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的文学史研究范式过多关注“时间”维度，而忽略“空间”维度。借鉴列斐伏尔的“差异空间”理论，“民国文学”的提出与建构有效弥补了这一缺漏。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现代性“空间转向”，不仅包括对“差异空间”的探求，还揭示了“空间生产”的内在形成机制，以及由资本、原料、劳动力、资讯的“流动”所导致的空间之间的重组、关联、渗透、流动，乃至最终的建构。这种空间的联动以及“时空并置”的观念与历史认识，不仅能有效补充目前“民国文学”这一研究范式在“空间”上的思考限度，对文学史研究同样具有建设意义与理论价值。
关键词:民国文学;空间转向;时空并置;列斐伏尔;现代性
“文学史”作为一种受到欧风美雨影响的研究范式，无论在促进传统中国学术走向现代、与世界学术体系接轨，还是在传播文学知识、建构文学体系、更新文学观念、培养文学人才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学术作用。不过，一直以来，在面对复杂的文学现象时，文学史尤其难以很好地处理由“空间”所带来的文学面貌的复杂性这一问题。“民国文学”的提出与倡导，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发掘，以及对“空间维度”下具体问题的分析，重新释放“空间”本身的思想价值与理论活力，进而指向一种更为复杂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理解，有效改变了文学史研究在“空间维度”上的缺失。本文以探讨“民国文学”的有效性及其限度为例，侧重于从理论层面展开分析，认为空间维度下的文学史研究，不仅包括“差异空间”，还应包括空间之间的联动与渗透，从而提出构建一种时空并置的新型文学史叙述模式。
一、文学史叙事的“时间维度”
从“文学史”这一学术范式的起源来说，可以包括两种含义:其一是“文学具有一种在历时性的范围内展开的内在联系”;其二是“指我们的对这种联系的认识以及我们论述它的本文”[1]180。也就是说，关于“文学史”的定义，分别存在两种不同的形态，前者指的是文学的发展过程，是实际的历史进展;后者说的是记录这一发展历程的文本，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文学史著作。前者是鲜活的文学图景的历史，后者是作为历史载体的语言形态。但不论是“历史轨迹上的发展过程”，还是“记录下来的文学史著作”，都特别强调其“历时性”的特征。因为只有“历时性”，才能以语言和文本的形式，将文学的实际发展过程按照时间组织起来，并呈现出“历史”的意义。换句话说，历时性特征下的“时间”维度，才是“文学史”这一概念最具辨识度的特质之一。这种特质，无论是在“文学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刚刚兴起之时，还是该理论渐趋成熟之后，均未发生变化。19世纪德国文学史家盖尔维努斯在其皇皇巨著《德国民族文学史》(5卷本，1835年至1842年)中，就运用了他在《历史学概论》中的理论思想，利用“历时性”的时间观念，整理出清晰的历史脉络，并表示他文学史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只是历史;之后，朔贝尔也说，“文学史首先是对社会实践的一个特殊领域的过程性发展的表述”[1]218。因为只有在这种“过程性发展的表述”之下，才有可能“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2]311，而这种确立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时间意义下的比较与鉴定，就如韦勒克与沃伦在经典著作《文学理论》一书中多次强调的，文学作品的考察，只有将他们放置在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寻找他们之间的关系，做适合的比较研究，才会显示出真正的意义与价值。[2]310这就是说，对一部作品进行公平判定，并确认其文学史地位，关键在于将文学作品放置在整个文学发展的时间系统中来加以考察，进行的是作品的源流研究，突出的是文学史时间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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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间意义的看重，不仅体现在外国文学史家的理论之中，同样它也是中国文学史家的追求。“文学史”作为一种研究模式，经日本进入中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范式，至今天，已蔚为大观。但统观目前的文学史理论，他们几乎都无可置疑地将“时间意识”作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维度，并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学进化论”的思想。胡适就认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3]7。后来，他又在出版于1928年的截断众流的《白话文学史》中，进一步指出“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4]139但无论是演进，还是革命，实际上都是在文学史“时间维度”下对文学现象的一种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之一的王瑶先生也指出:“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要正确地阐明文学的发展，就必须从历史上来考察它的来龙去脉，它的重要现象的发展过程。”[5]将文学史作为历史科学之一种，改变以往单纯的文学批评，走向一种综合性的历史研究，突出的正是时间意义下文学的发展进程，凸显的正是文学史时间维度的考察与意义的呈现。基于在上述以时间维度为主的文学史观的影响与感召下，学界大都认为，“文学史”作为现代历史学的一种类型，是有起点与终点、支流与主流、连续与断裂的，并最终走向具有共同方向的历史进程。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时间意义的看重，成为文学史得以建构、文学观念得以更新、文学史得以不断重写的动力之一，而人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再处理、再理解，也是在“时间”这一维度下进行的，无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还是对于“晚清文学”的看重，又或者是“晚清文学现代性”的发掘，事实上都是文学史“时间意义”的继续开掘。与之相关的，还有文学史的分期、断代、源流，乃至对于文学性质的讨论与各类“重写文学史”，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时间意义”下的考察。
但问题是，历史的发展并非只是一种线性的时间之流，也绝非只有“时间”这一个维度，虽然历史最直接地建立在时间之上，并因时间而产生意义与价值，但作为实际人类活动的“历史”的总体发展，是在时间、空间与人等各种历史要素下的历史合力的结果。没有绝对、纯粹而相互独立的时间与空间。时间因“空间”这一维度的存在，而使人类活动有了具体展开的可能性;空间因“时间”这一维度的存在，而使人类活动的历史有了延续性。这是两个不可缺少，却又相互依存地作用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范畴。正因为这样，所以当我们一方面欣喜于“曾经以对‘时间意义’的敏感拉动了文学史研究的发展”[6];另一方面也需要自我警醒与设问，难道对文学史“时间意义”的努力追寻，就代表了文学史研究的全部或终结?我们一方面固然应该提醒研究者“打开已有视野遮蔽的空间，呈现所能发现的全部复杂性，是我们有可能做的工作”[7];另一方面也应该呼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进一步强化自身的‘空间意识’。”[6]
二、“民国文学”与文学史叙事的“空间维度”
近十多年来，“民国文学”这一概念经由张福贵、张中良、丁帆等人的倡导与努力，不断走向丰富与成熟，并在“新文学”“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等研究框架的基础上，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受益于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与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对学术研究主体性的追求，李怡提出“作为方法的民国”以及文学的“民国机制”。他认为，相对于“亚洲”“中国”这些抽象、笼统的概念，“民国”更能具体贴切地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语境”“更能体现我们返回中国文学历史情境，探寻学术主体性的努力”。[8]2因此，“作为方法的民国”一方面意味着在返回自身历史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不断地进行反省与批判;另一方面更意味着需要特别注重具体的空间场景，因为“民国及其复杂的空间分布恰恰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基础”[8]15，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即是李怡后来在这一问题上不断深化地对“国家历史情态”，以及文学的“民国机制”的阐发。“民国文学”之所以能够获得众多研究者的赞同，是因为它不仅关注文学史研究中的“时间维度”，而且给予“空间维度”一定的重视。他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发掘，以及对“空间维度”下具体问题的分析，进而指向一种更为复杂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理解，由此破除了一直以来作为宏大叙事的“现代性”的桎梏与束缚，并有力回应了海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的“迷思”。受此启发，周维东提出了“文学史的‘空间’转向”这一命题，并指出关键之处是两点:
首先，在“寻找未完成的现代性”中，“现代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单一的宏大叙事，而是包含着差异的具体实践，“现代”的总体性只是代表一种进步的倾向，而不在于某种具体所指。在这种“现代性”视野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只是若干“现代性”实践中的一种，并不存在所谓“主流—支流”“中心—边缘”的说法，“未完成的现代性”获得一个广阔的展示空间。其次，“民国文学”是一种“空间化”的文学史结构，便于展示历史的丰富性。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局限性，在于它是一种线性的文学史结构，在这种文学史结构中，历史的丰富性能够得到一定的揭示，但它必然会有所偏重和选择，形成“主流—支流”“中心—边缘”的存在，对于那些“支流”或“边缘”，文学史很难给予充分的关注。空间化的文学史研究则不同，它注重的是历史的宽度，将同一时期文学纳入同一平台，侧重考察其中的横向关系，在这种结构下，线性文学史被忽略的部分将被照亮。[9]22-23
周维东此处显然借用了列斐伏尔的“差异空间”概念，并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性的“空间转向”这一理论视域下，重点关注“差异的具体实践”，通过一种“空间化”的文学史结构与“横向关系”的考察，改变以往“以西方现代文学为标准来参照中国现代文学”的以“时间维度”为唯一准绳的线性研究范式，将中国现代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空间”[9]68，从而展现出“历史的丰富性”，改变以往关于“现代性”的单向度、本质化理解。
这种对单一现代性的质疑，以及对“空间维度”下“差异的具体实践”的重视，其实在日本学者酒井直树那里说得更为全面、深入。酒井直树现任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是后殖民理论与解构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其被广泛阅读的《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一文中，他对“欧洲中心论”主导下的普遍主义和站在非西方的位置发言而生成的特殊主义进行了双重解构与批判，指出“无论是西方或非西方的论述，率皆采取了某种未曾言明的立场，此即它们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而且这两种立场“相互强化，彼此补充而从未真正有所冲突”，“交互背书，以此隐藏各自的缺陷;二者紧密挂连，共谋成事”[10]。西方所代表的普遍主义，“正是西方在全球取得支配的直接效应。只要西方的支配存在一天，西方表征现代世界之无所不在的普遍性也就继续一天，而东亚也就将其民族与传统排除在普遍性之外”[10];而东方，尤其是日本所代表的特殊主义，事实上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普遍主义。由此，酒井直树指出，日本对于西方的反叛，事实上是一种追随，是一种对“现代化道路的意志”[10]的追随，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酒井直树同时展开了对西方和日本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与模式的双重批判。酒井直树于1998年发表该文，当时正值20世纪末期，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已逐步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与轨道之中，并开始展露出各种社会矛盾。后现代与解构主义思潮的引入，为反思现代化及其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向度。正是在此历史与思想语境下，很多研究者开始重视酒井直树的理论“洞见”，并将之运用到对现代性叙事作为一种“话语装置”的反思与批判性思考之中，从而深刻反思了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本质化”特征。酒井直树的理论重点在于，深刻指出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一时间上的纪年性顺序，其实与“世界的地缘政治的格局”难以截然分开这一事实[10]，并质疑了基于地缘政治主导而形成的时间意义下历史叙事的有效性问题，即通过对“时间意识”的有效操控，将时间作为串联起“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重要线索，从而使历史叙述不仅合法化，而且呈现出“元叙事”的特点。其理论贡献在于，他打破了“时间意识”作为历史叙事最高法则的顽固性，并且指出其可能达到的限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续现代文学研究者开始重新反思一系列既成的文学史观念，如“20世纪中国文学”中对于“时间意识”的高度重视，并进而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李怡、周维东等人关于“民国文学”的研究，也可以纳入这一学术脉络之中。
不过，对单一现代性的质疑，并非是酒井直树一文的精要所在。它的真正价值在于，他将日本的现代性问题以及连带的东亚现代性问题，放置在一个更为宏阔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并以“国际的差异”和“空间性的范畴”，不仅打破了直线式的、进化论式的历史叙事，而且推翻了依赖于“时间意识”和“中心意识”形成的“一元史观”。他指出:“历史不光是时间性或者纪年性的，它也是空间性和相对性的(relational)……就世界历史来说，历史不可能完全按照来自同一个历史本身的范畴(term)被理解;世界从根本上是一个充满着异质性和诸多他体的领域，所以一元历史应付不了世界历史所认识到的世界。”[10]酒井直树当然是基于解构主义的思路，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心主义”的迷雾，但也极容易陷入历史叙述“碎片化”的泥淖。不过他对基于“历史同一性”的一元史观的反叛，以及“他者性的契机”，也即“异质性和诸多他体的领域”的重新探讨，使我们真正注意到了异质性空间范畴的存在。尤为重要的是，他认为，这些“空间性范畴”事实上处于一种“互相作用”的关系之中，并由这种关系，导向一种由“时间和空间的综合，而且是国际化的”新的历史观。[10]这种新的历史观的形成，一方面引入了历史叙事中的“空间视野”，并且与“时间视野”一起，构成了历史生成与理解的两个基本维度;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将这种“空间视野”关系化，通过互相作用的“空间”及其关系的生产，导向一种更为复杂、立体、动态的多元历史观，而非仅限于对“单一现代性”的质疑。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酒井直树的理论内涵表现出远为阔大的一面，并暗合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性的“空间转向”这一理论视野。我们可以在李怡、周维东等人借用列斐伏尔“差异空间”概念的基础上，继续重新讨论空间问题，并仍旧从列斐伏尔开始。
列斐伏尔可以说是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是“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生产批判的发起者和主要代表”[11]54，日常生活批判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他早期的三卷本《日常生活批判》之中，其“空间生产”理论主要集中于后期写作的《空间的生产》《空间与政治》《都市革命》等著作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西方发达社会开始进入空间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也“形成了社会批判研究的‘空间转向’”[11]1。在这一“空间转向”的过程中，列斐伏尔是其中的关键性人物。他在“空间生产”方面的理论贡献之一是改变了，自康德以来的近代空间观，实现了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的生产”的转变。他把前者定义为“绝对空间生产”，将后者定义为“抽象空间生产”。他认为，“绝对空间的起源……是一个碎片的田园生活的空间，是一个被农民，或者被游牧民，或者被半游牧的田园主义者命名开发的一系列场所”[12]235，是原始的、自然的、物质的;而“空间生产”的生成结构与逻辑，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已经实现了“从空间中的事物转向实际上的空间的生产”[12]36，即“抽象空间生产”。——论文作者：朱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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