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业起源于以伏羲氏为代表的草地畜牧业时代。以籽粒生产为主导的神农时代相继发生。其间应存在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长短，因地域特点而异。例如我国长江、黄河中下游过渡时期可能较短，由此而西而北，过渡时期可能逐步延长，甚至长期停留于畜牧业生产系统。伏羲时代不仅体现了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它还具有游牧民族的文化内涵。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时空特征的地理历史现象。过去把神农氏作为华夏农业起源的象征，是囿于‘辟土殖谷曰农’的华夏农耕文化的偏见，不仅抹煞了整个伏羲代表的历史阶段，也割裂了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模式，终于泛化为单一籽粒生产为主的“以粮为纲”单一农业系统，使土地利用偏颇，文化多样性受损，最终导致了生态、生产两败俱伤，形成举国为之忧虑的“三农问题”。农业的实质是自然生态系统遵循一定规律而发展的多阶段的农业化过程。目前在社会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我们逐步从单一谷物生产的华夏农耕文化的弊端，领悟了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这无疑是我国农业向生态系统的回归，在我国农业中出现天、地、人和谐发展的曙光。
【关键词】农业史 伏羲 神农 草地农业系统
农业的起源，是人类内在的创造力形成的重要标志，人类由此开始进行真正的生产活动，因此，农业起源的研究，是近年来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农史学的重大研究课题之一，主要探讨的是农业起源的时间、地点和原因等问题。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多种中国农业史都是以神农氏为中国农业的起源。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一、农业发轫于伏羲时代
古代先民抽象思维不足，对历史事件往往给以拟人化的诠释。伏羲是传说中华夏最早的始祖，他的夫人女娲氏炼石补天，表征了人类社会“开天辟地”的萌芽阶段始于伏羲时代。而农业是人类社会最初的特征之一，因而农业应该发生于此时。
农业的本源是以采集渔猎为特征的原始农业系统。由此衍生不同的农业系统分支。农业系统分化的原因，其初始阶段的决定性因素应为自然环境条件。人类出现的初期，采集、渔猎而衣食，几乎完全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天然组分。这时自然生态系统所依存的生境就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人类的农业活动既然依存于自然生境，并且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化加工过程，当然随着自然生态系统分布区域的分异，而呈现不同的农业生态系统。
其中一支，生活区域以干旱草原带为中心，草原广阔，牧草丰美，形成依靠畜牧业为生的传统，饲养的家畜以牛、羊、马等有蹄类草食动物为主，因地区不同，也广泛分布骆驼、山羊等。这一时期人类维护畜群的正常繁衍，使之免受野兽的侵袭，而畜群供给人类衣食所需。可以认为草地、家畜和人之间组成了草-畜-人系统，做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组分而存在，保持了相对和谐的生存状态，于是出现了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这就是畜牧区的由来。这时人类跟随畜群，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茹毛饮血”、“穴居野处”。这时与其说是人放牧家畜，不如说是家畜引导着人的适应性生产行为。
所谓适应性生产，就是对自然生态系统因势利导以获得生产效益，而不作特殊农业投入的生产行为。由此发生自然和人类结合的游牧系统，即最初的草地农业系统。畜群依照草地牧草与水源的分布状况而不断转移，人跟着自己的食物源——畜群而游弋。这种“草地-畜群-人群系统”与狼群跟在畜群后面的“草地-畜群-狼群系统”没有实质性差别，它是一条自然食物链。可能这是人类最早的仿生学。传说中的伏羲氏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在适应性游牧系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生产实践，发现并实施驯化家畜和种植牧草。正如恩格斯所说种植业始于种植牲畜需要的饲草。[1](P36)20世纪50年代在新疆还存在牧民在离开冬季放牧地，春季走上游牧的漫长道路以前，在冷季牧场植被被践踏损坏的草地上，补播当地牧草然后出外游牧。待冷季来临返回驻地时，这里已经生长成丰美的人工或半人工草地，供给家畜度过寒冷的枯草季节，人畜在此安居，这就是游牧过程的冬营地。
在播种牧草的同时，人们可能发现某些植物的籽粒较为饱满，可以采集贮藏，于是出现了以收获籽粒为目的的种植业。我国历史传说中的神农时代即滥觞于此。周礼艺文志“草人，掌土化之法，相其宜而为之种”，这里说“相其宜而为之种”，是种草还是种谷物，并没有明确意指，似乎草、粮并重而以草为主，且种草在先，否则应该称为“粮人”或“谷人”，而不必称“草人”。种草应该是农作物种植的先导。
二、神农时代的出现
早期人类的另一支，生活于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冲击平原。这里地处东南季风区的近海区域，位于暖温带和亚热带，森林茂密，土地肥美，雨水充沛，湿地广布，气候温和，是适宜早期人类活动的温床。人类从这里走出森林，在林缘地带开始采集、渔猎生活，逐步发展家畜饲养业。由于地域环境的限制，他们所饲养的家畜，以林缘杂食动物的猪和草食动物的山羊、鹿为主。广泛分布的湿地，使得放牧养猪曾经在这一带普遍流行(《汉书?卜式传》等多有牧猪记载)。此外适于暖温带疏林生活的雉类也受到人的关注，于是养鸡也普遍发生(孟子，尽心上篇，“五母鸡，二母豕，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足见战国时代猪与鸡饲养普及)。马做为仪仗和战争工具，也是财富的象征和祥瑞的灵物，它受到上层社会的高度重视，[2](P719-720)但对于平民的重要性远不如牛，祭祀用的五牲依次是“牛羊豕鸡狗”，[2](P69)可见我国古代无论人间还是“天上”，草食动物都受到先民的重视。也偶见以象为食物的记载 ，但难以证明在中国曾把象做为大宗家畜饲养的历史。在良好的水热和土地条件的鼓舞下，很快发现了种植业的巨大价值，在这一地带，以畜牧业为主的时期可能不是很长，就较早转化为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系统。这个农耕系统逐步稳定、发展，最终成为华夏农耕文明最早的源头。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可以证明，黄河和长江冲积平原，无疑衍发为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就是以神农为代表的农耕时代。这时劳动工具十分简陋，砍伐林木绝非易事，草地成为开垦农田的主要对象。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带的林缘草地水热条件良好，土壤肥美，适宜农耕。 因此直到战国时代的商君书中把“垦草”务农提升为国策(《商君书?算地篇》)。人类由主要利用植物茎叶的营养体转为以利用植物的籽粒为主。
第三支生活于农耕区与畜牧区的过渡地带，既可畜牧又可农耕，发展为畜牧-农耕混合系统。后来我们泛称为半农半牧区。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不稳定的过渡类型的农业生态系统。由于它的生态条件的广谱性，往往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变而在农耕业与畜牧业之间摆动。我国农耕文化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对畜牧文化排斥多于融合。中国未能如西方将两者融为一体，发展为现代较为完备的“草地农业”或称“有畜农业”的农业系统，而是以种植业排斥畜牧业，[3](P157-166)农耕线逐步北移，唐以后，半农半牧区也相应向西、向北推移了100～200km。导致不适当地扩大耕地面积，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农业的相对凋敝长期存在而难以克服的状况。
三、农业发生的历史序列
农业开始于以畜牧生产为特色的伏羲氏为代表的时代，逐步由营养体农业转为籽粒农业，于是神农时代到来。人类建立了两类食物系统，一是动物性的草-畜-人系统，一是植物性的籽粒-人系统。籽粒是植物最便于长期保存和长途运输的一种形态。植物由营养体转化为籽粒，需要更多的能量，更高的技术。农业的谷物生产体现了农业的更高的技术和能量贮备。谷物生产无疑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从伏羲时代的畜牧业向神农时代的农耕业过渡是历史的必然。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耕业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在黄淮下游百家争鸣的经济文化黄金时代与“耕战”体制相伴发生。秦代引进人才，以“客卿”商鞅变法，商君书明确提出“垦草”种粮的政策 。谷物生产已经居于农业的首要地位。
汉承秦规，抑工商，扬耕战。更提倡儒教，作为帝国耕战思想的精神支柱，全面巩固了农耕体制，把农业定义为开垦土地种植谷物， “辟土殖谷曰农”(汉书食货志)，也许这是世界上最简明的农业定义。单一谷物生产的农业系统于是在汉族聚居地区得以确立。我国汉民族地区的农业就是沿着这一古老定义发展，延续数千年，形成世界罕见的超稳定农业系统。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提出“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把单一谷物生产的农业系统确立为国策，通令全国，连传统牧区、林区也提出粮食生产自给的要求。把单一谷物生产的农业系统推行到极致。将适宜营养体生产的土地生硬地开辟为生产籽实的粮田，国土资源遭受严重破坏，导致前所未有的水土流失，灾害频繁，农牧民生产、生活陷于极端困苦之中，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三农”问题。
西方对于农业的认识要广泛得多。“农业是一种有目的地控制利用植物和动物(主要是陆地上)，以生产食物和纤维(以及燃料和其他多种物质)为基本生产的行为”。 [4]农业的通俗解释是：“农业是垦殖土地，种植作物，饲养动物和对其产品进行不同程度加工，贸易的科学、艺术和实践。(据威氏大学生辞典，第10版，1996年)”
西方农业的涵义，不仅生产谷物，还生产远超出谷物范围以外的一切植物性产品，同时也生产动物性产品，还包括产品的加工和市场流通。而其核心是植物生产系统与动物生产系统之间的良好的系统耦合，其中蕴藏着若干倍的难以估量的生产潜势。
我国对农业的认识有所发展：90年代初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对农业的定义是“有生命物质的再生产。它的经济再生产过程总是同自然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的。”又说“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它们都是有生命的有机体，都依赖一定的环境条件而生长繁殖。人类通过社会劳动，对它们的生长繁殖过程及其所处的环境条件进行干预，从而取得食物和其他物质资料。[5](P1)
这样给农业定位，虽然对农业生态系统的认识还有较大距离，但毕竟向现代农业大进一步。要完成具有生态系统意义的新型农业结构改革还要奋力争取和耐心等待。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农业向生态系统回归的曙光。
四、结束语
农业起源于以伏羲氏为代表的草地畜牧业时代。以籽粒生产为主导的神农时代相继发生。其间应存在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长短，因地域特点而异。例如我国长江、黄河中下游过渡时期可能较短，由此而西而北，过渡时期可能逐步延长，甚至长期停留于畜牧业生产系统。
伏羲时代不仅体现了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它还具有游牧民族的文化内涵。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时空特征的地理历史现象。
过去把神农氏作为华夏农业起源的象征，是囿于‘辟土殖谷曰农’的华夏农耕文化的偏见，不仅抹煞了整个伏羲代表的历史阶段，也割裂了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模式，终于泛化为单一籽粒生产为主的‘以粮为纲’单一农业系统，使土地利用偏颇，文化多样性受损，最终导致了生态、生产两败俱伤，形成举国为之忧虑的“三农问题”。
目前在社会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我们逐步从单一谷物生产的华夏农耕文化的长梦中醒来，领悟了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这无疑是我国农业向生态系统的回归，使我们看到了天、地、人和谐发展的曙光。
笔者不是专业史学工作者，虽曾结合草业科学专业对此领域略有涉猎，但自审知识浅薄，所依据的史实可能不够准确，所提出的论据可能远非周延，本文只是向我国农学史学者提出一点参考性意见，希望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明确农业的发展导向，则我国农业前途幸甚!国家前途幸甚!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王伯祥.春秋左转读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3]任继周. 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在黄土高原上的嬗替[A]. 见：百名院士科技系列报告集(中册)[C]，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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