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精采的史学评论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和刘知几的《史通》不断被视作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对史学贡献最大的著作。他35岁起头撰写此书，并立下要“成一家之言”的雄伟方针。此书分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门。此中《浙东学术》一篇，成于逝世前一年。可见该书撰述几乎历30年之久。严酷地说，直到逝世，全书并未完成，像很主要的《圆通》、《春秋》等篇，虽早有打算，终未撰成。而今天人们看到的也仅是表里两篇。因为该书无严酷义例，而全书在作者生前既未最初定稿，又未排定篇目，为后人留下难题。作者生前曾讲过，想在归天前对本人著作加以拾掇，最初审录定稿，但未能如愿，临终前数月，只得将全数文稿委托朋友王炎代为校定。现今传播的刘氏嘉业堂刻《章氏》，就是根据王氏所编之目加以补订发行的。章氏次子华绂对此书编排并不合错误劲，所以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开封另行编印了“大梁本”《文史通义》，并在序中说，王氏所编之目并不合适其先人之意。后来传播的《文史通义》，次要就是《章氏》本和“大梁本”两种，而当前者传播最广。
《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批评古今学术的著作。它不只是史学场地里的奇葩，并且也是文学场地里不成多得的佳作。此书要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品藻流别，进而会商笔削大旨，故皆用回嘴评论的体裁为写作方式，而其核心则偏重于史。因为它是“文”“史”通义，分析会商文史理论问题，因此其内容就不像《史通》次要论史，《文心雕龙》次要论文那么单一。除部门篇目是别离阐述文史外，很多多少都是文史兼论。所以要严酷划分哪些是特地论文，哪些是特地论史，是比力坚苦的。现实上除评论文史之外，还有很多篇属于哲学范围，反映作者对客观世界的见地。正由于全书内容比力错乱，因此有的学者把它看作是一部学术史，这是不太切当的。
章学诚在学术贡献上最能表现其“成一家之言”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上的冲破，二是方志学的奠定，三是校雠学的系统与完美。而一二两风雅面的内容则全在《文史通义》之中。他那丰硕的史学理论，在很多方面都确实做到了后发先至，而这很多方面也确实都跨越了刘知几。起首注重史义的研究，并从理论上强调其主要性，这在古代史家傍边章学诚是第一人。孔子作《春秋》，记齐桓、晋文争霸之事，通过现实表现孔子的概念和目标。孔子也曾讲过通过史现实现史义，但并未作理论上的阐述。精采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的阐述重点则是汗青编纂学的史学方，因此理论上阐述史义的主要性便落在章氏身上。正如他本人所言：“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作。”（《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家信》二）他所以要注重史义，是由于“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同内篇五《史德》）他认为事是对汗青现实的记录，文则是概念与现实的表示形式，而概念又是反映作史者的主意与立场，因而，“史义”的主要就可想而知了。史家编写汗青，必需用明白的概念记录汗青，总结经验。
其次，提出史家必需具备史德，刘知几提出良史必备才、学、识三长，千百年来不断成为权衡优良史家尺度，章氏在《史德》篇中对此起首加以必定，又指出按照他的研究，单具“三长”还不足以称良史，作为史家，还必需具备“史德”。什么是“史德”？就是著书者术，指史家作史，可否于客观现实，做到“必书，务求”的一种道德。他说：“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克不及不籍人力以成之”，“故曰心术不成不慎也。”（同内篇五《史德》）出格是“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要求把我国古代史学范畴“据事直书”保守成长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精采思惟，恰是对从古到今汗青经验的大总结。
第三，对“六经皆史”思惟的大阐扬。“六经皆史”说不是章氏起首提出，但他对这一思惟阐扬得最全面、最完全。他指出《六经》本来也都是先王平全国的事理，何况古代并无经史之分，把六部著作推上崇高宝座，那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当前之事，从此《六经》就成为封建者人民的思惟根本。
第四，为我国方志学奠定。该书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论文。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获得清的重用。因而他把本人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终身勾当中拥有相当主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成立的极关主要人物。梁启超把他誉为我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80年代全国修志高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看成发蒙理论进修，《文史通义》也成为非谈不成、非读不可的抢手了。
但该书内容错乱，布局败坏，又贫乏核心议题，各篇之间能够说互不联系关系，这也许是由于作者终身糊口极不安靖，全数著作几乎都写于“车尘马足之间”的来由。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lunwencheng.com/lunwen/wyi/4103.html
