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文论”又称 “中国古代文论”或 “中国文学批评史”：前者偏指研究领域，后者偏指现代学科，二者的共通之处是深植于经史子集知识学谱 系 的 “兼 性 阐释”。兼者通也，经史子集的兼收并蓄和参稽众说，从阐释主体、思维方式和文本纂集等不同层面构成兼性阐释的学理依据。经史子集典籍的互文性、学派的融通性以及批评方法及心态的 “平心而论”，铸成兼性阐释的古典形态。 “集”奠其基、 “史”开其局、 “子”拓其疆和 “经”聚其力的百年历程，形成兼性阐释的现代嬗变。经史子集之兼性阐释理念及方法在中国文论领域的创造性转换，催生出文论典籍的 “新四部”、大学教育的 “新文科”和学术话语的 “中国性”，从而彰显出兼性阐释的当代价值。中国文论的兼性阐释，既区别于 “以西律中”的强制阐释，又区别于 “专业主义”的端性思维，从而在镜鉴西方、通变传统的基础上于文学理论领域重塑中国方案、中国范式和中国特色。
关键词：中国文论;兼性阐释;经史子集
按照朱自清先生 《诗文评的发展》一文的说法，现代学科意义上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其 “名”(即 “文学批评”一语)是舶来的，其 “实” (经典、理念、方法、演变等)则出自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 《总目》)集部的诗文评类。① 笔者曾著文，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百年嬗变描述为 “从 ‘学出集部’到 ‘识通四库’”。② “经史子集”不仅仅是传统文献的分类方法，还是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式，更是汉语学术的知识学谱系和理论范式。同理， 《总目》不仅仅是一部文献学或目录学经典，更是一部具有明显的 “兼性”特征③ 的阐释学或批评学经典。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论是兼通四部的 “中国古代文论”，还是学出集部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均渊源有自、顺理成章地带有经史子集及其 《总目》的兼性阐释之特质。
在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文论的兼性阐释正面临两大挑战：一是 “以西律中”或 “以中证西” 的强制阐释，二是 “分科治学”或 “专业主义”端性思维。二者合谋将中国文论从其兼性阐释的学术传统中剥离出来，从其经史子集的有机整体中切割开来，从而酿成当下中国文论研究的 “无根化”和 “标本化”的双重困境。如何在经史子集之知识学谱系与中国文论之阐释学理论的深度关联的基础上，重新清理中国文论兼性阐释的学理依据、古典形态、现代嬗变和当代价值，对于突显中国文论的 “中国性”，对于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重塑中国方案、中国范式和中国特色，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文论兼性阐释的学理依据，既植根于经史子集知识学谱系，又生长于 “兼” “通”互训之语义根柢，从而在兼性主体、兼性思维和兼性文本的逻辑层面有机生成兼性阐释的学术内涵及学理框架。“中国文论”又称 “中国古代文论”和 “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千年的 “中国古代文论”，与 “经史子集”的范式生成基本上同向同行、同体同构，从而在文献的互文性、学派的交融性和心态的 “平心而论”等不同层面建构起中国文论兼性阐释的古典形态。近百年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从 “学出集部”到 “识通四库”，分别在 “集”奠其基、 “史”开其局、 “子” 拓其疆和 “经”聚其力的不同领域交织成中国文论兼性阐释的现代嬗变。对经史子集与阐性阐释之学理依据的重构，对三千年古典形态的重塑，对近百年现代嬗变的重建，最终是为了揭示中国文论兼性阐释的当代价值：如何行之有效地将中国文论的兼性阐释用之于文论典籍 “新四部”和大学教育 “新文科”的建设，如何在镜 鉴 西 方、通变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文论话语的 “中 国 性”，于文学理论领域重塑中国方案、中国范式和中国特色。
一、兼性阐释的学理依据
讨论中国文论兼性阐释的学理依据，需要从 “兼”这个关键词说起。
“兼”的篆体 是个象形字：只手持双禾。《说文解字·秝部》： “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① 《说文通训定声》释 “秉”云： “手持一禾为秉，手持两禾为兼。”② 从一禾到两禾，“兼”已是 “秉”的倍数。“兼”还可释为 “三”。《文选·鲍照 〈还都道中作〉》“俄思甚兼秋”李善注：“兼犹三也。”③汉语成语有 “日夜兼程”，这里的 “兼”又是所有基数的倍数了。“兼”的 “事半功倍”不仅是数量化而且是品质性的，因为 “兼”与 “同” “容” “包” “怀” 等字同义。《孟子·滕文公下》“周公兼夷狄”焦循正义称： “兼、同、容三字义同。故杨倞注以 ‘兼术’为 ‘兼容之法’。君子之容物，亦犹天子之同徐方。 《广雅·释诂》云： ‘兼，同也。’本诸此。容之义为包，包之义为怀。”④ “兼”甚至与 “通”同义。 《管子·五行》： “天子出令…… 命行人修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集校引张佩纶云：“兼，通也。”⑤ “兼”一旦与 “通”互训，其阐释空间就可以囊括整个宇宙了：于时空是 《庄子·天下篇》说的 “六通四辟”⑥，于人类则是 《白虎通义》说的 “圣者，通也”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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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语有词根，汉语也有词根，而汉语的 “词”之 “根性”有二：一是决定这个词之根本义的字，二是这个字最早的释义。就本文的关键词之一 “兼性阐释”而言， “兼”这个汉字是它的词根，“兼”最早的释义 (手持两禾)则是它的词根之词根。 “手持一禾”者，固守一端，偏于一方，是 《庄子·天下篇》所说的 “方术”，或称为 “端性思维”或 “端性阐释”;“手持两禾”者，兼和包容，会通适变，是 《天下篇》所说的 “道术”。依照 《天下篇》的描述，上古文明史之嬗变是 “兼”在前而 “秉”在后，“悲夫!道术将为天下裂”。在汉语阐释学的语境下，中国文论研究如何从 “方术”返回 “道术”，如何从 “以西律中”的强制阐释和 “专业主义”的端性思维返回到传统文论的兼性阐释，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生长于 “兼”“通”互训之语义根柢的中国文论的兼性阐释，其理论的逻辑维度有三：一是主体身份之兼性;二是思维方式之兼性;三是文本纂集之兼性，三者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兼性主体具备兼性思维，兼性思维创生兼性文本。分述如下：
(一)兼性主体
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对阐释主体作类型学区分的当推 《庄子》，其 《天下篇》将上古学术史之流变描述为 “道术”向 “方术”的裂变，“道术”之主体是 “四通六辟”“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圣人、至人、神人和真人，而 “方术”之主体则是 “不该不遍” “得一察焉以自好” 的 “一曲之士”。①后庄子 (或者说前学科)时代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并没有职业的文学家，更没有职业的文学理论家或批评家，赋诗作文或者品诗论文并非是文学家或文论家单一的立身之道或谋生之途。就社会身份而言，文学家亦官亦民：达时为官，穷时为民;出仕时为官，隐遁时为民;天下有道时为官，天下无道时为民。就文化身份而言，文学家亦学亦文： “辨章学术”时为学者，“独抒性灵”时为文人;撰著 《新唐书》时为学者，闲谈 《六一诗话》时为文人;出任四库馆臣时为学者，退居草堂阅微时为文人。就学者身份而言，文学家又悠游于经史子集之间：于经部立天下公理，于史部识前车辙痕，于子部拓展视野，于集部涵养性情。阐释主体这种一身而数任、一人而多能的兼性特征，成功 地 超 越 了 《庄 子·天 下 篇》所 说 的 “方 术”而 返 回 到 “道术”，从而成就了三千年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的博雅多元和文备众体。
(二)兼性思维
有什么样的阐释主体，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中国文论的兼性阐释，其主体身份的或仕或隐、亦学亦文和学通四部，直接酿成思维方式的会通适变、惟务折衷和弥纶群言。 《文心雕龙 ·杂文篇》：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乎气。”②刘勰字彦和，俊彦之士，协 和 众说、等观三界，既于时空层面兼通古今、兼和佛华，又于逻辑层面敷理举统、笼圈条贯。前者就是 《通变篇》所讲的 “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因其通而亘古亘今，因其变而日新其业。天下之理，不可以不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变。后者则是 《序志篇》所特别标举的 “擘肌分理，惟务折衷”。就 《文心雕龙》的文本而言，刘勰诸多文论范畴如体性、风骨、情采、奇正、比兴、通变，等等，都是 “惟务折衷”的结果，亦即叩其两端或多端以作深度辨析和辨证，从而扬弃、超越两端或多端之局限或偏颇，在更高的层面达成新的融通和统一。若将 《文心雕龙》置于 “长时段”(即几千年中外文学理论批评史)来考察，刘勰文学理论批评的 “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题记一篇》)③ 也是 “惟务折衷”的结果。就思维方式而言，刘勰之所以撰写 《文心雕龙》是有感于在他之前和与他同时代的论文者大多只能 “诠序一文”，只能 “各持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 “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④。针对这种流行的 “端性思维”的方式，刘勰主张 “弥纶群言”，主张 “笼圈条贯”。从根本上说，宗经征圣的刘勰是继承了经学的传统：“笼圈”源于 《周易》的经纬天地、苞举宇宙， “条贯”源于 《周礼》的整饬六官和 《尚书》的洪范九畴。清代章学诚 《文史通义》比较司马迁和班固，称 “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 墨”， “迁 书 体 圆 而 用 神，……班 书 体 方 而 用 智”⑤，说 的 也 是 思 维 方 式 的“兼性”与 “端性”之别。
(三)兼性文本
对于学术书写而言，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理论文本。太史公的思维方式是 “体圆而用神”，故 《史记》才能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刘舍人的思维方式是 “笼圈条贯”，是 “惟务折衷”，故 《文心雕龙》才能 “弥纶群言”，才能 “体兼四部”。就后者而论，刘勰的 《文心雕龙》是一个典型的兼性文本： 《隋书·经籍志》将之收入集部的总集类，后来的 《总目》将之 收 入 集 部 的 诗 文 评 类，在 从7世 纪 到18世 纪 的 千 年 历 史 中 她 都 属 于 “集部”，此其一;刘勰有着浓厚的圣人情结和自觉的宗经意识，《文心雕龙》从 “文之枢纽”到 “论文叙笔”，从 “割情析采”到 “才略知音”，全书一以贯之的以 “论文”的方式 “述经”，以至于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学阐释之范式①，此其二; 《文心雕龙》大到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到分体文学史的演绎，小到作家作品的评骘，无不遵循 “原始以表末，观澜以索源”的史学路径，此其三;刘勰既有 “博明万事，适辨一理”的子学方法，更有 “融通儒道，等观三界”的子学胸襟，故 《文心雕龙》的子学特征同样鲜明昭著②，此其四。不惟 《文心雕龙》，古代文论经典文本的诂训传译、层累纂集，既有文献学之版本考证，又有目录学之系谱厘定;既有文字学之语词诂训，又有历史学之源流考镜;既有义理学之求微言大义，又有文章学之辨奇正华实……真正是体兼四部，文备众体，交互交汇，兼和兼通。——论文作者：李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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