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转型打破了传统旧有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乡土文化的现代转型，百年来乡土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乡土文学的“乡土”含有乡村之意，但其内涵更多指向本乡、本土、本国。而当代，乡土文学在萌发初期时鲜明的民族复兴意味和启蒙精神逐渐弱化，转而关注现实中国的文化之根，乡土文学的定义越来越精准，意义范围也愈加狭窄。中国的乡土文学呈现出与社会转型同构的发展态势，其中变化的是乡土文学的书写对象、认识基础;不变的是乡土文学的精神，即关注现实的价值立场，融入世界的文学抱负。
关键词：乡土文学;社会转型;文学书写
近年来，社会转型在学界是一个十分令人瞩目的话题，关涉到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重大领域的研究。关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学者们有不同的描述，高华将其看作是“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①，郑杭生等将传统与现代的内涵融入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界定中，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②刘晓峰的《我国乡土文化的特征及其转型》一文所言的社会转型则指“当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过程”。③
一般来说，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伴生着城市的兴盛与乡村的凋敝，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乡村的衰萎与人类走向现代的知识信息型社会同步，“传统的—农业的”和“现代的—工业的”这样两极的认知蕴含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各种话语体系中。在此，笔者不去探讨这种二分认知的局限性，仅关注乡土文学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关联。社会转型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点，是如何成功地改造以农业为本的广袤的中国农村社会，以何种态度对待中国传统等决定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维度。目前，中国部分乡村面临的事实是：乡村的传统牢固而厚重，乡村治理水平欠佳，乡村传统文化在与现代文化融合的道路上依然步履维艰，发展不均。因而，关于乡土建设改造的各种运动一直不曾停息，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当今的乡村振兴等都是旨在改造乡村，迈向现代社会的实践。因此，乡土的改造、乡村的书写成为百年来中国知识界持续关注的热点，文学书写也不例外，乡土文学不但是百年中国文学书写的重要向度，也是中国文学的实绩所在。因此，只有将乡土文学的发生发展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宏大历史中才能深刻地反思其意涵的变化。
一、社会转型中的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文学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乡土不仅是与城市相对应的一个地理概念，乡土意味着与现代相对的传统、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政治话语、社会模式，其中蕴含着空间意识分野、褒贬互现的价值判断、无法割断的情感共识、丰富驳杂的文化系统，而乡土文学也因此具有了复杂的内蕴与形变的可能。笔者曾指出，中国的乡土文学，产生于中西、城乡、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比较视野之下，具有强烈的空间性、符号性和社会性，是社会思潮和一种“乡土”共识的产物，所指远远溢出了文学边界，直指现代民族国家及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其文学格局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人类的、历史的。①从发生学意义上厘清乡土文学的建构逻辑和发展基本脉络后就会发现，社会转型打破了传统的、旧有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乡土文化的转型，百年来乡土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不少变化，如果以早期的概念框架对照当下的乡土文学，人们对乡土文学存在诸多误读。
这种误读首先体现在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文学的界限划分中。近百年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等重大历史变迁，早期乡土文学与20世纪初到30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同声相应;其后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农民文学”“农村文学”都充满社会革命和运动的时代烙印，乡土文学甚或断裂，直到寻根文学再次返乡;而20世纪末，乡村建设思想与运动又一次横扫中国大地，乡土文学的热潮随之漫卷文坛。乡土文学向“农村农民题材”的倾斜，兴盛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尤其是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时期，乡土文学这一称谓处于隐匿状态，原因似乎在于学界对以鲁迅等为源头的乡土文学的审美特征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对茅盾所倡导的农村题材文学的现实性要求更高。“农村农民题材”的文学能不能归入乡土文学，学界尚有争议。王又平的《从“乡土”到“农村”——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主导题材形成的一个发生学考察》②一文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撰就鲜明地体现了“乡土小说”与描写农村生活小说之间是存在着界限分野。丁帆认为：“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大量反映农村社区生活的作品，是不能称其为乡土小说的,充其量亦只能是一些‘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失却了作为‘乡土小说’的重要美学特征——风土人情和异域情调给人的审美餍足。”③乡土文学和农村农民题材文学这种命名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文学也常常和社会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如同乡土文学诞生之初与乡土运动密不可分一样，农村题材文学也与农村的农业合作化等各种运动有历史的呼应，而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对文学创作的冲击、时代需要塑造新的农民形象等对文学创作的要求也使农村题材的文学有了时代和社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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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与城市文学相对的命名下，乡土文学和农村农民题材文学又被统一地整合在一起，与城市文学对应起来。这就牵扯到第二点，从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社会剧变下,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转换及交叉。但同时也可以见到，不少将“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相互竞赛赶超发展的评论，将城市文学简单地理解为以城市为写作对象，乡土文学则限于书写乡村人事。这样的区分说到底是一种文学史概念上的划分，而社会转型带来的人的流动和文化转型使城市和乡村不再是静止独立的概念和空间，而处于不断变动之下，具体到文学创作中，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的二元界分屡屡被打破，文学中城乡的变奏、城乡互嵌的文学表现、城乡交叉地带的文学故事等都成为写作者对转型期中国的关注地带，乡土文学的书写愈加多元。那么，乡土文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兼容性?这需要从乡土文学的有无之争和乡土文学的背景与范式的变化中去探寻。
二、乡土文学的意涵之变
伴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跨越发展，乡村文化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乡土文学也在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中呈现出动态的演变，“乡土文学/农村农民题材/本土—乡土文学/后乡土文学”的转变让人们在纵观乡土文学发展史时，注意到在民族和世界的关系处理上，乡土文学之变意味深长。
首先是社会转型下，乡土文学的本土化、中国化的深化之变。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以文学研究会为主，是现代乡土文学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具有“国民文学”的意味，乡土的背景虽也有“城市”的参照，但视野和准绳是“西方”，是新旧文化交替之际，中国文学摆脱自我认同困境的现代焦虑之产物，无论鲁迅还是茅盾，不管是从文化上进行批判还是对现实进行揭露，都着力对已有的“常”进行批判，着眼于未来的乡村建设而求“变”，这个建设包括物质文化、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破与立。丁玲、吴组缃、张天翼、沈从文等作家的乡土文学创作无论是深切的现实揭露还是浪漫的怀乡之歌，都力图呈现出乡土的变中之常，对乡土文化中真善美的稳定性做反向的暴露和诗意的表达。沈从文说，“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①这种倾向恰恰反映了当时乡土社会结构深刻的震荡，促使作家转而关注更深层的乡土之“常”。20世纪30年代后期，乡土文学日渐式微，化身为“农村题材”文学的政治表达。到了20世纪中叶，赵树理、柳青、李准、周立波、浩然等作家的叙事方式和写作价值与政治立场几乎同质化，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表达成为主流。而20世纪80年代后，刘绍棠、孙犁等关于乡土文学的有无之争，雷达与刘绍棠的《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蹇先艾的《我所理解的乡土文学》、汪曾祺的《谈谈风俗画》等，体现着乡土文学创作转向本土文学的意识，加上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创作热潮，都是对文学之“根”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的“本土意识”追求，并不是落伍和保守的表现，而是在又一轮西风东渐之时，对五四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尺度的激进一面进行了深度反省，将社会批判的视角转向了文化的反思与重建上，在对“现代化冲击下民族文化的存废问题”②上显然有了一定的文化自觉，这一时期乡土文学的本土化转变立足本土，吸收外来，开掘本族传统文化资源，创造具有世界高度的中国文学，因而是极具主体意识的努力，这在今天看来，是弥足珍贵的。20世纪80年代乡土文学的倡导，精神源头追溯到鲁迅等现代乡土小说家，又一次激活了地域文学传统的潜力，乡土文学再度爆发，此时的乡土文学虽然也有外来文化作为背景，但向内看的自我审视使得全球化时期的乡土文学具有了更多的“本土”意味。也就是说，中国在世界的版图中，不再是落后的“乡土”，而是一个独立的、独特的现代国家，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内涵缩小了，逐渐专指与城市文学对应的文学品类，乡土文学在萌发初期鲜明的民族复兴意味和启蒙精神逐渐弱化，转而关注现实中国的文化之根。三农问题、乡土文学的自觉转型是避免世界化对本土抹杀的一种写作反映，向内转的乡土文学有效地防止了中国文学成为西方文学影子的写作趋势，大有返本开新之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土性和现代性并不矛盾，本土性是现代性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对自身的确立，乡土文学的本土性是乡土文学现代性的深化发展，是乡土文学在融入世界文学进程中进一步的自我确立，是中国化的乡土文学特有的文学品格，关涉到中国文学自我定位的本体性问题，乡土文学的本土化对中国文学的自我确立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其次是伴随着社会转型，乡土文学的内涵和题材范围不断处在变化之中。早期乡土文学的“乡土”一是含有乡村之意，但其内涵更多指向本乡本土，囊括并涵盖了城乡;二是“乡土”之意扩张到大有代表国家的程度，他乡即他国，一个国家就是一片乡土，中国是世界的乡土，他国也是世界乡土的一部分，对异国的理解就是对别样乡土的理解。比如汪倜然在介绍卡尔·惠廉姆生(CarlWilhelmson)的小说Midsummernight《夏至夜》时，认为描写芬兰人物和芬兰生活的就是芬兰乡土小说。③这样的理解也被广泛接受，中国乡土小说的范围也被泛化了。乡土小说“是民族精神在文学上的表现，而且是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民族精神在文学上的表现……乡土文学也就不是指专写农村或工厂生活的作品了，只要是爱国家、关心民族前途的作品，都是乡土文学。”①改革开放后，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命题上来，“乡土”作为发展的重心成了核心问题，乡土不仅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的根基，更是发展的阻碍，乡土由被疏离的“乡土”转为“本土”，是中国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有助于理解20世纪80年代关于乡土小说的有无之争，由于早期乡土文学的概念模糊，刘绍棠重提“乡土文学”，号召创作“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②的中国乡土小说，实际上也是新时期文学对《讲话》以来文学政治化的反拨，借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的精神，力图为乡土小说下一个精准的定义，规范其理论。公认的乡土文学作家孙犁在1981年《北京文学》第5期上发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对刘绍棠倡导的“乡土文学”提出了质疑。蹇先艾在《我所理解的“乡土文学”》③一文中肯定了乡土文学的存在，却说“把‘乡土文学’列为现代小说流派之一我觉得是值得商兑的”，之后，李玉昆也发表《关于“乡土文学”的有无之争》④，雷达与刘绍棠的《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等掀起了乡土文学的理论热潮。从这次乡土文学的争论中，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一方面要延续新文学时期乡土文学的创作生命，另一方面力图对早期意义就不明晰的乡土文学予以规范。刘绍棠所说的“中国气派”这个词，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曾提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⑤之后，巴人也谈到，“‘气派’也就是‘民族’的特性;‘作风’也就是‘民族’的情调。”⑥如果说民族战争时代的中国气派具有消化外来事物，使之“中国化”和“到群众中去”的意味，那么刘绍棠借用这个词则是在“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这样的历史境遇中，又一次将乡土文学推到中国文学的前沿，把中国特色的乡土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进行宣扬，促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而孙犁认为鲁迅对蹇先艾等创作评论界定的“乡土文学”这个称呼，“很难说是批评，但也很难说是推崇”。孙犁认为，鲁迅自己也写了很多篇以家乡人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但并没有自称自己所做的是乡土文学。这些创作已经不是什么“乡土文学”，而是民族的瑰宝。微观言之，则所有文学作品，皆可称为乡土文学;而宏观言之，则所谓乡土文学，实不存在。⑦显然，孙犁和蹇先艾都不否认乡土文学的创作实绩，但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环境和20世纪20年代已大不相同，当时的乡土文学也与鲁迅时代所指的“本乡本土”的内蕴之乡土文学大有不同，基于此，他们反对将其流派化、概念化、狭义化，认为这样规范乡土文学是画地为牢的做法。而事实上，乡风民俗成了乡土文学必不可少的标志，乡土文学的定义越来越精准，意义范围也愈加狭窄，以至于冯骥才呼唤真正的乡土小说“表层是风物习俗，深处是人们的集体性格”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刘绍棠说的“中国气派”很大意义上是对中国风的倡导，中国元素的张扬，其基础是毛泽东关于民族文化的观点，而孙犁的反对也是因为其对鲁迅、周作人等开创的乡土文学的意义的狭隘化理解。⑨21世纪以来“后乡土文学”的背景彰显为“城市”，不少作品通过描述乡村建设史中的“乡村破坏史”纾解乡愁，也反思了乡村被席卷到激进现代进程之中的无奈，格非《望春风》中弥漫的伤感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写作，“乡土”意味更多呈现为自然、大地、精神家园、乡愁的含义。——论文作者：魏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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