两个年份的数据，比如一个在政策改变以前，一个在政策改变以后，或者是在政策实施期间选取;样本按照使用目的可划分为四组——变化前的对照组、变化后的对照组、变化前的处理组和变化后的处理组。
二、中国最低工资制度效果评价的实践考量
(一)中国最低工资制度效果的评价角度
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来自 Micco 和 Pages(2006)，而后 Bassanini 和 Venn (2007)对方法的使用进行了优化。两项经验研究都基于跨国样本，前者选取一些 OECD 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研究这些国家的解雇成本同劳动生产率水平间的关系;后者只研究 OECD 国家，但评估了最低工资、失业保险、EPL 和家长假(parental leave)等四项劳动政策影响，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更大。此外，Bassanini 和 Venn(2007)还在计量模型中引入了国家和产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并将被解释变量扩充到了 4 项，即劳动生产率水平及其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其增长率。
总体看，既有研究体现了 DID 方法在评价产业层面多单位 / 部门受某项劳动政策作用程度的优势。其一，将一些对劳动生产率有相同影响但却不易观察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二，集中考察劳动政策对劳动生产率的直接影响，而排除政策因影响就业量而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的间接影响;其三，针对产业内部因就业给劳动生产率带来的影响，也可以通过设定时间—单位 / 部门虚拟变量来加以控制。
由于我国各个省市 / 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导致国家颁布某项劳动政策后，其在企业层面的落实情况很可能千差万别。因此，可以利用我国这一特殊的政策现象，结合 DID 模型的基本设计思路，以“执行差异” 为基点，权变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对近年来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功能作一探索性评估。通过考察该制度执行与否企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判断是否因制度的颁布和实施而抑制了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二)中国最低工资制度效果的探索分析
研 究 Micco 和 Pages (2006)， 以 及 Bassanini 和 Venn (2007)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某项劳动政策效果的思路，发现 DID 模型在实际运用中必须符合一些基本假设。结合本研究主题的特点，指出 DID 模型使用的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待评价劳动政策影响了劳动生产率水平(和 / 或其增长率);第二，执行待评价劳动政策的企业受政策的影响更大(可称为政策执行企业)。如果所有企业能依据“执行情况”被划分成两类——政策执行企业和其他企业
鉴于 DID 模型使用的基本假设和(2.1)的推导前提，需要对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的政策效应进行探索性分析。分析的方法是，依据(2.2)对解释变量(劳动政策指标)与被解释变量(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数学表达，利用相关性分析探索变量间的关系。将 2005- 2007 年我国各省市 / 地区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各省市 / 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代表最低工资制度，绘制基于该制度的政策效应散点图。其中，各年各省市 / 地区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由该省市 / 地区各年度工业生产总值除以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得到，两个指标的具体数据源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008》;各年各省市 / 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源自《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08》。
如图 1 所示，3 年间我国各省市 / 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与全部样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之间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点值的总体分布规则且均匀。这表明，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对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存在明显影响，且不同企业所受影响的程度也不同。
三、中国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一)最低工资制度效果的研究综述与基本假设
目前，国外针对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Kahn(2006)发现，法国最低工资与工资中位数的比率同该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并非统计显著;同样，该模型的控制变量——失业保险替代率的相关系数也是不显著的。 Bassanini 和 Venn(2007)指出，较高的最低工资水平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联系，但低技能工相对于高技能工的就业量下降可能也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挥了一定正面作用。
我国学界针对该制度的研究是从近几年才开始起步。就现有文献看，比较集中的主题有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的影响，以及该制度同劳动力供给和失业的关系等。同国外情况相似，我国学者对于最低工资制度的作用也是争论颇多，莫衷一是。张五常(2006)认为，最低工资制度会阻碍就业;龚强(2009)也认为，最低工资只是在短期促进某个行业的就业量增加，但最终还是会导致整体经济的就业率下降。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比如，汪贵浦、麻晔(2009)通过对上海市失业率与最低工资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失业率没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刘险峰(2009)、王晓玲(2009)等从制度研究的角度提出，最低工资制度有利于保护就业弱势群体，缓解劳资矛盾，我国政府应加大劳动执法、检查和监督力度，保证制度的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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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研究主题还有最低工资制度的设计与实施。有文献侧重讨论了最低工资水平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应建立增长的衔接机制(韩兆洲、魏章进，2006;张艳等，2009);还有文献(都阳、王美艳，2008)分析了自最低工资建制以来，我国各城市最低工资水平的变化趋势及调整情况，发现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实行并不十分有效，外来劳动力小时最低工资的覆盖率远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并建议在制度设计上更多关注外来劳动力。
因此，为客观评价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以下两个基本假设：
第一，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颁布不会给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造成不利影响;
第二，加强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有助于实现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平衡。
(二)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1.计量模型的设定
实证研究的总体思路依据模型(2.1)，即通过比较政策执行企业(处理组)与其他企业(对照组)在劳动生产率水平上的差异，来评价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政策效果。Bassanini 和 Venn(2007)的计量模型(2.2)为本研究提供了实证模型的综合架构。该模型的特点是，其一，可同时评估劳动政策给劳动生产率水平及其增长率的影响;其二，以政策指标数据的“累加”形式衡量劳动政策的多期变动情况，避免某些周期性因素或特定时间的扰动的影响;其三，能够将不随时间变化、但可能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2.变量及数据描述
研究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由于未能获得我国 2005 年以前的最低工资数据，以及 2008 年的工业行业数据，因而选择 2005- 2007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
计量模型主要使用的变量有工业企业人均资本装配率 k、省市 / 地区最低工资水平 mwang(即最低工资制度的表达指标)，以及类型 kind(代表组别虚拟变量)、年份 year(代表时间虚拟变量)和区域 region(代表地区虚拟变量)。区域的划分依照我国传统的标准，具体分类和地区编码见表 2。
为考察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计量模型还将引入 3 个控制变量，即省市 / 地区人均 GDP 水平(gdpa90)、国有资本比重gyr)和各类型企业个数(num)。其中，省市 / 地区人均 GDP 的数据使用的是省市 / 地区人均 GDP 指数，即按 1990 年可比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样本数量有限，控制变量的选择主要以可能对所有类型工业企业都产生作用的因素为重点。
政策执行企业(处理组)与其他企业(对照组)的确定，首先参考既有研究文献以及近年来一些针对我国劳动政策执行情况的调查发现，得到可能区分政策执行情况的工业企业分组标准;进而依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针对工业企业的类型划分，将各类型企业进行组别归类;再行利用相关性分析检验分组标准的效度;最后确定可能令回归结果趋于理想的处理组与对照组企业类型。
本研究认为，“企业规模”可能同企业执行劳动政策的情况相联系。曾有学者(Edwards，Ram and Black，2004)指出，劳动立法和劳动政策似乎较少会影响到小企业，这在全国工商联于 2007 年对我国小企业劳动政策执行情况的调查中得到了证实。该调查显示，我国小企业在劳动 / 集体合同签订、工资支付 / 协商、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劳动法规执行情况较差。另据杭宇(2009)的调查，发现我国大中型企业的劳动用工情况比较规范。以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为例，全员签订劳动合同的被调查企业接近 70%，还有 24.8%的被调查企业的该比率在 80%以上。因此，将中等以上规模的工业企业归为劳动政策执行企业(处理组)，将小型工业企业归为其他企业(对照组)。
此外，来自外部的“监督管理”也可能影响企业执行政策的情况。如果国家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监管严格或违法处罚力度较大，那么企业更可能执行劳动政策。转型期，尽管我国逐步放开对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干预，但也相应建立起了较为规范且内、外部相结合的企业激励与惩罚机制。随着《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国家加强了对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有限责任制企业等的管理，特别是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督管理上都作了诸多明确而严格的规定。我国公有经济是宏观管理的重点，而大量非公企业则成为了监管的薄弱领域。当前，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国有企业等在劳动用工管理方面日趋规范化，各项劳动法规政策执行情况较好。截至 2009 年底，我国各省(区、市)规模以上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已达 94%，大型国有企业实现了 100%。今后，我国劳动保障监察的重点将转向集体、私营及外资企业，特别是要加强对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监管。因此，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归为劳动政策执行企业 (处理组)，将私营工业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工业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等归为其他企业(对照组)。
为确保分组标准的有效性，需要逐一考察各类型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与最低工资水平的相关性。首先对《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上的工业企业类型进行编码(如表 3)，然后绘制 2005- 2007 年我国各类型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与最低工资水平的散点图。如图 2 所示，类型编码为 1、2、3、4、9、 13 的工业企业，其点值分布比较规律，表明这些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同最低工资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而相比之下，类型编码为 5、6、7、8、10、11、12 的工业企业，其点值分布相对散乱，表明这些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可能同最低工资水平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论文作者：王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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